“中國新型城鎮化學術論壇暨2013年春季城市建設論壇”于2013年4月22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中國新型城鎮化學術論壇暨2013年春季城市建設論壇”于2013年4月22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

　　以下為演講實錄：

　　陳玉宇：臺灣的李宗盛有一句歌詞叫做“愛情它是個難題”，我準備發言的時候發現城市化是一個難題，我今天準備給大家講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內容是回答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階段以及它所處的當前的中國和國際的三大矛盾；第二部分內容是回答中國當前的城市發展中所形成和積累的五大問題，回答了這兩塊內容之后，我們就應該有政策建議，但是我發現我沒有什么政策建議，作為學者我只能夠就前面這兩部分內容把我自己及我的國際、國內的同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介紹給你。這些認識有的比較迂闊，對于你的現實工作沒那么大幫助，只能起一點啟發的作用。

　　中國當前處在經濟轉型中，中國城市發展繼承了很多計劃經濟和命令經濟的色彩，從而使得我們得出結論，在下一步的城市化過程當中應該轉變這種政府主導的城市化，變成更加發揮市場力量的、由市場力量主導的城市化，政府只是一個引導的作用。在稍微具體一點的改革的體制上，中國城市的行政層級結構的改革是決定城市化是一個健康的發展過程還是將會是一場麻煩和災難的關鍵點，中國的城市化應該做到行政層級權利與城市的治理權利相分離，就是我這一個小鎮管理城市的功能和一個1000萬部級城市管理的職能是一樣的，這兩者必須分離，可是現在沒有分離。

　　表現的特點就是這么多人討論城鎮化，我跟原來國家機關各級當中的朋友談話，他們能夠說的問題就是在等待，鎮長在等待、處級干部的縣長在等待，地級干部的市長在等待，省長也在等待，等待著所謂的有更聰明的偉人來做出決策，這不是胡扯嗎？

　　中國現在處在什么樣的階段？第一個階段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是9000多美元了，這是世界銀行[微博]給出來的數據，按照過去三年的名義匯率的計算也有6100美元了，是標準的中等收入國家，相當于韓國1986年的水平，無論是用購買力平價還是用名義匯率平價，相當于日本1963年的水平。

　　第二個中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農業占GDP的比重是10%，相當于韓國1985年的水平，相當于日本1956年的水平。

　　第三個城市化水平稍微弱一些，相當于韓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相當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這就是簡單化表面現象的比較。本質上的比較，中國現在的第一個矛盾就是經濟轉型的矛盾，這個大家提了很久，這個經濟轉型的矛盾我強調的跟別人不一樣，從貧困國家1000美元以下發展到3000美元以上，這叫超越貧困陷阱，你所需要具備的條件很簡單，政治穩定、發揮市場的力量，讓資源、勞動力從低效率部門轉移到高效率部門，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制造業部門，無論是簡單的還是復雜的制造業，然后政府能夠發揮一些作用，比如說做基礎設施建設等等，你就能夠完成從貧困陷阱到中等收入的轉變。

　　雖然這么簡單，但是世界上能夠完成這個的也并不是特別多，中國終于在過去的三十年完成了。

　　進入到中等收入之后，按照經濟學家這樣一個粗糙的理論，你就是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長驅直入進入富裕國家的俱樂部，你從五六千美元，經過十幾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努力能否進入以當前的購買力衡量兩三萬美元國家的組織、這個俱樂部。依賴于兩點，產業的技術升級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在第一階段勞動生產力那么多的情況下、不提高的情況下，你可以雇傭更多的工人、你可以雇傭更多的從農村來的閑置勞動力來擴張生產規模，但是到了今天這個階段，你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每個工人能夠生產多少？做不到這一點，現在倒逼我們的力量，不是我們的經濟學家遠見卓識說我們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中央領導號召我們這么做，而是中國的工資已經進入到長期持續提高的階段，我們的勞動力總人數從明年最差的預測、從后年總人數開始降低，也就是說我們從中等收入階段已經進入到勞動力工資將會持續上升的過程，我們的企業家們城鎮化過程只有能夠提升技術，造就勞動生產力的提升，才能夠迎接工資提高的需要，如果我們不能造就、不能這么轉換，我們的工資提高就會停止，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大矛盾，是倒推來的，我們的工資已經走到這一步了，企業家不應該再迷信說政府有一天出臺政策可以使得你面臨的要素成本降低，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要面臨的問題是沒有效率的企業、沒有成長空間的企業不得不關閉、不得不轉移到東南亞去、不得不轉移到西部的地區去，這個空間其實很小。高效率的、能夠支付得起高工資的企業才會成長。馬歇爾在100年前舉了一個例子，最近經濟學家很樂意舉，就是跳出貧困陷阱的時候你栽了一片松樹林，很旺盛，野蠻生產，但是松樹林的基因和種子就是擰擰巴巴的長十米高，你現在要變成二十米高的一片森林，你需要換紅杉木的種子，你得砍掉原來的樹，這叫創造性毀滅，這是很挑戰的問題。

　　第二個中國現在正在面臨的問題，全球的技術基本形態發生了變化，上個世紀初的時候汽車技術、電力技術大約從創造出來到進入市場到飽和經歷60年—70年的時間，二戰以后電視、電冰箱這些技術從創造出來進入市場到飽和大約是30年的時間，現在互聯網、手機、新能源等等新技術從創造出來到進入市場、到飽和是10年時間，外部全球性的技術變化要求我們當前無論是城鎮化還是產業結構變換必須注意的問題，這個問題難以解決，我們正在粗放的造了很多城市，歐洲在開始做準備第三次工業革命，造智慧城市和新能源城市，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第二個大的挑戰。

　　第三個大的挑戰和矛盾是我們自己造就的，我們的城市化滯后，剛才的演講嘉賓說了52%也好、35%也好的城市化，我們還有大量農業等待的城市化，可是我們已經城市化的部分又形成了新的二元結構和城市里面的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產業結構上的問題。我們的城市也有一個城市結構，就是城市結構不合理，我們的城市需要更新換代，這就是當前面臨的老問題沒解決，新問題又產生，這三大矛盾其實確實是構成一個難題。

　　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國面臨的城市化的五大問題，第一大問題城市化在中國增長速度慢，城市化率低，城市化本來的核心是市場力量追逐積聚帶來的利益，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那么中國在放手讓市場力量追逐，經濟資源、經濟活動和人口積聚帶來的好處方面做得很差，全球二戰以后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也就是說從百分之二三十的城市人口變成百分之七十以上，大約四十個國家，這四十個國家在二戰后迅速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當中，城市人口增長率平均速度是5%—6%，中國只有北、上、廣、深城市人口增長速度超過5%—6%，三十年來大部分城市總體的城市人口的增長率只有3%，是慢于二戰之后這四十個國家的基本速度的，這是城市增長速度慢。

　　城市化率低剛才嘉賓講過了，我就不說了，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城市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城市的資源配置方式在中國沒有做好表現為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中國城市的大中小結構有問題，城市的最優規模沒有得以實現，什么力量決定了城市規模？是兩個相反的力量：第一個力量是大家湊在一塊互相學習生產力會提高，這是好處，湊的人越多越好，所以每一個城市其實本質上會追逐這個地方人口擴展，會帶來繁榮，從歷史上到今天每一個時代都是一樣的，只有在計劃經濟下不是一樣的，在計劃經濟下要涉及到財政負擔問題，沒有一個市長樂意讓我這個地方人口越多越好，但是這是錯的，積聚化會帶來效率的提高，相反的力量是什么呢？集聚的人太多了，城市管理和技術手段跟不上的話會帶來擁擠，通勤時間長、低價高、生活成本高，這是壞處。好處和壞處的平衡決定了一個城市的最優規模，在這樣的理論下西方的經濟學家布朗大學的一個教授做了測算，中國的地級市如果把規模擴大一倍，生產率會提高三分之一，不需要任何技術進步和別的方面，只是因為積聚效應，他的結論是中國100萬—1000萬、尤其是300萬—1000萬人口的城市數量太少，居住的人口比例太少，他是怎么比的呢？有沒有什么神奇之處？比如說你這個國家居住在12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跟居住在300萬—1000萬之間相比，全球的平均水平是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你有三個10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那你就應該有九個300萬—10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但是中國的比例是多少呢？不到10%，也就是說類似這樣的比例，告訴你中國300萬—1000萬能夠充分發揮積聚效應的城市太少了，還要增加一半。那哪個城市太多了呢？10萬—100萬這個區間的中國的人口城市太多了，這就是結論。第一個表現就是大中小結構的城市不合理，超大城市1000萬以上的代表了一個國家的領頭羊的作用，高端服務業、高端制造業、研發、金融都集中在這，當制造業標準化就要從這樣的大城市擴散到300萬、1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這是基本的規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存在著天下最臭的城市結構。

　　第二個表現城市的產業結構有問題，舉一個例子，三位數的制造業產業一共也就100多種，寧波基本上占了90%，寧波并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所有寧波水平的城市都能夠生產全部的制造業當中的各個門類，沒有專業化分工，底特律的問題也許是專業化分工過頭了，但是我們沒有專業化分工，沒有專業化分工你的規模經濟就出不來，積聚效應也出不來，這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產業結構中增長模式轉變的問題跟城市的產業結構是聯系在一起的，城市只有具備了一定的規模，而且還制定了一定的專業一點的、重點一點的產業的積聚，形成各為特色的城市就是能夠造就重新配置資源、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根本途徑。

　　中國在這方面當前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你想一下，因為城市有層級結構，大城市享有的無論哪方面的經濟方面的權利大于低等城市，就算經濟規律要求大城市的一些制造業產業應該向更低一級的城市轉移，但是因為行政權利和經濟權利的約束，使得包括稅收上的激勵、使得大家不愿意完成這個轉移，也就是說這個增長模式的轉換也受到了阻力。

　　第四大問題是城鄉差異問題，城鄉差異問題就是一個老問題，也是新問題，我現在給你提出兩個數據你就知道了，第一個數據中國的城鄉差異是兩倍半，韓國1995年的城鄉收入差距是1：1，臺灣2000年城市收入是農村收入的20%，是怎么做到的？韓國從1975年到2005年的30年時間，農村人口下降了85%，耕地下降了40%，但是總的農業產量上升了70%，這就跟咱們第一個嘉賓說的這取決于農村的提升勞動生產力單位產量的努力，中國做好了這個準備沒有？也不見得。

　　中國的條件是不是就使得我們不容易做到削減城鄉差異呢？印度農村地區勞動力50%的人不識字，巴西城市化比我們做得好、比我們的深度和廣度都要強，巴西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齡是四年，中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齡是七年，中國有全世界最優秀的、素質最好的、人力資源最好的勞動力家庭等待著被城市化，所以說原因在哪？這就是第四個大問題。

　　第五個大問題城市的治理結構有問題，觀察一下剛才所說的這一切城市的最優規模也好、產業格局城市規模的結構都受制于市場力量來決定，你破壞了這個市場力量，你就做不到這一點，那城市治理在中國最破壞市場力量的是什么呢？就是城市的層級結構，我們有部級城市，我們也有鎮級和科級城市，我們的東莞、我們的浙江地區科級城市好幾十萬人口，它能夠擁有的管理、治理這個城市的經濟權利幾乎沒有，這就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這個城市治理結構擁有的權利主要是使得資源在不同城市之間的配置不是向著優化方面走，而是向著劣化的方面走，這是中國面臨的問題。

　　中國的城市積聚，中國的城市需要勞動力，不需要人口，這是非常短視的一種行為，為什么短視呢？這和城市治理當中的稅收和財政的權利安排也有關系，你想象一下歐美的城市有市議會，在管理和治理該城市的經濟權利方面，一個10萬人口或者5萬人口的小鎮跟紐約市擁有差不多相同的權利，在中國不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該怎么解決？

　　我想講的一個小例子就是我從來沒去過無錫，雖然它是那么美好的一個地方，在我印象中非常好，我最近去了，去了之后我就發現我的愚蠢，我做城市化研究雖然不多，但是號稱對中國600多個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對無錫恰恰忽視了，我想當然的認為無錫現在應該是一個人口600萬—800萬的小都市級的城市，結果我去了之后發現權市人口400萬，城市居住人口不足200萬，從任何理由來看無錫都應該成為一個800萬人口的城市，這和我前面講的是有關系的，跟無錫的很多官員聊天，我說你同不同意一個觀點？如果這個城市是你的，你關心這個城市，無錫如果變成一個500萬人口的城市，已有的市民將從中受益巨大，新來的市民找到新的機會也受益巨大，這是一件對任何人都好的事情，你同意嗎？他說我同意，他說為什么不吸引人口？我吸引人口對我有什么好處呢？

　　這就是經濟地圖，山峰的高度代表著這個地方每平方公里上生產多少GDP，我們把這個圖所展現的地區不平衡跟真正的地區不平衡混淆一談，我們認為經濟活動過多的積聚在南部沿海、長三角、環渤海和幾個中心城市，這是不對的，這也許就是歷史的規律。

　　這是美國，美國有山峰的地方集中了美國80%的人口和90%的GDP。

　　這是日本，這兩個山峰的地方集中了日本70%多的GDP，60%多的人口。

　　這是德國、這是英國。

　　經濟發展的過程是兩個過程，在產業結構上就是從農業而制造業、從制造業而服務業的過程，所以韓國今天的服務業占到60%多，日本是70%，美國是80%，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到服務業。

　　經濟發展過程的第二句話就是經濟活動和人口在地理空間上越來越集中到少數幾個地區去，中國的積聚已經現出雛形來了，這個積聚就是這個樣子，中國有28個城市體系，這個城市體系的定義另說，但是我要告訴你經濟地理專家的研究表明，這28個城市體系在南宋時代基本形成，也就是說我們的城市集聚如何在現有基礎上能夠消除命令型的城市發展，讓自由市場的力量在這個推擁下完成人口的轉移、完成工作的創造、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變化，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起一個引導和服務的作用，如果我們能轉到這一點，我們即將要完成的事業就是一件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情。我們在過去的十幾年、二十年時間我們提到了2.5億農民工，有1.5億是跨地區流動的，這1.5億農民工已經半拉子完成了城市化，他們帶了家屬的只占10%，你想想我們政府應該準備或者將要提供的公共服務有多大？我們按照這些經濟學家對未來的猜測，他對我們中國夢的猜測基本上是樂觀的，他認為你在30年差不多可以繼續走完從1986年到今天韓國走的路，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在30年后，中國的14億人口有11億在城市地區，只不過是配置在怎樣的城市、怎樣規模的城市，中國的城市會形成怎樣的產業結構？所有這一切都依賴于市場力量。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我們必須把命令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革除命，把它變成以市場力量主導、革除城市的層級結構，把城市的行政權利與城市的治理權利相分離，來完成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很迂闊，對解決現實問題可能只有一點點啟發性，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