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中國企業家》雜志

　　不同于西方基于長期戰略提出的“軟實力”，杜維明認為，中國的文化重建，需要立足于當下人人心中的擔憂。這是“文化自覺”，也是傳統重建的契機

　　2010年在自己的哈佛大學退休報告會上，教授杜維明被學者王德威打趣地告誡：“小心被harmonized”。打趣的典故是，杜維明退休后的計劃是返回中國，在北京大學的高等人文研究院任職，傳播他所推崇的現代新儒家思想。

　　他稱自己為“一個五四精神的繼承者”，關注傳統文化如何與中國現代化接軌。1980年代起，杜維明便是中國文化學術圈里的紅人。當時，思想解放、中西碰撞是中國社會具有時代特征的深刻景觀，杜維明攜著他對儒學現代化的研究往返于中美之間，為很多人卸下思想上的負擔與誤解，啟發了人們對西方、儒家、傳統的再思考。進入1990年代后，中國一頭扎入經濟建設，除了商人與商業，其他人士在其它方面的諸多訴求與幻想皆主動被動破滅，類似杜維明的人與聲音，似也一度淡出中國。但，沒有精神依托的人與社會，終將惶惶如喪家之犬。20年過去，中國社會又到了一個必須盤整文化、在精神上再度出發的時候。

　　今年將滿72歲的杜維明，看上去只有五六十歲的年紀，現為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長江商學院名譽教授、長江人文委員會主席。

　　中國經濟的發展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今天的中國社會似乎又充滿怨氣，你作為一個外部觀察者與文化學者，怎么看中國當下內外面臨的一些困境？

　　杜維明：中國外部環境有陷入孤立的趨勢，讓我們感到憂心如焚。特別是美國，幾乎對中國形成圍堵。有些問題是中國自己造成的。舉個例子，據我了解，5年、10年前的日本民眾對于中國，80%的認同是正面的；后來出了毒餃子問題，自那之后，日本人對中國的認同率就下降，現在到了29%。而日本對美國的信賴度超過89%。假如我是一個日本領袖，我不會向中國傾斜，因為民意對中美兩國的認同差距太大了。

　　美國現在不僅進入東盟，還加了一個澳大利亞。但是從長遠來看，我不太相信“圍堵”是美國長遠的策略，這背后可能有它競選的原因，有共和黨、勞工、金融風暴壓力問題，它自己內部是千瘡百孔。美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如亨廷頓說，它一直要找到一個敵人(來對標)。在“二戰”時，敵人很明顯，二戰后，一開始是俄國，后來是日本，現在則是中國。亨廷頓說美國有近憂與遠慮，近憂就是伊斯蘭文化，遠慮就是儒家文化圈，以中國為首，東亞包括在內。我懷疑美國現在的外交受亨廷頓影響。

　　內部最大的問題，是這個社會的誠信底線守不住，這恰恰是傳統文化沒有起作用，有人說這是兩千年的專制所致，完全是瞎說！你看現在從北京到南方任何一個城市，每個地方都貼著勸人為善、有道德、要和諧的標語，這說明什么呢？

　　兩千年文化的流失，是怎么發生的？

　　杜維明：傳統的崩潰是慢慢來的。鴉片戰爭以后，先是軍事的崩潰，接著到工業、到政治組織、再到社會風氣，最后一道防線是文化認同。標志事件就是“五四”。今天小學生誰不知道魯迅，不知道阿Q？但有誰知道王陽明和朱熹？“五四”之后，一部分中國人把中國最糟粕的東西與西方最精華的東西相比。但我對這些人不僅不批判，反而認為他們做了很大貢獻，因為這些人是強烈的愛國主義，另外它是有策略的。它的策略是讓中國人為了救國，必須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興起靠的就是這個力量。“五四”時沒人知道馬克思，只知道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經驗論，講的是自由與人權，科學與民主，后來為什么在那么短時間內，大家突然都認同馬克思？因為前蘇聯的革命成功。蘇聯革命成功似乎意味著：那是最先進的西方思想，又是最反西方的思想，前者滿足了我們對傳統的反叛，后者滿足了我們打倒帝國主義的愿望。但當時對傳統的心態不對。

　　人們說“改革開放30年”，我不太接受這說法，我認為真正的經濟發展，是在1992年以后、鄧小平南巡以后。前面十多年的改革逐漸形成極端的西化。

　　所以你認為最近一百多年來國人對傳統的無視與反叛，是當下我們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杜維明：這么說吧，中國一百多年來，“救亡圖存”動力非常大，從老百姓到政府，都是這樣。在“文革”的時候，大家把這股勁全放在政治上。改革開放后，上上下下全部力量又放在經濟上，一切向錢看。市場在很短時間內起來。你去北京大學，要間教室做什么，都要收費，在國際上有這樣的嗎？美國是商業社會，但哈佛哪個教室都可以借。傳統漢語里的“經濟”是經世濟民，現在變成economics。就算創造economics這門學科的主人——亞當·斯密——有人到他的墓地，他給自己的評語是“這里埋葬的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他引以為豪的是自己創建了一個道德哲學，而不是經濟學。

　　中國在向外學的時候，出了幾個大問題。第一個是心情太急迫，通過盡量貶低儒家向西方學習，徹底要摧毀儒家所謂的封建傳統，把儒家糟蹋成“阿Q祥林嫂小農經濟封建家族加權威政治”，西方就是自由民主人權，好得不得了。這對西方完全是過分的夸贊。我1962年到美國時，黑白種族問題其實都沒解決。再一個問題是，斗爭哲學延續下來，導致我們今天不是一個祥和的社會。我在路上跟人說“您好”，他會覺得很緊張。儒家要求的溫良恭儉讓品質，現在大家都覺得這不健康；說誰是一個好人，他馬上反應“你不要罵我”。一個民族本來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結果鴉片戰爭后，每十年都迎來變化，這個頻率太高，以至于傳統文明最終崩潰。

　　你對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里存在發展的信心何來？

　　杜維明：上面說到亨廷頓。我跟亨廷頓很熟，他快去世時我們還在一起討論，他說如果文明有所沖突，那么對話有所必要。這是我跟他的共識。亨廷頓說，儒家可能有權威主義傾向，這毫無疑問，但儒家其實有強烈的民本思想，如果外在條件有所改變，儒家社會走向民主，也有可能，這跟基督教社會走向民主沒有差別。儒家的人格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里，遠遠要比在一個專制權威社會里發展得要好。因為儒家講“人的全面發展”，如果人全面發展，就需要自由、理性、法治、人權、隱私權與個人尊嚴。儒家本身有很多豐厚的價值，西方價值體系反而對一些東西是照顧不夠的。現在開始，整個美國的制度和價值取向都在改，對很多事情都在Re-thinking，覺得核心價值還不夠。

　　目前來看，重建傳統的可能性有多大？

　　杜維明：很大。燃眉之急的問題就是發展文化。我不喜歡“軟實力”這個詞，我寧可說“文化的魅力”。軟實力這詞是西方提出來的，是它們深刻、長期的戰略考慮，并不只是好萊塢，不止麥當娜，不止硅谷，不是那么簡單。內地現在一個學術項目，50萬元人民幣，三年，那么多人分，高興得不得了。美國的學術研究投入，說出來嚇人，隨便一個什么項目，初期先給20萬美金。德國一個漢學項目，六年，撥款1000萬歐元。這是人家在發展它的文化魅力。而我們在做什么呢，我們花成千萬的錢在紐約廣場搞一個標語、找游說公司通過媒體發表幾篇文章，自認為在建設“軟實力”，這是無知。

　　我之所以說重建可能性很大，是因為中國現在有了“文化自覺”。如果大家不憂心如焚，肯定完蛋，現在人人都憂心，這就是契機。現在有沒有人說儒家要打倒？以前只有少數精英說不能打倒。1985年我在北大講儒家哲學，當時有興趣的人很多，但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認同，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后來有人告訴我，在我之前，只有梁漱溟在這講過這課，而那是1923年，所以你看從1923年到1985年，斷了這么多年。

　　中國的希望在哪里呢？就是政府、媒體、企業、學術各方面融合，慢慢形成一個機制，在政策出臺之前就對政策進行討論。有兩條路通向民主：一個是選舉和輪流坐莊，熊彼得與亨廷頓都是這么來理解民主；另外一個叫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如果政府能對大家的討論與觀點做出回應，這也可以通往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