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中國隨即開始了劃時代的改革開放，福建省和廣東省成為全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省份。此刻，在香港，一個民族崛起的中國夢已經在一位香港富商心中醞釀了許久。這個出身貧苦的“資本家”就是霍英東，一個地道的廣州番禺人。

　　霍英東早已切身體會了“租界”和“落后”的含義，這個酒店大亨渴望通過一個他有能力控制的企業，來推動國家的改革。

　　對外開放后，往來廣州的客商日益增加，計劃經濟體制遺傳下來的廣州酒店業卻仍然停留在“招待所中國”的階段。由于賓館奇缺，許多來廣州投資的外商只能住在酒樓，撤掉桌子，直接鋪床過夜。

　　幾乎是在提出改革開放的同時，鄧小平就說，要在全國幾大城市建立幾個國際水準的旅游飯店。霍英東是合作的第一個人選。

　　從1978年夏天向霍英東提出意向開始，經歷了10個月無數次的會議和文書往來后，國務院終于正式批準立項建造廣州白天鵝賓館。

　　霍英東常說：“人家看你是不是改革開放、有沒有與國際接軌，首先看你的賓館。在過去，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賓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賓館連味道都不一樣。”

　　從誕生之日起，“白天鵝”就注定不是一筆賺錢生意，而是一個愛國商人中國夢的載體。

　　“白天鵝”的選址并非一開始就在沙面。廣州市規劃局起初給霍英東提供了三個地方：現在廣州中國大酒店、廣州花園酒店所在的位置和沙面。霍英東清楚地知道沙面的過去——殖民地租界。正是因為英美商人對這塊土地十分熟悉，霍英東才更加希望在這里建造一座高級酒店，他相信這樣“能長民族志氣”。

　　對于一個在屈辱和封閉中沉寂了一百多年的國度來說，在上面憑空建起一座足以令人自豪的現代化酒店談何容易。“白天鵝”的成長，始終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困難。

　　“白天鵝”是霍英東“逼”出來的。在他眼中，困難不在于物資的匱乏，而是施工單位效率的低下。

　　“白天鵝”試營業那天，原本計劃招待的只有兩桌四菜一湯，結果來參加開業慶典的人臨時增加到21桌九菜一湯，霍英東親自督陣，整個“白天鵝”的工作人員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終于做到了令客人滿意。

　　那場晚宴結束后，霍英東對工作人員說：“我不要你們做一個賺錢的酒店，而是要你們做一間好的酒店，做一間能夠在改革開放中起到窗口作用的酒店。”

　　為了實現自己的夙愿，霍英東在白天鵝賓館提出了“三自方針”：自己設計、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白天鵝”從成立開始，自始至終都沒有請過一個外籍管理人員。每年，他都讓自己的兒子和兒媳親自陪酒店經理到世界各地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美食，并且把“白天鵝”一百多位部門級別以上的主管送到東南亞培訓。所有費用，都是霍英東自掏腰包，沒動用過“白天鵝”的一分錢。

　　“白天鵝”剛剛開門營業的時候，霍英東主張“四門大開”，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進出。當時，很多管理人員都反對，他們擔心會造成“白天鵝”的混亂，影響到外國客人。但在霍英東的堅持下，“白天鵝”對所有公眾開放。對于好奇的市民來說，“白天鵝”是一個新鮮的“景點”。果然，開業那天有很多人涌進了賓館，大堂的鞋子撿了幾筐，洗手間每天用衛生紙200卷。不過，他說服員工：“我搞這個賓館，就是要讓中國的老白姓來看看，今后的生活會變好，‘白天鵝’地處沙面這個地方，本來就是租界、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方，如果再建個賓館，不讓老百姓進來，說不過去。”

　　今天，“白天鵝”已經真正成了一個著名景點和城市地標。在那個特殊年代，霍英東所改變、所打破的體制和思想枷鎖，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已經變得稀松平常。“一個酒店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改變”，霍英東的夢想變成了現實。

　　霍英東先生已經去世了，但他留在“白天鵝”、留在沙面、留在廣州、留在中國的觀念與精神，已經超越了時代。

　　（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