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三屆年會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以下為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做大做強國企改革”的真實含義分論壇部分發言實錄。

　　秦暉：我也跟文魁一樣，如果從類型分析，而不是從案例分析的角度講，如果講案例問題，的確這兩位都是杰出的國企的企業家，都做得不錯。但是就類型學分析，講國企的弊病不是需要很敏銳的思想能夠看得到的。而且說實在的，揭露國企弊病是我們共產黨走得最遠的。

19年前是怎么罵國民黨的國有企業，中華民國的國有企業，大家知道三座大山有一座是官僚資本，它是什么？不是四大家族辦的私營企業，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有企業。但是那個時候共產黨說是萬惡之源，共產黨那個時候對國企和民企的東西有一個說法，叫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就是國進民退。那個時代，共產黨說那是萬物之源。曾經有一次，我都想過，我說民族資本，說實在的，把私營企業看做是民族的資本，共產黨的評價大概是全世界也沒有過的。我當時在臺灣就講過，比如說國立大學是一個說法，但是共產黨的可以這么叫的都是民營的。臺灣大學按照共產黨的定義，就不能叫國家的。我們現在搞經濟體制改革，用不著思想解放，你就把49年以前，我黨的理論都用過來，其實改革不就是要解決所謂的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的問題嗎？講透了就是這么一回事。只不過后來到了49年以后，國營企業換了一塊牌子，一下子從萬惡之源，變化百善之手了。從類型學的角度講，國有部門，尤其是我們這個政治體制下的國有部門，這里我還要講一句，當時共產黨罵國民黨的國有企業，很重要一點不是說國民黨的國有企業中有多少貪污行為，或者是有多少人化公為私，其實他們就是說國有企業是為蔣宋孔陳的獨裁服務的。

　　我記得最近有一個很搞笑的事，有一位很有名的新左派朋友，前些日子突然說，我們要為官僚資本正名，說民國時期的官僚資本非常好，怎么怎么好，做了多少好事。其實他本意是為現在的國有企業說話，但是他說了這番話以后，我感覺很搞笑我說如果是49年以前，你說這個話是左派嗎？肯定就是極右派，所以說這個事情完全是搞顛倒了。我們的改革的確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感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那么簡單的。既然國有企業是有問題的，就把它搞掉就行了，或者說國有企業剛才包括文魁他們講的，比重只要是降下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我對目前我們環境下，提出這樣的指標，是比較質疑的。

　　比如說小勇你提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現在國有企業有一些聲稱他們可以盡更好的社會責任，所以他要在一些領域，比如說食品安全方面，食品安全方面搞不好，國有企業盡社會責任的，所以要揭盤。這個說法是胡說八道，但是我們要駁斥這種說法，反過來就講，國有企業其實不應該盡這些社會責任的，或者說國有企業其實就應該以利潤為指標，或者是以什么為指標，這恐怕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倒覺得，國有企業改革，至少在目前的條件，我現在講的是在目前我們政治結構的條件下，對國企主要的要求不是它的商業化，其實就是要向它進行公共服務的問責，或者是公共責任的問責，你既然是國企了，既然是用國民的錢賺錢的，那你賺的錢當然不能像用私人賺的錢那樣分配，當然要承擔責任。

　　現在我們的問題，不是國有企業已經做得好了，所以它有理由搶占別人的地盤，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國家的體制，一直沒有對國家乃至國家背后的那些企業進行有效問責的機制，使國有企業現在變成一個賺錢機器，而不是一個提供公共服務，或者是為國民利益的，我這里不講國家利益，只講國民利益，為國民利益服務的。而且，其實現在我們的國企，它之所以在經濟學的分析中，好像不應該具有這樣的優勢，但是實際上又好像很有優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它承擔這些東西不就，其實正常的條件下，如果我們要求它承擔這些東西，那很可能它就不可能有那么強的兼并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強的壟斷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強的所謂的優勢。現在很多國企就是商業考慮，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權利支持，講得簡單點，就是用國家的權利，來為某些特殊的利益賺錢，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話講，用公家的雞下個人的蛋，這個事情非常之可怕。所以，目前的情況下，很重要的一點，要強化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而且強化社會責任，現在有一些國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況，說我承擔了什么情況，你作為國企，你承擔責任是應該的，國民根本不應該感恩，這個東西是你的責任，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問責，你做了，并不是你的恩賜。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機制，對國企進行問責，其中包括盈利，當年搞利改稅，從當年來講，有很大的合理性，現在顯然有很大的問題，國企的利潤，憑什么可以在內部人之間進行分配呢？

　　很多人現在都提出國企利潤的走向問題，當然，進一步不光是國企的利潤，還包括國企的資本本身的問題。剛才大家都提到，國企的資本應該是劃撥為社保基金，我感覺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條。這一步真正做到了，即使國企的比重沒有下降，那種憑借政治權利，欺行霸市，與民爭利的能力也會受到很多的制約；現在很多國企，正是該負擔的不負擔，才會有那么強的競爭力。

　　如果從我們國家的改革更深層次考慮，大家知道，我們國家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盡管我們都不太講，但是誰都知道，我們的改革是不能回避政治體制改革的。還有小勇剛才提到了見解，說國企比重比較大的國家都是專制國家。如果從長期經濟處于國家壟斷地位來講，或者有很大的比重是專制國家，這點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但是反過來推，如果是私有經濟占主導的國家，這個就會變革。這個東西不是一個可以成為正反比關系的一個東西。我想整個國企改革，整個先后次序上，的確有這樣的問題，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私有化會出現很多問題，因為往往在這種背景下私有化，公眾的監督能力很差的，而且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

　　盡管國企大比重和專職集權這兩者之間，好像有因果關系，但是因果關系該怎么表述？我感覺是可以商量的。很可能這種因果關系，國家如果運用專制手段來與民爭利，進行壟斷，那就比較容易會提高國企占有的比重，比如說我用強制力量來搞化私為公，就沒收老百姓的財產，很快就會把國企搞得很大，占的比重很高。只要一些條件適合，出現了真正的工會，這個就是沖著政府的。當時的波蘭的統治者，當時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趕快把企業交給自己人，把工會的企業變成私人的企業，政府可以站在這兩者之上。實際上很多東歐國家的老百姓是抵制這個東西的。后來國企改革大規模的推開實際上是在民主化以后。所以，我這里要講一句在2004年，國企改革爭論以后，主要不是影響了上面的決策，我感覺當時的確是對老百姓有很大的不好的影響。像薄熙來這樣的人，他這個人本身不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主張的那一套。本身的合法性有一定的問題，所以我倒感覺，如果從便于中國的現政化的角度來講，在中國的現狀化還沒有起步之前，中國的國企改革，主要還是對國企，國家包括公共服務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