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二十五期)”于2012年12月2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中)、財訊傳媒集團總裁戴小京(左)做客金融博物館讀書會。(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二十五期)”于2012年12月2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中)、財訊傳媒集團總裁戴小京(左)做客金融博物館讀書會。

　　以下為論壇實錄：

　　主持人王巍：感謝大家今天到此，首先祝賀大家，今天是世界末日后的第五天，我們都還在。今天是第25期的讀書會，也是今年最后一期，過去一年半來，25期當中有1.2萬個幸運嘉賓到現場， 同時今天晚上的讀書會幾乎打破了記錄，有超過6000人報名，到場的不到500人，所以祝賀你們。希望大家繼續捧場，讀書豐富人生，我們通過讀書分享其他人的生活，來提升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積極的傳遞正能量，在明年有一個新的氣象。

　　今天的壓軸戲，我們專門請出兩位久負盛名的嘉賓，也是讀書人，我的印象中都是老朋友，但是我要邀請他們，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財經傳媒集團總裁戴小京先生。

　　這兩位應該在他們所在的圈子里都是鼎鼎大名，具有非常強的影響力。戴小京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他旗下有20多本雜志，最著名的《財經》雜志就是他們作為出品人，在中國的影響力很大。周其仁教授大家很熟悉了，是這一位學者。今天我們到這兒來是作為學者一起分享。我跟他們兩位認識了差不多三十年了，1985年就見到周其仁教授，1988年和戴小京在美國就熟悉。

　　這兩位都是當年親身站在改革第一線，推動農村改革、城市改革的前鋒，是學者也是操作者，而且他們的相識也是在那個時候共同站在第一線，所以我想先從戴小京介紹一下，你們兩位當年是怎么相識的？你們是在什么場合下跟大家相識的。

　　戴小京：我很榮幸能夠認識周其仁教授，那是1985年底、1986年初，那時候我剛到農研室工作了一年多的時間，當時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成立，發展所要讀《憲法》，另外還要讀一些書，其中也包括我今天推的《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那時候去了就能跟其仁，當然還有其他的像陳錫文等深入的討論。很快1986年我們讀完這些書之后，當時杜老出了一個題目，要研究包產到戶責任制之后，農村、農民、農業怎么改革的問題。發展組全組又回到了鳳陽，在鳳陽我記得待了一個月做調查，那時候我印象非常深的，我跟周老師經常在一起寫作，一起到農民家里，農民家里晚上沒有電就點個油燈跟農民聊天、喝酒，他不喝酒我喝酒，所以事情他都記著，但是我不記太清楚了。有一個夢想我沒實現，我一直想做他的研究生，因為太熟了，他不愿意招我了。

　　主持人王巍：你談一下，那時候你對他是什么印象？

　　戴小京：他是一個外柔內剛的人，邏輯條理非常清楚，既健談又非常能夠寫作。無論是談話還是寫，他的邏輯非常清楚，考慮問題非常的深刻。

　　主持人王巍：當時在我們那個圈子里，我在五道口，我見他是1985年，給我印象里是中國人在我們那個歲數里，當時都二三十歲，最懂《資本論》的就是周其仁。其仁，你怎么回顧一下當時，什么機緣把你引到這個圈子里？

　　周其仁：機緣巧合，我們上學是1978年，離開上一次上學是12年之前。我是78級，跟77級差半年。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初中畢業就停止上學了，我還記得停止上學那一天我們都歡呼，教室里的喇叭一廣播，中央決定停止今年考試，學生就不喜歡考試，一聽停止，很高興。不知道這一高興就12年以后才有機會上學。然后下鄉，78年上大學，一下鄉北京是改革的熱潮，所以就卷到這里面去了。

　　都是偶然的機會，我在人大經濟系，系的資料室有一位老師，他不是教授，因為沒有學位，但是很有想法，所以我們一些下鄉回來的學生跟這個系資料室的人有一個讀書組，一起聊天。他的父親跟杜潤生是戰友，有一起我們很激動，說突然有一次杜老要約大家聊聊，那時候，杜老是農研室的主人，農研室全稱是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是改革以后新設立的一個中央機構，負責給中央、國務院制定農村政策，做準備工作，我們叫農村改革的參謀本部，杜老是主任。我們當時剛從農村回到大學，讀了一些書，也有想法，過去在農村也看了很多事，也有好多議論，這個國家應該怎么樣，應該怎么樣。他引薦到杜老那兒談過，杜老覺得這些年輕人回城還在關心農村的事，他提供了一個條件，假期你們要做農村調查，他提供條件。給一個介紹信，給調查經費，那個經費是只能坐硬臥坐著去，第一場調查就是安徽鳳陽包產到戶。我們還在校讀書，后來變成一個小組，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就調查，調查回來的情況到杜任生那兒談，就這么卷進去了。

　　戴小京是農研室的公務員，我們是因為那個組研究工作杜老他們欣賞，把我們組從一個業余的讀書小組，成建制先放到農科院農經所，再從農經所掛在中央研究室底下，杜老說搞研究的人不要走公務員的路，機關有機關的一套規矩，你們守不了這個規矩，你們走研究的序列。他們是中央機關正式的工作人員，但是我們跟機關好像打成一片。

　　戴小京：我有幸被邀請到那兒讀文獻、研究文獻。

　　主持人王巍：當年大家公認從杜老，包括你們這批人在中國經濟改革第一波都是有歷史記載，現在我們當下又開始關注城鎮化，農村改革。三十年輪回，你們兩個分別談一下，你們今年看到的問題和當年，當年很多人不熟悉三十年前了，那時候我們的農村問題是什么問題？我們怎么走過去的？能不能以你們的經驗簡明扼要給大家介紹一下當時農村改革？

　　戴小京：當時改革想到的那些問題，現在回頭看是不可思議的，那時候想象不到今天的變化，包括現在面臨的問題，包括現在的成就，那時候是想象不到的。只是覺得農村一旦用一種承包的方式，把產權界定清晰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組織成本、管理成本降低了，這時候效益就出來了。后來再進而說能夠自由流動，后面的效果還會出來。但是應該說在二十多年前，三十年前，很多東西在當時是看不到的，也許其仁那時候就預測到了。

　　周其仁：你要說當時農村改革，我覺得誰總結的最好，在當時農研室系統底下，廣東省主管農村政策，我們管他叫小杜主任，杜瑞芝，前一段剛去世。杜瑞芝在杜老90歲紀念活動總結的時候他講了一句，他說農村改革是農民的肚皮鼓出來了。什么意思？就是餓。你看當時10億人口，8億農民，8億人都在搞農業，當時主要搞糧食，飯不夠吃。大概2億農村人口是不能夠吃飽飯，但是種的糧食，要供應城市，供應工業，支持國家經濟發展，當時就是這個情況。我們下鄉十年，小京也下鄉好多年。

　　戴小京：我是跟父母去干校。

　　周其仁：下鄉十年農村是什么印象，它不會變的，去的什么樣，我下鄉去東北的農場，算比較好的，不是農民公社，每個月還有固定收入。我們去的時候因為是從上海去的，反差非常大。東北進去一圈坑，在坑拐角中間的地方放一個木板箱，好一點人家把木板箱刷成紅色，木板箱上面有鏡框，里面有他們家黑白照片若干張，坑上是兩摞被子。下鄉十年，老鄉家的基本格局沒有變化，所以覺得它是非常緩慢的，貧窮像自然現象一樣。

　　為什么回城讀了書以后又激動的研究農村，最早我們還在上學有人跑到安徽去看，看了以后說發生了變化。首先吃飽了，當時吃飽是非常不容易，覺得怎么會發生這個事情？就非常有興趣。再加上杜老提供的條件，我們到農村去看。實際上是經濟的組織方式，剛才小京講到，你把過時的觀念調整一下，可以同樣的人，同樣的地，同樣的天氣，最后就發生所謂賣糧難，糧食多到你收不完。我老說這是我們上的第一課，經濟組織，經濟政策如果對頭，他就是一個情況。如果錯誤，完全是另外一個情況，他會弄到你絕望，覺得農村就是這樣的，永遠這樣。就是這么個背景，我們正好趕上了，機緣巧合，然后就卷到改革研究里了。

　　主持人王巍：當年從吃飽肚子開始啟動了農村的承包，提高效率。可是這三十年來，陸陸續續已經變化了，路徑轉向制度問題，轉向產權問題。現在大家談的已經是整個經濟制度，不是簡單經濟效率的問題。今天這個時候，我想如果按照你們當年的思維方式看，能不能扼要請你們兩位談一談，今天怎么看城鎮化的問題？

　　周其仁：今天我看跟三十年前有一條是共同的，就是有問題，如果沒問題就不用談改革，好好的干嘛要改革，就是有問題。當然問題的內容，性質不同。你說什么叫城市化？城市化就是農民對一個機會做反應。過去為什么沒有這個問題，你不準他做反應。最荒唐的是，你討飯都要開介紹信，你不能隨便跑來跑去。后來改革，最早就是這個變量，先可以種地，飯夠吃了。發現很多勞動力多余，中國土地少，他就要對別的機會做反應，他要經商，他要務工，他要從農村移到小城鎮，移到城市來。這個事情就是問題，然后就看你做什么反應。你順應這個要求，你把他要提高收入，發展生產力的障礙一個個解決，好，這個國家就起來了。今天我相信這個問題是一樣的，現在流動是可以了，農民現在拿個包裹出去打工，這個可以了。但是帶來好多新的問題，因為光流動還有好多別的東西配合。戶籍、身份，你到了城市你得有塊地，原來你的地多在老家。

　　主持人王巍：現在有教育問題、醫療保險問題、養老問題，全出來了。

　　周其仁：總之這是一樣的，有問題就提上日程，任何一個社會都要輕重緩急，你看你能解決哪一些。每一個時段你總要解決幾個，這個經濟社會就開始往前走，這一條跟三十年前一樣，問題驅動的改革，但是問題有了以后能不能順利改革，這個難講了，觀念怎么樣，準備的怎么樣，包括我們對其他國家，其他經濟體，其他發展階段的經驗吸收消化怎么樣，這個就不同了。他有問題可以說是改革的必要條件，但是他不一定是改革一定成功的充分條件，充分條件你還有很多準備和醞釀，因為一個問題來的時候大家看法不同，會有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還會觸及到各種各樣現存的利益格局。你要去破，這就有很大的問題，農民一進城跟城里就業有沖突，城里還很多人下崗，你怎么允許農民進來？開始的時候有好多的障礙。你要審時度勢，一步步針對這些問題去研究。

　　我們當時有這么一個機會，我們本來就是從農村回來，本來就對這些問題有興趣。另外當時有一個杜潤生，他愿意聽聽年輕人蠻幼稚的想法，他愿意聽，愿意吸收，再給你機會做研究工作。我想我跟小京就是這么卷進去的。

　　主持人王巍：當時一大批在學校的學生，當然我在大學也參與了你們很多討論，一起都是那個時候卷進來的，但是大家后來卻走了不同的路。大家都知道你一直驗收在研究，而且在中國制度改革始終在第一線上，一直到現在為改革鼓呼。小京曾經是這里的人，現在等于是拐到傳媒出版上了，你能把你這二十年的經歷給大家扼要介紹一下，你怎么改到今天生活路徑的選擇？

　　戴小京：在一定程度上我覺得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選擇，從我自身，小時候第一，想吃飽飯，因為長期饑餓。再一個夢想，能夠有兩套不打補丁的衣服，能有兩套不打補丁的，言外之意女孩子能羨慕。當然這些想法同時在肚子沒完全解決的時候有革命的理想，比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直是按照這個走。到了改革大潮來的時候投身改革，大家都知道改革到一段的時候都會遇到一些當時發展所其仁他們在用的說法，“快變量和慢變量”，因為一個系統變起來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用同樣的速度在變，有一部分變的快，有一部分變的慢，快變量和慢變量遲早會發生摩擦，進而拉扯，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會反彈，會出現一次風波，我就是在那個風波中我發現我不能再從政了，所以就下海了。后來我看他們好多豪言壯語說92派，我是被動的92派，我也只能下海了。

　　下海以后為生活所迫，各方面都做過，所以我看你們的介紹里說，我是一個亦正亦邪，可能我也做過一些娛樂業，大家以為我是黑社會，其實我不是黑社會，我還是一心向學，有革命理想的人。但是我覺得也很對，這個社會需要多元化，這個社會長期就是官本位，他只有一個坐標系，是一元的，這個社會什么時候是多元的，他的權利不僅僅來自于官本位，他的權利可以來自于各個系統，各個系統之間權利可以有一個制衡，這個社會才開始真正向現代化邁進。所以我覺得于公于私，我現在做的事情我還是都很珍惜的。

　　主持人王巍：補充一下，92年我和戴小京有過交集，當時有一個“北海熱”、“深圳熱”、“海南熱”，正好當時我們都在聯辦，當時叫中國證券市場聯合設計辦公室，正好我是被王波明忽悠去北海，人生路不熟，我誰都不認識，去了之后三天從村長一直談到市長，一開始拿了70畝地，但沒錢，拿了地之后就做一個龐大的計劃，其中一個是在北海建個88層的樓。我根本體力上不去，最后把這個事情搞定第一波走了。第二波人接棒的人就是戴小京。他在這兒干了三年，所有卡拉OK的歌全會唱了，所以所謂黑老大就是從這兒來的，我們所有全國到那兒找戴小京，因為他是“地陪”。你想當年改革，曾經差點做一個市的市長，后來由于風波，最后“墮落”成一個“地陪”，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今天戴小京后來做過飲食行業，現在的雜志下面有旅游、影視，這也是一代人的想法。在走入正題之前，再請你們，其仁當年有一篇文章對當時中國影響很大，《鄧小平做對了什么？》，那個是在美國講演我當時看了幾遍，我認為這個總結比三中全會對鄧小平的總結還中肯，鄧小平做對了什么？什么導致鄧小平將進入歷史開拓了我們現代。我很想問一下，請你們兩位看今天，我們下一步做什么才對？因為你們當年在第一線，大家可能知道，你們都跟今天的領導干部，某常委都是私人朋友，你們也了解這一代人的歷程。如果你們兩個還有機會，你們會介意對未來的新政做一些能做對？

　　戴小京：不要說如果，沒有如果，因為我覺得現在任何如果我們都可以提一些建議，或者說想一想自己。我覺得現在從經濟系統來說，因為在中等收入轉型期最怕的就是轉型過程中突然經濟失速，速度沒了就開始往下掉，觸發很多社會矛盾，進而出現政治危險，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我認為如果處理的好，因為中國城市化水平目前還很低，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其仁有很多分析，城市化滯后了。壞消息是說滯后了，好消息說這個勢能還在，我們如何利用這個勢能充分的讓這個引擎不失速，能夠轉起來，這里面需要一些智慧，需要一些技巧，但是大的來說潛力在。但是如果國際環境更好，那就更好，如果不好，因為已經假定它長期低迷，所以應該也壞不到哪兒去。

　　但是真正要出問題，很可能在政治系統上，政治系統為什么會出問題，如果按社會學的術語說，他已經在一種高度社會動員的水平，這個社會動員可以用教育水準、城市化，大眾傳媒的覆蓋，大眾傳媒里由于有了微博、互聯網，他比所有社會學家研究社會動員的時候都要強大的多，而城市化現在是在加速的時候。教育，我們在77、78級的時候，那時候全國才30多萬大學生，現在一年是幾百萬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出來能不能找到他滿意的工作？這是一個大的問題。應該說在高度社會動員的時候，人們對社會的挫折感是肯定要加強的。社會挫折感加強以后，人們渴望政治參與是肯定要加強的。這個能量也就是剛才說的勢能，如果轉化為政治不安定潛能，在一些沒搞定的地方觸發出來將是災難性的。如果把這個能量利用好了就能發電，他是一個好事。這個系統一定要駕馭好，要用一種積極的，穩妥的心態，確實需要勇氣和智慧。

　　周其仁：這個事情在杜潤生那里像上課一樣這個課就過去了，我們怎么看有多重要嗎？歷史經驗。每個人都有看法，杜潤生教我們很重要的一條，不管你有多大的理想，你認為社會應該怎么樣，你要從這個社會本身的狀況中去發現問題和發現機會。不是我介意，我希望怎么樣，我覺得怎么樣，這是最重要的，農口出來的人在這一點上有很高的共同性。

　　主持人王巍：理解，不愿意把自己的這樣一種抱負強加于人，或者給后人一種強烈暗示，大家是在問題中不斷發現問題。

　　周其仁：到底有什么問題？這個是要靠大量的觀察，大量做研究工作才能知道，要從這里發現，要討論就討論這個東西。

　　主持人王巍：我們現在開始看看這兩位給我們推薦什么書了。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們書院搞讀書豐富人生，是希望發現哪些書造就了嘉賓今天，而這些嘉賓本人有可能會寫哪些書去影響社會，至少今天我們邀請兩位嘉賓，應該說他們本身并不愿意，特別是其仁也講，我不愿意強加于別人，我也不愿意給別人推薦書，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他把曾經影響他成長過程，思維方式的書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先從其仁開始，請他為他推薦的這幾本書，每本書兩三分鐘講一下這本書的要點，他為什么要推薦這本書。

　　周其仁：我不是不愿意推薦，我的經驗，這本書對他很有啟發，不見得對我很有啟發。倒過來想，對我有啟發的書，不見得對在座各位有多少啟發，因為我們自己都有本底的東西。我只能講講哪些書對我曾經有過很大的啟發。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個反映我們那一代人跟剛才那個話題有關，思想方式的轉變，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作者是顧準，可能不少朋友會知道他，當年是老的共產黨人，上海解放的時候他是華東軍政委員會，負責財政方面的官員，后來是上海市的財政局的局長。為什么事遇到了挫折？他是一個會計方面很有造詣的黨內的領導同志，他根據上海的情況看，上海記帳水平蠻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要收稅，怎么收？他主張要通過查帳收稅。但是當時主流的意見叫做民主評議，通過一套政治程序決定收稅，組織一伙人說他收多少，他收多少，他反對，因為這個反對跟主流意見沖突，最后說目無領導，對抗組織就處分。他很有想法，他的官丟掉后，孫冶方請他到北京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是第一個在研究工作中提出社會主義不可能把價值規律消滅掉的，這是他第一個提出來的。我們今天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要找思想的源泉，孫冶方都承認最早的工作是他做的。他右派打了一次，到北京做研究工作后來又打了一次，我也搞不懂怎么可以打兩次右派。到了文化大革命斗的非常厲害，他當時難以想象的孤獨和清貧，家人完全跟他割裂開，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在思考重大的問題。

　　第一次讀他的東西是1979年，我剛從黑龍江到了北京上學，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創刊第一期，有一篇他的文章，文章叫資本原始積累和發展，他是一個文革時期在被斗的時候寫的一個筆記，后來他哥哥幫他整理出來，當時發表到這個雜志上。這個雜志當時只印了200本，因為是試刊號，當時是奠定最權威社會科學雜志，送出去一審很多意見說這篇文章不行，后來就被拿下。拿下以后正式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期就沒這篇文章。我很幸運，因為當時跟我們農村小組在社科出版社，他給我找了一本，所以我拿到這一本讀到了顧準這篇文章，他就反思為什么中國會出現文革這樣的悲劇，他認為我們整個社會結構中有一些根本性的東西，我們不會輕而易舉長出一個市民社會，他讀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是西歐發展路徑的結晶，我們東方專制組織很難像西方社會那樣，有公司自治、契約，他就反省。這篇文章對我自己有很大的影響，你光有理想，光有激情，這個年輕的時候都有，你看戴小京不管他叫什么，他身上理想主義的東西，你們看不出來，我是一眼就看得出來。這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點。顧準反思了，你一定要從理想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個世界到底是怎么樣，你在里面找到變化的可能性，不能我有一套東西強加給你。最后文革之前斗來斗去，其實都是理想主義失去控制以后的一個政治表現，他吃了這個苦頭才反思這個東西。這本書一直對我們這些人有很大的影響。后來杜老講的，要有理想，不能理想主義，你有理想還得要跟經驗結合，跟你所處的時代，國家的實際情況結合，所以這本書一直對我有影響，對其他朋友你要看看，因為一本書能不能打動你，這個講不清楚。

　　《論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科斯是我非常喜歡的經濟學家，差不多是最喜歡的經濟學家，因為經驗主義來源是蘇格蘭啟蒙主義，不能從一套想象的東西出發，得從可感知的現象出發。羅納德·科斯是英國人，他的研究是從扎扎實實的調查開始，他最早做無線電電波調查，無線電電波怎么分配，他這個問題研究最后得了諾貝爾獎。這種好的經濟學家，你一旦覺得他的作品對你有啟發，我會產生一個連鎖的閱讀效果。他讀什么書？他怎么評價他前任的工作，這本書是他的集子。他的東西很少，他得諾貝爾獎評價委員會主要是兩篇文章，37年一篇，60年一篇，再加上其他時期發表，最重要的論文就是七八篇左右。因為他是法和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他大量的時間用來閱讀，這本書是他閱讀的評價。比如這本書他討論了亞當斯密，亞當斯密我們都是蠻喜歡的，也是所謂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組成部分，古典、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好多人說，好像國富論講人是自立的，國富論之前有一個道德情操論，講人有利他之心。很多人說這有一個私密問題，他統一不起來。你讀了科斯的分析，他怎么評價所謂私密問題？他認為是一致的。人的利他心，或者說人的同情心，善心是有的，但是他起的作用范圍很小，家人、朋友，周圍的圈子。等到人群大了，越來越遠了，你不可能靠這個同情心和仁慈把一個社會組織起來。人群越大的社會，你要利用人的自立心，自立心就是要講價錢，你給我什么，我給你什么，要有一套市場制度，他最后把這兩個意見統一到一起，這是非常有啟發的。你看看優秀的人，他能做出好的工作，他在閱讀的理解上就會不同。這本書里面不光是評論亞當斯密，他評論到很多，馬歇爾，評論到他以前很多人的工作，討論到一些很重要的問題，雖然不是正規的學術論著，他闡述一個什么命題或者一個原理，但是他是對這個學術傳統的看法。這一類書我是蠻注意讀的。

　　《中國的前途》，張五常。我主要是告訴大家，我們那個年代吸收知識是多么不容易，最早的一本印的是“內部資料”，當時中關村民營企業四通公司，八十年代各種各樣活動很多，四通公司一個人覺得張五常這本書好，他悄悄說其仁有一本書你要不要？我一聽書當然要，然后一看是“內部資料”，他里面介紹了張五常是產權學派，產權與合約，他里面討論了對中國的一些看法。他的好處跟我們農發組不同有一個框架，有一個處理所有復雜現象一個框架性的東西，寫在這個書里面。后來我拿這個書找張五常，我說我怎么接觸產權理論的，就是侵犯產權，這是偷印的。張五常很高興就簽了個字。我后來寫，通過侵犯產權，接觸了產權理論，所以這樣學到的產權理論是蠻深刻的。

　　《資本主義的動力》這個書我比較喜歡法國年鑒學派的思想方式，他是年鑒學派第二代掌門人，法國的一個學派，他的旗幟就叫“日常生活”，認為歷史不是大人物組成的，大事件組成的，歷史是由普通人日常生活改變組成的，這是年鑒學會主張，他有這個主張也有實踐，他從歐洲日常生活中把握時代的變化。他的成名作是十五到十八世紀歐洲整個經濟社會，正好工業革命前他怎么轉過來，我們今天講的轉型就是這個背景。他三卷巨著寫完，到美國跟大學生介紹這個書，這是講演的一個記錄稿。里面最重要的是介紹了資本主義，因為法國年鑒學派他三卷本是從物質生活開始，普通人到底怎么過日子，衣食住行，吃什么，穿什么，他認為這個是決定歷史。第二卷，各種各樣的交換活動。第三卷，才是資本主義，要萌發一個新的產業革命。他里面一個理念性的東西對我這樣的人有沖擊，因為我們當時是文化大革命過來的，我們記住列寧一句話，所有商品生產都會變成資本主義。當年有這種教條，布羅代爾用大量證明在商品交換中能夠產生一個產業革命資本主義，要滿足了要求困難多得多。他的講演介紹這個門檻怎么越得過去，越不過去還是一個傳統經濟，雖然有大量的商品活動。這是這本書對我們有啟發的地方。另外喜歡他們年鑒學派的方法論，不要光關注大人物，大事情，如果普通的生活沒有變化，你不能說你這個時代發生多大變化。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這個作者是當時共產黨里非常有學問的一個人，35年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這本書當時對我們，包括我們整個小組影響非常大。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怎么理解他？而且大國的統一，羅馬那些大國都垮了，中國一直維持所謂大一統，這個機制到底是什么？很難駕馭的。這本書給我們一個奠基性的啟發，他認為中國的文明，因為政治上最大的問題是抗御北方當時農業文明騎兵文化，游牧民族天氣一不好要擴張，比如水草不好了，他吃的不夠，騎兵軍事上比農耕文明高一籌，像今天差一個量級，你怎么對抗？所以要大國家，長城。理解東方專制主義有好幾條路線，一個是水利，水利要有大量人力，一個是騎兵文化，中國政治中心很早移到北方，怎么支持這個政治中心？大量人口聚集在這里，糧食誰供應？冀朝鼎這本書告訴你中國是靠一個經濟區，什么時候通過修水利支持了中央政權和軍隊，這個王朝和大一統就支住了。雖然人口增加要開發第二個聚集區，第三個聚集區，中國農民從渭河流域，黃河、長江、珠江、四川，這么擴展開來的。這本書對我們理解我們自己所處的大國的形成機制，對我自己是蠻有啟發。我現在經常翻這篇東西。書很薄，我當時買的這本書，我給大家念念后面的價碼0.58元，這是一個歷史的記錄，當年0.58元就可以買這樣一本書。

　　《資本的秘密》赫爾南多·德·索托，也是蠻有啟發的一本書。我當時到世界銀行[微博]開一個會，在世行的書店里翻書，他的書剛出來。我看書后面有人推薦，我一看是科斯推薦的，我看是科斯推薦我就買了，因為我比較喜歡科斯。買了回來看真是非常好的書。這個人在利馬出生，上學是在瑞士，創業也在瑞士，他開始是做商業，很成功。一回老家看反差特別大，瑞士沒什么資源，瑞士整個發展文明程度比利馬高，利馬資源很豐富，所以就變成了他的問題。為什么自己的家鄉跟歐洲比這么差？他最后的結論很有意思，到今天對我們研究中國問題也有啟發，他說老家的窮人手里有大量的資源，但是這些資源沒有得到合法的表達，大量沒有門牌號碼的房子，大量的商鋪，大量的工廠、土地，都是法律上不清楚的，不清楚就不容易轉手，不容易轉手就不容易變成活的資本。你有很多死的資產，不能從里面激發出活的資本來，開始就形成一個假設性的東西。他最后棄商從事研究，就研究這個命題。在他的國家開始擴大到整個發展中國家，最后在九個國家和地區做調查，查窮人手里到底有多少資產？查下來是驚人的，窮人手里的資產如果有一個良好發展界定，有一個法律認可，有一個流轉，大概是美國流通中貨幣量的兩倍，是20個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的總值。他99年寫過一篇文章《另外一條發展路線》，他不是通過拉美激進主義革命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改變政府職能，給這個社會提供法律服務，讓窮人的資產有合理的，合法的表達，容易流轉，資源可以很容易到使用效率人最高的手里，所以他的題目叫《資本的秘密》，為什么有些國家有資本，為什么有的國家資本很弱，而是一套制度變量，使得這個量大了還是小了，這是赫爾南多·德·索托的工作。我聽過他的一次講演，他做PPT就拿出一本護照，他說為什么我們要做護照，我在家里誰都知道我是赫爾南多·德·索托，我離開老家到美國怎么知道你是赫爾南多·德·索托？你得有法律表達這個人才能流動。如果沒有護照，你天分再好你有機會嗎？這是人流動的資產。那幾句話不長，一下子就記住了，所以我認為這是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書。

　　主持人王巍：我們謝謝周教授，周其仁推薦了五本書，我讀過三本，這五本書是過去三十年來對我們中國這一代人思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些書。周教授剛剛講的不僅僅是書，而是書在人的整個邏輯思維中起到什么作用，是什么樣的分析過程，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看一本水利的書，能反射出整個中國大型農業的整理。看到索托這本書，談中國產權改革的時候，背后從經驗出發，如何從別人的經驗，別人讀的書發現出針對今天當代日常中國的變化，產生出獨特的邏輯，這就是為什么周教授過去三十年來始終是在中國經濟學界、產業界始終領先，因為他是從經驗出發，有理想情懷，有一個非常嚴密的邏輯分析，這是他邏輯分析的強大。他有一篇文章非常較好，批駁郎咸平[微博]，邏輯上是非常有力的。我們待會兒談。所以讀好書，周其仁之所以超越很多同代的經濟學家，因為他用恰當的方式讀了一本好書。我們今天辦讀書會的目的，把周其仁、戴小京和之前成功的，或者有獨特想法的思想界的學者請來，讓他們分享他們的經驗，而這些東西都會在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微博中一本本反映出來，所以請大家關注，我們再次感謝周其仁教授。

　　因為我對戴小京非常熟悉，這一次他用的書和我了解的并不一樣，所以我想請戴小京講一講，你為什么推薦這些書。

　　戴小京：其實大家看了我的書單就能明白，為什么我應該念其仁的研究生，如果不念對我來說是一個太大的遺憾。

　　《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這本書是我15歲讀的，我15歲為什么讀這本書？我必須在前面說一下，因為我是1960年出生的，剛才王巍說，你不僅要推薦書，而且你要寫什么書影響人？我沒寫過什么書，我寫過一本《大學生戀愛觀》，如果讓我再寫書，馮曉剛拍了《1942》，我準備寫《1960》，1960是一個很悲摧的年份，按道理他應該屬于跟著50后跑的，可是50后說我們是五，你們是六。回到60這邊，60后又認為你是文革那一代的人，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60年的人在娘胎里就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所以要成大事要餓其體膚，但是不能在大腦剛發育就沒有營養，任志強老說“腦殘”，他確實記憶好，可見其仁的記憶力，可見大腦發育初級階段的時候，營養是非常充沛的，60年不行，看書永遠是看了后面忘了前面。60年出生是先天不足，后來又欠補，到他啟蒙時期，66年要上學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不會認真讀書了，所以整個十年下來，16歲的時候沒有讀書。但是又趕上了那個偉大的年代，跟著兄長們又受熏陶，我那時候從農村回來，1973年因為林彪事件，73年允許從干校回來，我后來知道其仁那時候在山里挑燈夜讀，但是有一些陸續回來中間能露個面，還有留在城里的，他們已經不滿足于讀馬列原著，已經要讀到馬列原著的上游，比如讀黑格爾、斯密、費爾巴哈，我那時候知道恩格斯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我們60年的人是理解不了的。因為在費爾巴哈里恩格斯提到，關于黑格爾的時候，大家都認為黑格爾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句話是超級的反動，他說但是有人看出了這里面的革命性，海涅看出來了。所以1974年出了一本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這本書1974年出的，1975年拿到，在上面批的密密麻麻。這一次找到我發現我一點沒讀懂。但是遺憾的是，那一本我批的密密麻麻的那一個我沒有找到，我的秘書相當能干，找到一本1974年出的，而且比其仁剛才那本書還便宜，只有0.50元，有170頁。當然這本書我發現是從某黨校圖書館里，通過當當網[微博]15塊錢我買到。

　　《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海涅是一個詩人，他在法國，一個德國的詩人給無比浪漫的法國人講德國的宗教和哲學，而德國人是非常冷靜、理智、深刻的民族，他是通過德國一個詩人翻譯給法國人，這在1830年代，法國已經大革命完成，而且產生了拿破侖，拿破侖在1805年已經入侵了德國，把法國的革命帶給了德國，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喚醒了德國人，包括喚醒了他們的恥辱感。你想一個德國人開始給法國人講這個東西的時候，海涅基本上這本書是在闡釋一個思想的革命，他認為你們法國人已經社會革命了，你們政治革命了，實踐革命了，但是我們德國人正在完成著一場思想的革命，而這個思想的革命一旦結束的時候，就是理性被啟動起來的時候，而理性一旦被啟動起來的時候，實踐的革命是必然發生的，而且當德國的革命一旦來的時候，你法國大革命不過是小菜一碟。但是他在闡釋這些的時候，他也處處表現著一種糾結，這種糾結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比如他在講費希特，他專門跑到康德探討學問，去求教，那時候他實際上是窮困潦倒的，他湊的錢只能夠在那個地方住幾個星期，他每次見完康德說我還能待幾天，我要不要跟康德講這個事，我要不要跟他說，我沒錢了，待不下去了。他一直在猶豫，他的日記留下來了。他說我今天就要跟康德說了，后來他也就說了。過了幾天，他說康德答復了，不幫助我任何問題，最多在這兒一起吃個午飯。最后因為他的窮困，他又去了一個魏瑪的大學，大家知道歌德當時在魏瑪，是一個高干。費希特在大學里講課稍微有一點憤青，這時候政府檢察機關當然不能容許他。其實魏瑪本身還可以，但是普魯士周邊不允許他再這么講，容易引起革命。最后魏瑪要把費希特開除掉。這時候本來歌德應該出來說，但歌德只是說了一句話，歌德說他的觀點其實無可厚非，但是他太不知道跟周邊去協調，這里面有很多日記講了費希特的糾結。費希特最后說，我知道他們不是因為我的課，他們無非是因為我實際上傳播了自由的思想。當然，整個的糾結過程其實在這個書里能夠表現出來。海涅實際上在他充滿激情的主旋律中，這種變奏你時刻可以感到。

　　到了謝林這一段應該可以看得更清楚，謝林前半段和后半段，海涅認為他是變節了，海涅在這里面其中就有一段講到這個變節。他說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基本上就寫不下去了，這個人已經傾吐和完成這個思想變節時倒了下來，不是倒在死神的環抱里，便是倒在從前敵人的環抱里。我們今天也許可以理解使我們深感悲傷各種深刻的現象，我們理解為什么一些人們，為了自己的主張犧牲了一切的這些人們，為了自己的主張而斗爭遭受一起痛苦的人們，當他們獲得勝利反而放棄了這種主張，并且轉入敵人的陣營中。這樣說明之后我還應該指出，不僅謝林先生如此，康德、費希特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擔負變節的罪名。創始者要么死去，要么就變節。不知道我前面這些話說完之后，在我情緒上引起這樣壓抑之感，使我這一刻已經不想往下寫了。他是一個詩人。

　　他的這種糾結最能體現他這本書里我多年一直引用，這本書我所有東西都忘了，我只記住他講的一個故事，他說英國有一個傳說，英國的機械師能設計特別精密的機器，在他完成各種設計之后，他覺得他完全可以制造一個人，所以他就去制造，他真的把這個人制造出來了。不僅制造了整個人的軀體，都可以像人一樣動，而且給他制造了一個心臟，這個心臟能夠跳動，還有感情，這里面所有的齒輪，當它們發出聲音的時候，完全一副英國人的腔調。可是這個機器人突然有一天向他的創造者說，給我一個靈魂。這個人說你要靈魂？這個創造者就恐懼了跑到了歐洲大陸。這個機器人坐上快速的馬車追到歐洲，就一直在追他，一直天天在跟他說要給我靈魂，你既然制造了我的軀體。大家都看到這個東西很恐怖，但是海涅說比這個更恐怖的，如果你制造了一個靈魂，而不能給他一個身體，這個更讓人厭惡和恐怖。大家記住，這是在中國剛剛經歷了激情的歲月，神話正在泡沫，50后老知青當他們下鄉之后，他們很多東西都在反思，包括看任志強，包括看其仁的和王巍，大家都在反思，但是大家還在用馬列和馬列上面的東西探尋和尋找。我作為一個青春期，沒有經歷前面一段，但是看到了一段，其實我更想找到一種革命的東西，那時候我對自己說，不去做一個哲學家，太糾結了。如果有革命發生，就投身革命，如果沒有革命，該干嘛干嘛。

　　這本書其實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他反映了這樣一個年代。

　　主持人王巍：這本書當時我也讀了，我那時候在沈陽也看這本書。當時的時候完全讀不懂，但是讓我當時最大的回憶是，我當年讀這本書是為了加入當時的讀書俱樂部，因為那些人都歲數比較大，我不知道費希特，不知道謝林、康德這些人沒有資格進去，所以讀這本書當時學了一大堆名詞，至少當時混進去了，這是唯一的一個好處。

　　戴小京：《生育制度》，費孝通先生是中國的社會學家，他這本書是基于馬林諾斯基《原始人的性生活》。他是講社會學家有一個學派社會人類學，或者叫功能學派，他們認為各種社會制度一定承載著某種功能，這個功能有可能是潛在的你沒有發現。《生育制度》實際上是費孝通他用這個方法來分析人類一個重要的制度，跟我們關系最大的一個制度，最貼近的一個制度，其實他上來的問題，婚姻是幫助你解決什么問題？所有人可能都在想，婚姻是干嘛的？婚姻是為了兩個人生活在一起嗎？是為了生活嗎？是為了性生活嗎？他說不是，因為你有一百種其他的方法解決你的性生活，你不需要婚姻。婚姻要解決的是后面的東西，他用各種曲折的方式讓你解決眼前的東西，是為了更后面的目的，更后面的目的是什么？是因為你要撫育子女，撫育子女是因為種族要延續，所以他整個沿著這個展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書。他展開過程中，他講了兩性之間的關系，夫妻之間的關系，夫妻和子女之間的關系，親屬集團之間的關系，內婚、外婚到社會路線，他講到社會性斷乳，一個孩子到15、16歲要進行社會性斷乳，一對夫妻當孩子社會性斷乳，他們突然明白他們整個結論的目的是這個。

　　《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這本書因為在發展所讀的，我不想多說了，他作為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比較，他講了后起現代化國家需要具備哪些特殊的條件，什么情況下才能進入現代化過程，現代化過程中會遇到什么樣重要的矛盾。到了現代化后期，他必須解決他前面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矛盾。

　　《經濟學》，這個比起其仁推薦那幾本，它是一個教科書性質的，如果菩提祖問，你是學72變麻煩一點，還是學36變簡單一點。你如果選36變就看這個就可以了。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我認為中國到了目前的階段，這本書是60年代的，它特別強調在現代化進程中，現代化一旦完成以后，現代性全面獲得以后，社會是可以穩定的。但是現代化進程社會是不穩定的，不穩定的原因他有很多的闡述，在這個過程中很重要的要素，政治必須具備整合能力，所以他用一句話說，一定要有能夠進行變革的權威，他說了兩個意思，第一，要有一種強的整合能力，是一個權威。同時，他又能領導和實施變革。產生什么樣的政治方案，這里面是比較全的，我覺得是可以看的。

　　《情商》，這本書我還是推薦大家看，因為《情商》是關乎自己的，跟《生育制度》一樣跟自己有很直接的關系。他的重要結論是，第一，情商據發現比智商重要。第二，情商是后天可以獲得的，智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情商可以通過訓練加以獲得。他舉了一個特別經典的例子，他們當時在斯坦福做的測驗，4歲的小孩選糖，你現在如果就拿一塊糖，你出去轉一圈兩天以后來可以給你兩塊糖。4歲的孩子分組，只有少數人選擇了后一個方案，轉一圈過兩天拿兩塊糖。追蹤了30年，成功的是后一組，這是他得出的數據。情商有很多很基礎的數據，但是他對我們平常管理自己，意識自己的情感，了解別人的情感，照顧別人的情緒，團結大家一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入門書。

　　主持人王巍：其仁說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戴小京是理想主義，跟周其仁的經驗主義感覺是不一樣的。周其仁這樣的思維方式，導致周其仁寫的書非常的精煉，什么樣的書容易形成什么樣的思維方式。我們大概不到一個小時間。

　　戴小京：我補充一點，其仁其實他第一本書，顧準的書我也看了，其實顧準說理想主義和經驗主義，但他是經驗主義，他利主經驗主義，他反對地上天國，但實際上他本人是非常理想的經驗主義，他自己做人是非常理想，非常純粹。他的書我每每看的時候，一個人他為了執著的追求他的真理，他不相信絕對真理，但是他追求一個相對的真理，他能夠如此的執著，到最后他要走的時候，他想見他的五個孩子，一個孩子都沒有來，我認為是一個學者很純粹的。

　　主持人王巍：兩位讀書的導師，在這么短時間內給我們介紹了一個橫跨三十年影響中國這一代改革者的思想，讓我們很多人會從中受益，再次感謝兩位。

　　主持人王巍：我知道很多在座的對中國的經濟學界都比較熟悉，請大家舉下手，喜歡聽郎咸平講演的請舉手。喜歡周其仁的呢？郎咸平我跟他也很熟，首先在這里介紹一個背景，很多年前，當年對國企改革的時候，郎咸平教授曾經連續出了一些重磅的文字，有的是揭露國企的腐敗，關聯交易等等，最后指直我們整個中國當時的改革，提出一些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他也是非常高調的方式走穴，希望引起全國爭論。應該說這樣周教授和郎咸平的一次爭論對全國是有好處的，讓大家關注了中國改革的前沿問題。其中周其仁教授的一篇文字，非常重份量的一篇文字出來，這篇文字對整個中國國企改革做了一個他當時的總結，影響非常之大。我想請周教授簡要介紹一下這篇文章的背景，今天怎么看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有請。

　　周其仁：我們八十年代一直研究農村問題，我89年以后去的美國，差不多總結八十年代農村改革，最后一篇研究報告是小京跟我聯合一起起草的。那篇文章當然是回顧整個八十年代農村改革的由來、成就和面臨的問題。當時對我們來說蠻重要的結論，農村當時看再往前走有一個門檻要過，幾億農民出來有一個組織問題，通過什么組織形式可以納入工業，納入城市，納入現代化。當時就有一個分析，中國傳統的組織資源兩類極其發達，一類就是血緣、家庭，很可靠，包括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這個很可靠。還有一類我們的大文明，大帝國，天下、國家，五千年統一的時候居多。但是我們當時就說，中間缺一塊，又不是行政，又不是皇上的命令，又不是強制令，也沒有血緣聯系，人們的信任怎么建立？當時說契約非常重要，契約的載體就是現代企業。當時88年我們認識到中國下一步應該是這一塊東西蠻重要的，光靠家庭很難在工業、商業的世界里把這么大一個國家打通。你完全靠行政強制的命令，那個東西太剛性，它沒有柔韌，沒有靈活。后來就出去留學。再回來對現代企業這一塊東西一直有興趣，這時候留學期間讀了科斯，科斯的重要理論是企業性質，為什么在市場里要有企業？他回答了這個問題，就很感興趣。也要找機會，我回來第一個問題也是研究農民，研究農民進城打工，正好遇到朱镕基實施國企改革，開始出現了建國以后少有的國營企業的戰略性改組，其中很多是破產、下崗、引進民營資本，或者內部人把產權制度發生了轉換。

　　我1995年年底回國的，1996年到上海一調查就發現這個問題，農民工一進城，上海市政府要解決工人下崗的問題，出臺了很多條款不允許農民工出來，比如飯店里打工，前面跑堂的不允許是外地人，而洗碗就可以，規定到這種程度，顯然不合理，是一個問題。你進去一問，下崗工人這么大的數量，農民再進城，這個怎么解決？偶然當時這個機會介入國營企業的調查，當時第一個調查是上海紡織工業，我記得當時上海紡織工業局在外灘，走進去是蠻觸目驚心的，里面八個字“無情調整，有情操作”，上去一問上海是近代紡織工業誕生在這個地方，55萬產業工人下崗已經一半，500個建制單位的一半，連廠長、支部書記、工會主席都下崗了，創造一個再就業機會，下崗以后不能推到社會上，當時也沒有普遍的社會保障制度，所以通過行業組織再就業中心，把市中心的那些地產，原來建紡織廠的倒出來，變成收益價值更高的商業用途，把這個差價拿來解決下崗工人問題。解決過程中也不可能重組一半國有企業，很多要進行改組。其中有一個例子，工廠經理加上中層干部，加上全員一塊兒，每人掏一點錢持股，把國有資產折一個價打進去，97年是中國公司法產生，原來全資國有企業可以按照新的多股份架構組建。看了以后蠻有啟發的，可能這里會殺出一條路。這個當然會引起很多問題，因為很多地方轉的過程到底透明不透明，到底里面有沒有貓膩，有沒有內部人控制，我們大概做了四五十例案例調查。我也沒有理出頭緒，經驗主義先觀察。

　　郎咸平開始的著作我沒有注意看，我先看現象，我對吵來吵去的事情不大敏感，怎么炒到底情況搞清楚了沒有？我對情況比較敏感。當時越吵越兇，我記得當時到蚌埠，在蚌埠調查企業的時候，不斷接到電話，張維迎給我打電話說郎咸平的意見影響非常大，國資委原來還有一個所謂戰略重組的意向，這個一攻擊變成了方向性問題，誰也不敢動。當時還有田源給我打電話，還有一批朋友，我在路上不斷接到電話。我說這個郎咸平怎么這么厲害？我在路上找他的東西看，我看東西先不看觀點，你有什么主張在我看來都很正常，你的主張我要進行推敲。他當時批評三家企業，海爾、科隆、TCL[微博]，三家企業他認為改制中都錯了。這三家海爾是大集體，不是傳統的國企，他是所謂二輕。科隆是一個鄉鎮企業，TCL是一個完全的民企，這三家我都做過調查，我看他批評的根據是鬧笑話的。我說怎么可以根據這個東西就敢寫？后來他們告訴我，他在上海哪個商學院教書，布置作業讓學生查資料，網上查來的資料，他根據這個資料觀點就進去了。差不多中國有幾千萬傳統的國營工人下崗，這是建國以后從來沒有的，過去都認為鐵飯碗是不會垮的，市場經濟一來撐不住就是撐不住，社會上本來就有很多的不滿意。后來郎咸平的觀點那么多朋友讓我發表意見，我就發表意見。

　　我的批評是先從基礎開始，你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大陸國有企業怎么來怎么去，因為我研究過農村，那比國營工人還要不公平對待的還有好幾億人。中國這就是現實，你怎么在這里找到比過去更公平一點，更好一點的一條路，這個要探索，不能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哪條路行？他批評了三個模式，海爾的模式，TCL的模式和科隆的模式，他認為都錯了。這條路走出去才算完。這篇文章現在要是回頭看，火氣太大，寫的太沖了。經濟觀察報當時說要發這個東西，留了版面，我在路上開始寫，一直到北京趕，到了晚上要交稿了，文件一打開突然發現沒了，沒有存下來。本來要交稿了，稿子沒了，然后趕快跟編輯講，說再給你留點時間。因為剛寫完還有點兒印象，所以連夜重新再寫一遍，那個火氣就很大。有一個意外，大家可以看，文字都在這里。我通常火氣不是那么大的，有話好好說。但是發現隔幾年，有一次你情商的問題，沒有控制好。

　　主持人王巍：謝謝。之前經濟之聲官方微博征集并選出一個問題，張五常先生最近說，中國人做的最好的都是自己發明的。周其仁先生你也論述過鄧小平為中國人做了什么？在兩位先生看來，2000年以后，中國做的最正確的經濟決策是什么？請你們兩位分別回答。

　　戴小京：我覺得最正確的就是不折騰。

　　周其仁：WTO是2002年正式加入，簽約是97年，2002年正式接入這對中國是很大的挑戰，這個處理總的來說是好的。但是也不是說沒有留下問題，包括底下擺的一本小冊子《貨幣的教訓》，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怎么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這里面還帶來一些長遠發展的問題，我對此做過探討。總的說來，2002年以后預備期過了，中國很多領域大門打開跟全球接軌，總的處理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