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于2012年12月15日-17日在海南省三亞市召開舉行。上圖為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于2012年12月15日-17日在海南省三亞市召開舉行。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在演講時指出，發展模式造成財富分配不公。

　　秦曉稱，(發展)模式內生有問題，造成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公正法制不健全，經濟這個“餅”做大了，但是這個“餅”的分配發生了問題，(導致)貧富差距拉大了。

　　以下為演講實錄：

　　秦曉：我想講這樣的幾個問題來回應我的題目。第一，對于中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做一個基本的判斷。第二，我們以往走過的這個路存在什么樣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叫“繼往開來”這個“繼往”有什么問題。第三，我們今后形成什么樣的共識。最后達到共識——從哪個方面入手進行改革歷程。

　　第一個問題，我們所處的階段，我的簡單看法是危機壓力和改革機遇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方面我們有危機方面的壓力，這個危機來自于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性失衡性，也來自因為公平公正的社會壓力。另外，我們要看到這些問題是跟體制有關聯的，也就是說如果通過體制改革我們是有機遇的，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判斷，我們是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第二個問題看一下我們以往30年來的成就和問題，成就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問題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從經濟發展的本身模式來講，它所依存的過去那些主要的重要因素已經發生變化了。第一個變化就是從趕超型到創新型的跨越，無論按照人均GDP還是按照我們現在的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我們需要進入一個創新型的社會，這個社會的需要體制、人才、市場的力量來支持，在這個方面我們現在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所以我們面臨中等收入的陷阱。第二個變化是，我們長期依賴出口市場，需要一個再平衡。再平衡是一個全球的概念，回到全球化的過程當中怎么樣把每個國家的收支平衡重新建立起來，甚至涉及到銀行、家庭的消費會發生變化，我們認為這不是周期性的變化，過幾天以后還可以回來，恐怕以后達到兩位數的增長出口都有困難。

　　第三個變化是人口的結構問題。我們已經黯然的不知不覺走入了老年社會，未富先老，到了2020年左右我們65歲以上的人口占10%，現在60歲人口將近2億，所以人口撫養比發生U形變化，會影響儲蓄和投資，因為勞動力人口減少了老年人增多了。

　　還有一個問題長期推進我們經濟發展的就是城鎮化。現在農村依然有相當多的富余勞動力，他們轉移到城市依然提高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但是由于殘存農村的勞動力知識結構、年齡結構、其他的技能結構不能滿足工業化的進程，這個進程前一段太快，我們30年從17%到了現在51%左右，到十一五最后的五年和十年，這個1.35、1.45的進度，現在十二五我們定的0.8這個城鎮化也會放緩，這個是支持我們這種模式的，除了和西方鏡像互補之外，我們本身還有城鎮化、趕超的優勢等等這些都發生了變化，我們必須選擇一個更好的新的道路。

　　第二個方面我們的這個模式內生有問題，造成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公正法制不健全，經濟這個“餅”做大了，但是這個“餅”的分配發生了問題，貧富差距拉大了，再加上環境資源的因素這些問題我們疏理一些看看，哪些外部條件發生變化，哪些是我們的內部因素，內部因素原來可能是正面的因素，現在可能變成負面因素，這些因素疏理清楚再研究我們的未來走向。

　　第三，就是共識，我們是不是進入新階段，新階段不光十八大領導換屆的標志，也是我們經濟的發展的新階段，因為發生了變化，有的經濟學家認為我們這個模式通過國際比較我們可以2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以8%的速度增長，因為我們工業化沒有完成，農村現代化沒有完成，城鎮化沒有完成，這個說法我也贊同，我也認同李克強總理所講的是制度紅利，但是最重要的不是8%，重要的是制度好不好，制度好的話可以更低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制度好了之后高速度可以帶來財富大家都受惠，要是制度不好必須高速度。我覺得爭論不是7%還是8%，爭論的是制度和速度，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制度可持續均衡的發展，所以我講質量、效益、綠色、均衡、可持續這個應該是我們未來制度追求的模式。

　　再回到基本的務實上來講。我們30多年以前啟動開放，當時是摸著石頭過河，當時知道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現代體系制度不行了，未來什么模式呢？鄧小平把這個問題交給了社會、市場、群眾讓大家摸著石頭過河，基本的方向應該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十七大三中全會定的，這個非常重要也是鄧小平南巡20周年相關的事情，這個希望是一個起點，我們不能在這個起點退后回去，這個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價格決定資源配置，然后政府做一些工業產品基本上概念就是這樣的。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思想就是使市場經濟更公平更公正，這是我的理解，沒有別的東西，沒有一個和所謂現代國家的市場經濟完全不相同的模式這個我也不認同的。所以小平啟動改革開放有一個邏輯和指向，就是中國要向一個現代國家走，現代國家除了市場經濟之外，還有政治體制還有社會經濟體制都是幾個要素必須具備的。所以現在碰到了很多制度性的問題，體制性的問題是和我們政治體制有關系的也是需要改革的，法制建設也是需要建立的，道德的經濟支柱也是要支撐起來的，這個共識慢慢形成。

　　我們討論過大政府、小政府實際上現在更多的是用有限有效政府還是無限無效政府，人家討論的大政府小政府沒有討論到企業行政管理、價格審批等等這些東西。最后改革要從財稅價起步，因為財稅價是政府掌握的最重要的公共資源。第二，它是調節收入分配最有力的工具，財稅價的改革就是價格主要指資本價格(主要指資本價格，包括匯率利率的要素價格、土地、勞動力、原材料匯率利率，都沒有變成市場均衡價格)依然半管制的關系要理順，財政和地方的關系，也有我們營業稅改增值稅使得服務業更好的發展，也有結構性的減稅，我們宏觀稅負在同等收入國家是比較高的，當然還有其他的稅收也在增加。

　　財政就是支出和收入根據新的情況進行重新的配置，特別是支出，我們國家的財政支出民生相關的支出按照我自己的統計只占了25%，我把社保、醫保、住房、教育假設界定為民生，這個25%大概是很多的因素是因為我們這兩年建公租房建起來的，同等國家都是40%以上，我們的民生支出不夠，另外三公經費的開支比較大的一塊，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我認為要從這里啟動，我們的博源基金會最近做了一個題目，圍繞著財政改革做了一個方案，而且有測算每個路徑的設計，最后告訴我們改革有很大的風險，改革以后有收益而且對于GDP、就業、通貨膨脹的影響都是有限的，而且會有正面影響，這個是風險可以承受的，代價也是可以承受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