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開。圖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做點評。(來源：新浪財經)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開。主題為：堅持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圖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點評。

　　點評人宋曉梧：剛才思平同志、劉浩同志、福林同志三位老朋友、老同志就分配問題分別做了精彩的演講，我聽了也很有體會，由于時間的原因，我想就做一個非常簡要的點評。我非常贊成思平同志剛剛講的，收入分配總體來看需要國家層面的設計，但是地方政府特別是像深圳特區在現有的條件下還是可以做大量的工作，做很多努力。剛才大家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方面講了很多做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比如說解決戶籍問題、農民工工資問題、對于最低生活保障調節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作為，我非常贊成。特別是他談到這一點我也是非常有體會，我們工資占GDP比重不夠高，工資在企業成本的比重和發達國家或和我們發展水平差不多的國家相比也是比較低，但是真正提高工資對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壓力非常大，這些企業盈利微薄，如果提高工資他們甚至于干不下去或者是要把企業遷到深圳以外、遷到越南、緬甸這些國家去。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五、六月份到東莞調查的時候，就有很多企業明確這么表示，你們再提高最低工資，你們再為職工說話，我就搬廠，我辦不下去了。宏觀上分析，工資的增長有空間，因為我們工資占整個GDP的比重和占企業成本的比重是很低的。怎么為什么一提高，這么多企業做不了，這里面就看到中國獨特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資本收益和勞動報酬的關系問題，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政府主導的，政府的收入在這里，有沒有讓利的空間，經過研究思平提出了探討，我是支持的。

　　福林同志也支持了這樣的看法，我們不是簡單的處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還要處理好政府、企業、職工的關系，這其實是57年毛澤東在十大關系里面寫的，這個問題我是很支持思平同志談的意見。

　　劉浩查證了歷屆政府關于收入分配制度在文件的一些提法，有的過了15年，有的過了近20年尚未落實，我覺得重要的不在于作出許諾，重要的是能不能落實，真的要落實就會面臨一些既得利益的調整，不僅增量上要做文章，存量上也需要有一定的變動。2001年當時國務院體改辦和中財辦牽頭進行全國收入分配的研究，十多年過去了，當時提出來的一些思路，比如說對壟斷企業限高等問題至今進展甚緩，有的問題還在加劇，我們需要把這些問題寫進文件，但不是說文件寫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寫進文件并不是工作的結束，而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福林同志講了收入分配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思平同志、劉浩同志也提到，比如說集體談判在我們這里開展不好。關于工會代表性問題，1992年我在勞動部務虛會提出來了要建立一個勞動力市場，工會職能的轉變和雇主組織的建立恐怕將是一個難題，這個問題20年了，現在并沒有完成解決。這個問題是經濟問題、是社會問題、是政治問題，我同意福林所講的是綜合性的問題。

　　我想補充福林同志講的觀點，他在里面講經濟、政治、社會好像漏掉了文化，收入分配出發點的影響我看對文化的影響越來越大，也可能在主流上面我們看不太到，但是在實際上這方面文學作品、詩詞反映收入分配的問題已經非常尖銳了。我給大家念一首農民工寫的詩句：“小女輟學賣豆芽，老夫打工走天涯。日背磚頭汗如雨，夜宿工棚霜似花，停飲酒，不喝茶，分分積攢寄嬌娃。偶閑也作登樓望，千燈萬戶不是家。”我們想想這個作品，僅僅是把自己農民工在城市里面的這種生活狀況做了描述。如果農民工變成市民，處理得好，這將是個巨大的消費增長空間，處理不好，將是社會極大的不穩定因素，

　　我想收入分配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經濟問題，確實是經濟、社會、政治問題。從十八大精神來看，我們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處理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問題。另外我稍微補充一下，今天談到的很多數據截至到2010年，但是2011年和今年的最新數據確實出現了一些好的跡象，比如城鄉差距有些縮小，城市職工、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增長等等，這些好的跡象我們也要看到。

　　我補充這些意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