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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張思平致辭

2012年11月26日 17:49  新浪財經 微博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開。圖為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張思平致辭。(來源:新浪財經)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開。圖為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張思平致辭。(來源:新浪財經)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開。主題為:堅持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圖為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張思平致辭。

  張思平:我想利用此機會把深圳市這一、二年關于分配制度改革一些想法給各位領導、各位專家一個簡要的匯報,我想聽聽各位領導和專家對我們的一些意見和建議,同時也可以作為全國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地方上的參考,分配改革是現在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也是全國人民期盼已久的一項重要改革,對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基本的思路等等,我認為目前已經基本上形成共識了,現在的問題就是怎樣下決心打破現在的利益格局,沖破既得利益集團障礙,能夠全力推動這一項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首先是中央頂層設計,因為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的重大問題是地方沒有發言權利,比如說調整稅收地方沒有權利,比如說打破壟斷企業的改革,分配格局地方沒有權利等等,就是地方在分配制度價格上面權利是有限的,空間是有限的,所以我們現在非常期盼著全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臺。出臺以后,我相信對全國的分配制度改革有很大的促進。但是,我們國家這么大,全國的分配制度改革出來以后,仍然要地方來主動的創造性根據地方的情況推進分配制改革。如果沒有地方的積極性,分配制度改革也很難推進。目前來看,地方分配制度改革沒有多大的積極性。地方的情況也不一樣,有發達地區、有落后的地區,有城市和城鎮,所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完全一樣。我認為分配制度改革也需要上下聯動,在全國宏觀指導下,地方也應該發揮著制度改革當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深圳作為一個經濟特區,各項改革應當為全國提供一些探索,本著這樣一個思想,從去年開始我們深圳市把分配制度改革列入我們的改革計劃進行研究、設計。當然全國分配制改革方案沒有出來,我們也沒有全部的指導,這也是根據深圳的情況做一些研究探索,由于在等全國的改革方案,我們也沒有經過正式的討論,我只是想在這里給大家做一個簡要介紹,供大家給我們各位提意見和建議。

  由于時間關系,我也不可能全面來介紹,只是簡要給大家做匯報。

  深圳市分配制度改革條件相對比較成熟,因為深圳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發展比較快,我們現在深圳市人均GDP達到1.7萬美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6萬元,全國最高。深圳人民得到改革開放貢獻的成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深圳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存在的問題和全國一樣,也是差距過大等問題。由于深圳存在的問題在某些方面比全國還要嚴重一些或者是還要突出一些,因為深圳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人口結構跟全國不一樣,所以深圳初次分配當中,勞動報在GDP的比重比全國還低,全國前年是45%,深圳只有40%,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當中的比重,全國是41.7%,深圳是34.3%,也比全國低。居民收入增長低于經濟增長的幅度比全國很多地方還要大一些,比如說“十一五”期間,深圳GDP增長13.8%,居民收入增長只有8.1%,同期其他地方,北京居民收入增長12%,廣東增長4.8%。深圳還有很重要的特點,深圳是戶籍常住戶口比較少,1000萬人口當中只有200多萬常住人口,因此深圳市非戶籍人員,深圳700萬勞務工收入分配問題比全國要嚴重,當然這個原因主要是深圳產業結構、人口結構、戶籍結構所帶來的,因此深圳分配制度改革與全國相比有特點,也不能夠完全按照全國統一部署來設計深圳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本著這樣一個想法,我們深圳市去年以來分配制度改革研究小組做了探索。具體來講,我們目標或者原則跟全國講得也差不多。我們的原則就是要堅持政府調節,市場機制和社會供給相統一,既不能完全靠政府,也不能完全靠市場,也不能完全靠社會體系,三者要配合。比如說我們仍然要堅持發展優先,不能搞平均主義,也不能先有些城市搞殺富濟貧,也更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這種平均主義,這個我們還是堅持發展優先等等。特別是從深圳實際出發,不僅僅提高工資,而且能夠從全社會的角度,從更高的層次來實現我們分配制度改革所達到的目標。

  我們也初步設定了一些目標,比如說我們提出“十一五”期間,勞動報酬比重能不能從現在40.4%提高到45%,我們居民收入去年3.2萬元是否能夠提高到“十二五”末的4.9萬元,這是我們設定具體的目標。我們提出戶籍制度改革,使非戶籍人員享受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措施。我在這里介紹一些有關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想法,供大家參考。

  第一,實現充分的就業。習近平同志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黨奮斗的目標,分配制度首先要解決就業,沒有就業,光靠救助是不行的,所以深圳分配制度改革就業方面設計了一系列的政策。我們提出在“十一五”期間深圳市增加30萬人就業,同時促進17萬失業人員再就業,力爭保證無零失業家庭,對此我們有一整套政策設計和措施。

  第二,比較高幅度地提高勞務工收入分配水平。我們提出2015年勞務工最低工資實現倍增計劃。深圳市最低工資前年是1350元,今年提到1500元。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基層勞工收入不僅應該倍增,而且應該更多地增加,這樣才能實現全社會的收入倍增。我們提出來最低工資水平每年增長13-15%,到2015年能夠達到2650元;加上加班費、其他補助,應當達到4000元左右。對于這個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感覺到壓力很大。我們做了調查研究,跑了十幾家的企業,就我們了解的情況來看,深圳除了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來料加工企業以外,絕大多數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等等應當是可以承受2015年以后我們最低工資2650元。這件事要政府來干,政府不下決心,最低工資很難提高,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搞工資指導線,發揮市場的作用。我們深圳市每年公布每個崗位的工資指導線,上限和下限,員工可以自行選擇企業。我們還大力推進勞務工集體協商制度,深圳勞務工集體協商不是假協商,而是真協商,深圳的工會現在逐步向真工會轉變。深圳沃爾瑪、鹽田港、日資企業,還包括部分企業勞動協商制度基本接近國外模式。通過社會集體協商、通過政府作用,勞務工的工資能夠有較大幅度提高。工資的提高會造成一部分產業從深圳轉移出去。但是對深圳來講,產業升級、轉型、轉移勞動力密集性企業也是現在需要的目標。

  第三,國有企業分配制度改革做一些什么事情。國有企業分配制度改革當中一些改革主要是中央決定,如壟斷行業改革。地方沒有作為是因為地方管不了,所以我們就要靠等中央,但是地方也可以在一些方面有所作為,如市屬國有企業目前的工資基本上與市場接軌。我分管了八年的市屬國有企業,搞了三項改革,我們市屬國有企業改革主要想做兩條:第一條向基層員工傾斜,基層員工的工資水平比社會水平高一些,我們現在市屬國有企業平均年工資水平是7.15萬元,社會平均工資是5.6萬元,2003年國有企業就搞了工資封頂,一直封到現在。基層董事長、總經理工資水平整體上十年沒有提高了。另外,我們想把國有企業收益的一部分建一個國有資本民生福利專項基金。國有企業應當是實現政治分離、政企分離、推向市場,但是政府作為企業的老板應當有收益的權利,我贊成有收益的權利,不贊成干預企業的日常經營,當然這個比例沒有最后定。

  第四方面改革,我們想通過戶籍改革來推動分配制度改革,戶籍改革是兩條:一條增加戶籍人口的比重,現在深圳市戶籍人口是260萬,比例很低,預計到2015年增加到400萬,增加140萬,每增加一個戶籍,財政要多花6000元,這樣我們每年要花84億;二是非戶籍人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非戶籍人口業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是兩項:把非戶籍員工納入失業培訓、失業救助、失業保險等。按照深圳700萬非戶籍勞務工,按照目前失業率和失業扶助金的標準,我們大體上納入失業部分要花16億,將來沒有工作的外來工在我們深圳市參加失業培訓,領取失業保障金,不是說沒有工作就趕回去了。

  第二條是非戶籍員工子女教育也要享受國家規定的十年義務教育,我們目前教育的設施還不夠,還要向民營機構購買學位,這一條我們也大概每年有36萬個非戶籍小孩要解決十年義務教育。每年購買學位加在一起要花12億,所以推行分配制度改革政府是需要出錢的,也要付出代價的。

  第五件事情我們想和國際貧困線機制接軌,然后真正消滅貧困。我們現在最低生活保障主要是給戶籍人口,戶籍人口月收入低于500元我們就會給他保障,每個月補300多元,但是非戶籍沒有納入最低生活保障。我們要設立一個門檻,在深圳生活幾年我們才拿到低保,但是普通低保也不夠,我們設想參照聯合國[微博]貧困地區貧困標準每天2美元的標準來設立一個貧困線,非戶籍員工低于這個貧困線一定給予補助。如果深圳未來實現這些改革的話,就能跟國際貧困線接軌,真的消滅貧困。我們不光光是提供補助,在醫療、教育等方面也要給予支持,在深圳這樣發達的地區,不能再有特別貧困的這些群體的存在,當然你無法避免乞討人員的存在,但是非戶籍長期居住人口應該納入這樣一個體系。

  第六,住房。住房我就不多講,住房我們有一條就是想把非戶籍的外來人員或者是非籍員工納入住房保障體系,我們現在戶籍沒有問題,老居民沒有問題,住房可以有好幾棟,但是非戶籍人員我們想分步驟納入,讓低收入非戶籍人員能夠在2015年期間有一個比較好的住房保障,我們現在建設20萬套房,逐步解決。

  第七,降低或者部分降低政府對中低收入人群的收費。我們現在的收費很不合理,都是一個標準,不管你是億萬富翁還是月收入1000元,大家按照同樣的標準,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就準備對低保對象、對低收入者采取新的收費政策,比如說勞動爭議、勞務合同鑒證等等。公共服務的收費,比如說我們降低公共交通的票價,北京每年拿出100億補貼公交,深圳可以每年拿出40-50億來,降低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這也是分配收入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還考慮能不能按照家庭來收費,先征后返。

  第八,提高政府對低保家庭的保障水平。我們現在低保水平定得太低,條件太苛刻,深圳標準非常苛刻,說家里有電視機就不能享受,家里有冰箱的也不能享受,這太不合理了。我們社會管理漏洞太多了,那么多階層,那么多漏洞都不去堵,何必專門來堵家里面有一個電視機就不給低保了呢。提高低保水平現在的經濟實力應當沒有問題,低保就幾萬戶。搞第二條線就是過度線,比如說510能夠享受,511就不能享受,我們在搞一個第二條,這一條補助稍微低一點,目的就是把低保水平提高,使市民能夠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這種家庭數量并不是很多,但是意義非常大。

  第九,改革慈善體制。大力發展慈善企業,去年發生的事情對慈善事業沖擊比較大,深圳現在每年慈善捐款總額30億,我們準備按照市場化、社會化來改革慈善管理體制,而且對慈善給予稅收優惠,爭取到2015年每年慈善捐款達到40-50億。

  第十,我們要調高收入。深圳沒有權限,但國家能夠試點的話,深圳可以試點,比如說遺產稅,中國現在富人那么多,為什么不能開征遺產稅,我們現在有人擔心遺產稅是怕資金外流,富人都跑了。實際上我國已經出現了第三次移民潮,移民潮帶走的社會精英,帶走的是巨大的改革開放形成的財富。但是,移民的原因或者主要原因不是我們稅收高,主要的有四條:一是對我們沒有信心,擔心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二是教育,國外的教育比較好;三是醫療社會保障;四是食品安全,很少說你國內稅收高我要走,所以說實行遺產稅不見得會造成外流。防止外流最好的辦法是解決他們財產和人身安全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教育問題、社保問題等等。

  曉梧會長在會議前給我提出來,按照國際慣例,每一個會議在當地開可以優惠當地項目,比如說奧運會在北京開,中國可以有一個項目,奧運會在英國開,英國有一個項目,這次改革論壇在深圳開,希望深圳有一個項目能夠提出來,我們就提出來分配制度改革。希望大家對深圳市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一些指導性意見,為深圳市改革創造良好的環境,我再次感謝各位在深圳參加我們這次會議。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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