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開。圖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致辭。(來源：新浪財經)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開。主題為：堅持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圖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致辭。

　　高尚全：各位領導，各位同志早上好！很高興又一次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我提供了材料題目叫做“改革攻堅必須堅持三個不動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處于攻堅階段，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后退。改革攻堅，必須堅持“三個不動搖”，即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堅持國有經濟正確定位不動搖，堅持打破行政壟斷不動搖。

　　一、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

　　自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和把握不斷提高。

　　黨中央對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是明確而堅定的。胡錦濤同志在2006年3月出席上海人大代表團審議、201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講話和2011年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三次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動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具體說，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下實行市場經濟，也就是說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因此，市場經濟的規律，如價值規律等必須遵循，不能因為中國特色就不遵循這些規律。

　　目前，雖然極左思潮受到其他事件的影響一度偃旗息鼓，但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國家資本主義”等，行政過度干預市場仍然影響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中國模式”所以引起爭論，就是因為所謂“中國模式”強調政府行政主導，而且用模式固化下來，這樣不利于深化改革。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將“國家資本”用“主義”進行強化，顯然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

　　30多年來，我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開放、依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斷擴大而取得的。而現在我們的經濟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又與市場不能充分地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密切相關。目前實體經濟困難、收入分配不公、內需消費不足、官員腐敗等等問題逐漸暴露，乃至影響民生、引發民怨。種種情況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改革必須要盡快在關鍵領域取得突破，根本在于要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則必須嚴格約束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干預。但是由于體制的原因，缺乏制衡的行政權力在市場領域的擴張傾向很難得到遏制，“中國模式”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調更為這種行政權力的畸形擴張提供似是而非的理由，這些雜音極有可能拖累改革的進程。因此，在加強改革頂層設計的同時，中央有必要在十八大文件中重申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動搖、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二、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

　　國有經濟如何定位，目前爭議較大，迫切期望黨的十八大有個定論。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按照這個“基礎論”定位，國有經濟就只能進、不能退，因為進才能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退就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從歷史的實踐來看，這種“基礎論”也是站不住腳的。記得2003年4月23日我在參加《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文件起草小組全體會議上發言時提出：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沒有支持蘇共繼續執政，為什么沒有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下去？第二，70年代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重都是比較高的，英國為29%，法國為33%，意大利為30%，聯邦德國為30%，日本于1980年初達35%，但那個時代，沒有哪一個人說它們是搞社會主義。第三，我們浙江的現象，浙江地處沿海，國家投資少，當然國有經濟比重低了。雖然國有經濟比重較低，但是經濟發展很快，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很高，社會很穩定，連要找個練法輪功的都很困難，因為大家都忙于創業。第四，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但沒有人說它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國有經濟到底為了什么？不能為了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恩格斯曾說過：“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會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但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包括奧巴馬采取國有化的措施以后，就說奧巴馬也要搞社會主義了，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為什么有這種想法呢？因為在理念上還沒有解決好。

　　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證明：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的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說明這個問題；為了得民心，必須把民生問題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話語權，有參與權，有監督權，有尊嚴。

　　三、堅持打破行政壟斷不動搖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平等競爭，打破行業壟斷。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快推進和完善壟斷行業改革，對壟斷行業要放寬準入標準，引入競爭機制。有條件的企業要積極推行投資主體多元化。”但時至今日還有人認為：國有企業所處的行業都存在競爭，電信行業有移動、聯通、中國電信[微博]三家競爭得厲害，怎么會有壟斷呢？實際上，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判斷是否存在行政性壟斷的標準，一是是否平等競爭；二是能否自由進入；三是是否通過權力運行排斥潛在的競爭者。比如金融行業。目前，國有金融企業的金融資產大概占整個金融資產的95%。2011年銀行的毛利是2萬6千多億，凈利是1萬零4百多億，按照銀監會的統計，比前年增長36.3%。與之形成鮮明反照的是，實體經濟企業的運營卻日益艱難，所獲金融服務嚴重不足。而且，這個增長是在老百姓的儲蓄存款長期負利率、資產貶值的情況下實現的，這就與金融壟斷分不開了。

　　改革攻堅必須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必須下決心在石油、電力、電信、金融、鐵路等行業進一步深化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完善機制，打破壟斷，加快構造有效競爭格局，加快壟斷行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

　　推進壟斷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壟斷行業參與競爭。2005年和2010年，國務院先后發布兩個非公經濟“36條”，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于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具有重要意義。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為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創造條件，為推進國有壟斷企業股權多元化提供契機。

　　堅持公開、公正原則，保證壟斷行業改革規范有序進行。不可否認，在以往的國有企業改制重組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政企不分、監管不力為個別政府主管部門、企業經營者和出資人進行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機，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使國有產權制度改革受到質疑。國有壟斷行業是特殊利益最為集中的領域之一，在股權多元化改革中勢必會出現突出的利益博弈問題。對此，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方案公開、程序公正、社會參與、媒體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轉變政府職能，弱化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近年來，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和思維慣性的影響，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政府的直接干預依然滲透在微觀經濟活動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壟斷行業的生產經營過程，甚至涉及已經市場化的競爭性行業。這種行政權力的濫用，為腐敗行為提供了制度土壤，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凡是市場主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給市場主體去做，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加強立法，提高反壟斷法可操作性和執行透明度。應根據改革市場化的進程，修改我國的反壟斷法。通過修改反壟斷法，并制定行政法規、實施細則，不斷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時要強化反壟斷執法，統一反壟斷執法機構。通過積極開展反壟斷法的實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