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2)頒獎典禮”于2012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2)頒獎典禮”于2012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

　　以下為演講實錄：

　　馬建堂：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首先還是要衷心的感謝中國經濟理論創新講組委會和廣大評委選擇“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理論”，還要感謝在座的老師，各位朋友今天能來參加頒獎的盛典，在我和周叔蓮先生和江小涓先生獲獎的時候，我們還要深深的懷念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理論的奠基人和馬洪先生和孫尚清先生。馬洪先生是我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老領導，孫尚清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導師，事實上今天至少我獲獎在我某種程度上是代表兩位老先生獲獎。

　　1979年國務院財經委組織了四百名科技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分赴十幾個省研究中國的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調整，這項研究的成果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理論問題結集出版，事實上這本書就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理論”的奠基之作。我在比較晚，八十年代初期加入這個團隊，我的第一本著作是跟孫尚清先生合著的中國產業結構研究，后來我主要是在另外兩個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第一研究中國的周期波動與結構波動的關系，研究經濟周期波動過程中，結構變動的規律。我做得第二個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企業行為與結構調整的關系，后來我和我的同事們出了一本書，叫《結構與行為》，實際上就是從微觀層面，企業行為這個角度研究經濟結構調整的一些規律，我的成果出現在第一篇論文，周期波動與結構變動。今天我想結合著過去所做理論的研究，以及我近幾年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想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加快推進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需要什么樣的宏觀環境，需要什么樣的宏觀經濟政策，這個問題可能這幾年某種程度上有所忽視，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有很多的理論經濟學家關注這個問題，什么樣的宏觀環境和什么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什么樣的宏觀政策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換句話說來說，真要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還不是真要那么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真要推動經濟結構調整需要什么樣的環境，，我感到要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個體經濟保持適度的增長，只有這樣一個適度的環境，適度的宏觀環境才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如果經濟宏觀環境非常緊，經濟增長的速度很快，經濟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需求過旺，在這樣過熱的狀態下，恐怕是不那么利于結構調整，在那樣的狀態下，最基本典型的狀態，所有幾乎所有企業所生產的產品都可以銷出去，都可以賣出去，在這樣的狀態下，企業產品創新，產業升級的動力是不夠強的。這是從微觀來看，從宏觀去看，經濟過熱的時候，總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的時候，沒有更多的可以轉移到其他新興行業和需要發展的行業，所以我們無論從理論的分析還是中國經濟近幾年，甚至以來數據的分析，高速成長的時候，經濟過熱的時候，結構一定是在惡化。比方說，經濟在過熱的狀態，高速增長的狀態，能源消耗的效率一定會比過去要有所降低。

　　總需求結構，投資和消費是重要的兩個概念，在經濟增長過快的時候，投資率一定是高的，消費率一定是低的，大家也可以看這個圖表，最下面這條藍線是GDP的增長速度，紅的這條線是我們國家的投資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一定是投資率是上升的階段，反之在經濟增長速度低的時候，投資率也是下降的。

　　如果說經濟過熱，不利于結構調整，經濟過冷又怎么樣呢，經濟過冷就意味著總需求少于總供給，意味著相當多的生產能力過剩，這種狀態和結構調整是什么樣的關系？我的認識是這樣的，經濟增長過慢，總需求小于總供給，也不是有利于結構調整的理想的狀態。因為在這樣的狀態下，經濟增長過慢，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結構調整成本很高，從宏觀層面來看，生產能力利用率比較低，經濟增長速度低于潛在的增長，部分企業關閉停產，生產要素利用率下降，在微觀層面，企業生產經濟環境惡化，用于創新的資源減少了，甚至有些企業破產倒閉，盡管經濟在低速增長階段，在簫條階段，在衰退階段，經濟也在調整，因為這是強制的調整，用經濟話來講創造性的毀滅。什么樣的狀態，什么樣的宏觀經濟環境是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的呢？無論是從理論分析還是從中國的時間來看，一個不那么快，但是又保持得比較穩定增長這樣的宏觀環境，經濟不那么熱，增速不是特別地高，但是經濟也不那么冷，可能在這樣的狀態下，是有利于結構調整的。

　　在這樣的狀態下，經濟比較適度的增長，市場需求適度偏緊，有利于市場競爭機制發揮充分的作用，拋開經濟能力比較差，競爭力相對來說不太強的企業和落后的產業，同時在這種狀態下，資源要素比較適度，有利于資源在產業部門間合理有序轉移。

　　如果我們分析能夠成立的話，為了結構調整，轉方式調結構需要適當的環境，適當的環境我個人感覺大概7%-8%的速度，可能是有利于轉方式調結構思路，和7%-8%相配套的宏觀經濟有利于結構調整和方式轉換，產業轉型環境和相搭配的數字，今年我們的經濟由于外部需求的變化，因為內部特殊的深層次的原因，中國經濟連續幾個季度增速在回落，這是三年移動平均數，今年1—9月份中國GDP增長速度是7.7%，在這樣的增長速度下，在這樣的增長環境下，中國的結構，中國的經濟結構無論是產業結構發生很多積極的變化。

　　今年前三個季度，服務業比重提高比較多，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3.8%，比上一年提高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提高1.2%，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較快，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7%，比規模以上工業增長1.7個百分點，收入分配結構改善。總的GDP總增長7.7%情況下，居民收入比過去多了，財政收入增幅較多，企業利潤負增長，節能降耗，我們認真分析了我們國家的能源消耗的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表現出非常緊密的關系，一種數量的關系，就是經濟增長快的，能源消費增長得更快，體現單位GDP的能耗比較高，反之經濟增速比較慢的時候，能源消耗能源消費下降更快，為什么？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方面的原因國民經濟是由不同行業組成的，不同的行業能源消費來說是不一樣的，在經濟上行的時候，國民經濟的重化工業增長更快，而能耗相對來說更大，所以經濟增長快的時候，這些部門增長得更快，從而總的能源消費增長更快。反之，經濟在放緩的時候，放緩首先是耗能更高的重化行業，比方電解鋁、鋼鐵、冶金、建材等，它們下降更快，從而把能源消費往下拖得更快。

　　今年前三個季度區域結構也在優化。中西部增長比東部增長得更快一些。理論分析和中國這些年經濟變化數據都在證明，我們要想推進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應該維持國民經濟適當的速度，保持適當的環境，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和經濟增長速度偏慢都不利于解讀和調整，都不利于發展方式的轉變。所以還是到這樣一句話，如果真想推動結構的調整，不要對經濟增長速度有過高的期許，7%-8%的增長速度大家接受這樣的速度，7%-8%的經濟增長速度，既符合我們中國國民經濟幾十年高速增長以后，仍然處在戰略機遇期大的判斷，也制約中國經濟成長一些因素也在增強。

　　勞動力及資源環境，中國的國民經濟如果在未來一段時間，保持7%-8%的速度，是符合規律的速度，符合中國既處在戰略機遇期，又制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變強的現實，也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這是我給各位來賓報告得第一點。

　　我們講一個適當的宏觀環境，一個適當的速度有利于結構調整，核心還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市場機制市場需求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宏觀環境和中觀經濟機制靠什么連在一起，靠市場的壓力。

　　我想跟各位報告的第二點，誰是結構調整的主體？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提出，可能和經濟結構任務提出一樣，1979年馬洪、孫尚清帶領經濟結構調查組出去調研了，改革開放大幕在1978年拉開，當時大家都認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有許多滯后的地方，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結構調整的主體是誰的問題？在認清的基礎上要加大這方面的力度。事實上一個國家調整結構，轉變方式，主體就是企業，企業是市場經濟環境下結構調整的主體，為什么呢？我們講結構調整，比方說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國民經濟是分了很多的門類，工業就有3種，門類劃分為41個大類，41個大類又劃分201個種類，581個小類，581個工業小類又涉及到27905項工業產品，結構怎么樣調？沒有離開工業產品結構調整行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和門類結構調整，換句話說，工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要依賴于產品結構的優化和調整，沒有產品結構的優化和調整，談不上行業結構產業結構和門類結構，它的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是產品，而產品結構調整誰來調整產品結構，一定是生產產品的主體，要么是企業，要么是工商登記的，企業發展，還有是經濟組織和企業，所以要推動中國的經濟結構的調整，最為關鍵的還是要推動企業產品的調整，才有宏觀經濟結構層面的調整。這是從行業內部來說。

　　就行業間來看，新的產業的出現，老的產業的衰退，也是企業的行為。無非是企業新的投資行為、新的創業行為和企業的退出行為，無論從行業內、產業內看，還是產業之間看，結構調整的主體都是企業，要想真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就必須更進一步加強企業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的能力或者能動性，增強企業調整結構的能力，企業調整產品結構的能力是什么呢？技術創新、產品創新，這是我想講得第二個大問題第二個觀點。

　　企業技術創新是結構調整的根本動力。沒有企業的技術創新，沒有企業的產品創新，就沒有產品結構的調整，也就沒有中觀和宏觀層面經濟結構的調整，如果我們真想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就要下大力氣，進一步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為企業更好地從事技術創新提供好的條件和好的環境和好的政策。

　　我們國家這幾年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企業尤其是一些新興的企業，或者是民營企業，創新能力還是不斷加強的，也涌現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較強創新能力的企業，但總體上講，中國企業創新能力還是有待提高的。

　　這里我想給來賓們舉這樣幾個數據，第一個數據2011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大概不到40萬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40萬戶，有研發企業活動的比重只有11.5%，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僅為0.71%，不到1%，一百塊錢主營銷售收入中只有0.71元拿來做研發，我曾經去國外看過一些企業，很多的企業研發支出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都在5%甚至5%以上，如果我們這些分析成立的話，這么多年要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也取得了若干的進展，但是我們總感覺到需要進一步加強。根子出在哪里，最根本還是中國企業相當多一部分企業創新能力不強，或者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企業不多，要想進一步推動產業的升級，要想進一步推動結構的調整，要想進一步落實十八大所提出的科學發展，關鍵問題還需要宏觀落實到微觀，歸根結底還是要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還需要進一步明確企業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

　　我們講企業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并不是說政府無所作為，政府還是大有作為的。政府做什么呢？除了制定有利于引導企業結構調整規劃以外，更重要的是為企業創新活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提供相應的支持，為企業的技術創新、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創造條件。包括保護發明的手段，一個國家只有保護發明，保護了知識產權，才有更多的人發展、創新，我們需要更加有利于研究創新會計制度，無論是稅前的扣除還是其他的會計制度，都要有利于企業創新。政府要有更多的資金支持企業的技術創新，要有更多稅收優惠鼓勵企業創新，同時還要鼓勵培訓、培養人才，企業的創新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動力，但是任何創新都是人做的，任何發明都是人做的，所以，我們國家還是要更加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培養，要更加尊重老師，尊重在座更多的老師，尊重大學，尊重老師、尊重教育，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更多的注重創新的企業家，才有更多的企業內部和外部更加注重創新的人，才有更多創新型企業，我們國家才能夠成為創新型的國家，我們的黨能成為創新型的政黨。總之，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要的決戰階段，我們中國和中華民族需要下更大的氣力推動科學發展，下更大的氣力推動經濟方式的轉變，下更大的氣力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所以我們需要適當的經濟增長，需要一個適當的宏觀的環境，更需要創新型的企業，更需要進一步支持鼓勵、保護企業的創新，只有這樣，只有這樣做了，我們的結構調整，我們的發展方式轉換，一定會取得更多的進步。再一次謝謝各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