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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清華管理全球論壇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召開,論壇主題為“世界經濟與跨國管理的新趨勢”。新浪財經視頻直播本次會議。圖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全景。
胡舒立:我是財新傳媒總編輯。我們今天談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微妙的問題,就是關于全球的經濟增長。全球的經濟增長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主要是通過貿易推動了全球的經濟增長。以后是互聯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本世紀是信貸擴張和房地產繁榮。經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人們觀望,什么是下一個經濟增長的熱點,能夠帶動起這個增長?是新的替代能源,還是來自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帶來的強力的消費需求?如果是后者,是來自中國還是非洲?坦率的說四年已經過去,現在還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今天的討論可能也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希望通過我們在場的金融界、資源能源界,還有學術界優秀的嘉賓的交談,請他們闡述他們的看法,能使我們大家受到啟發。下面我給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嘉賓。坐在我身邊的龐約翰博士,曾經是沃達豐董事集團的董事長,擔任過匯豐控股的前董事長。下一位是約翰·布朗勛爵,是BP集團首席執行官。下一位是亨利·德·卡斯特,是安盛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威廉·福特,美國是泛大西洋投資集團首席執行官。克里斯多夫·高爾文是哈里森街資本公司主席。最后一位是清華經管學院弗里曼講席教授,同時是清華大學中國和世界經濟中心的主任李稻葵(微博)。
我們今天請他們每位就剛才今天世界新經濟增長問題做一個三到五分鐘各抒己見,我作為一個記者,請大家給我機會提一些問題。我可能對每個人提一兩個比較溫柔的問題,剩下的機會留給大家,請大家放心,我們可以排隊提問,時間比較充分。下面從龐約翰先生開始。
龐約翰爵士:非常感謝。如果我們認為增長可能是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企業支出的增長的推動,或者說出口增長推動的話,大部分的進口增長,可以說在未來十年或者幾十年肯定是來自新興市場的。西方國家來講會有一些問題,比如說消費者借貸過多,政府過多借貸,西方的出口比較疲軟,已經轉向新興市場。是整個大的宏觀的背景。我非常喜歡財富的“金字塔”。現在大部分人每天消費很少,對于整個企業銷售來講是具有相關性的。在印度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企業,賣一些肥皂或者洗衣粉,也推動很多的消費。對于很多新型經濟體的企業,如果你的成本比較低,是有很好的機會的。西方的企業你們要關注大眾人群,這些消費者會成為增長的新動力。對于增長的輔助者,應該來自手機。手機可以給我們做很多的幫助,現在手機用于語音或者發送短信息,或者打電話。手機還可以做更多,交通管理,醫療支付。手機肯定會給我們提供很多的增長引擎。在孟買,我們可以在電線桿子上有小的廣告,說我沒有什么企業,我是個人,告訴你我的名字,我是一個水管工,你可以打電話。
約翰·布朗勛爵:我是比較喜歡能源的。我談一下整個預測的局勢。預測經常是不準的,五年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報紙上有一些能源行業的專家告訴大家,石油現在已經枯竭了,沒有了,天然氣在美國也是要用完了。這些預測都是錯誤的,事實證明是錯誤的。主要是因為我們低估了技術的力量。技術可以擴大我們增長的領域。甚至在傳統的行業當中,也會擴大我們增長的潛力。技術可以幫助我們擴張。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有很多液燃氣,我估計現在的技術在五年之后肯定會進一步的從史無前例的角度來發現更多的來源。從技術角度來講,可以降低成本,可以幫助提高效率和收益。
所有的國家也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現在有新的領域進行石油天然氣的開采,在東非,在其他的國家都發現了能源的儲備。可再生能源也是一樣的。在規模上也是巨大的擴張,也是具有競爭性。在有些地方,本來是不太可能,比如德國這些國家,部署可再生能源的規模,也是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改變了能源開發的方式和交付的方式。
最后一點,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增長也是來自于做的更少,做的更好。對于能源的需求角度來講,發生巨大的變化,人們怎么樣利用能源,更好的購買能源。過去很多的出行的做法使我們的效率非常的低下。現在我們的汽車變的更加輕。同時我們的住宅也變的效率更加高。所以我們使用能源的量將會下降。我們擁有的能源的量會上升,這一點是極大的推動增長的驅動力。根據最新的預測,在美國發現了液燃氣和頁巖砂帶來的影響,對美國的GDP增長3%,未來七年能夠做到這一點。僅僅是一個生產力的投入的要素有能得到這么大的影響。
亨利·德·卡斯特:今天在座的各位都認為世界受到的很多的威脅,因為面臨著不確定性。現在互聯網就像五百年前的印刷行業一樣,正在顛覆著整個世界新的興起。你來看一下歷史,在文藝復興時候,歐洲的國家,葡萄牙是最富裕的,最貧困的是瑞士。五百年之后整個狀況發生很大的變化。你要了解你的環境,同時用你的競爭的優勢,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看一下當今世界,我們的增長來自什么地方?可以來自于消費者的開支或者投資,或者政府的開支。歐洲和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在未來一段時間并不會特別的強勁,但是在美國也許消費需求的上升會比歐洲更快一些,但是并不是主要的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消費者需求這塊,在中國以及亞洲的其他國家,以及南美國家,他們有更多的希望。他們有非常大的一些購買力。這些購買力是積累起來的,他們的杠桿也是比較低的水平。所以我并不認為政府的開支能有太多的推動力。在一些很多的國家,他們所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要解決他們的結構性的赤字和不均衡的問題。在新興國家里面,也許政府開支有更大的推動,他們要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同時和私營資本的合作可以有效的進行資本的利用,他們有更好的經濟理由進行投資。從短期角度來講,這些新興國家的消費者的需求,從長期的角度來講,從供給的角度來講,看增長實際上創新以及技術,還有結構性的改革是我們最主要的驅動力。我們也不應該低估在這些主要的國家里面結構性改革所帶來的驅動力。我們今天提出的一個愿景,可能在五年之內大家會看到。這些發達國家的模型已經過時了,但是結構性的改革它的速度也是不能低估的,尤其在歐洲一些國家也進行了結構性的改革。 在進行結構性改革之后,將會實現這些國家的再次的崛起。不用花二十年的時間,歐洲將會得到更好的管理,是更加均衡的歐洲,再次回到世界舞臺上來。我們希望解決美國的赤字問題。我相信金融體系在各個國家都會面臨很多的問題,不僅僅是在歐洲。金融問題是從美國開始的。所以結構性的改革將是非常重要的,我也非常同意斯蒂芬的觀點,在監管這塊可能有點過分了,在歐洲我們也要重新定義我們對自己的風險的偏好。如果我們是規避風險的環境的話,是不好的,沒有風險就沒有增長。如果在你的人生中沒有風險,大家可以看到,在你沒有風險的一天,就是你死亡的那天,每一個事情都是充滿確定性的。
從長期來講,技術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力。在能源的領域,以及在醫藥領域,IT領域,這些都是我們新的周期,和新的階段的起點和開始。我們首先要很好的定位自己,在這個時代,我們將會有一些行業消失,也會有新的行業的崛起。它并不是一面的故事。我們相信在很多地方,會有很大的增長,同時有很多行業,很多部門萎縮了,是由于技術的革命帶來的這些行業的萎縮,這種萎縮的速度也許會更加快。比如保險這個行業,它對風險提供一些相應的保險。在市場上全球風險永遠不會消失,也不會降低。二十一世紀最主要的驅動力,是人們對于預期壽命的興趣。在1900年是45歲的預期壽命,也許在2000年,八九十歲等等,對于我們是很大的驅動力。在二十一世紀里面,我們預期壽命會持續不斷的增長,每年預期壽命是三個月,明天出生一個嬰兒比今天出生的嬰兒他的預期壽命將會長六個小時。大家可以看到,每天我們的預期壽命都在不斷的增長,未來人工作更長時間,消費更長時間,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消息。
只要沒有戰略性的巨災的出現,未來世界是更加繁榮的,謝謝。
威廉·福特:對于PE投資者,我們思考很多的主題。首先第一個就是消費者。根據我們的預測,在未來15年里有新的30億成為新的中產階級。未來有50億的中產階級。這樣使得他們人均的收入從兩千增長到五、六千美元。會給我們創造很多的消費、金融以及其他方面很多的投資的機會。第二個互聯網領域,2015年時候,將有20億人連接到互聯網。電子商務,社交媒體,定位服務等等,都是有很大的潛力的。新興市場里面,互聯網的滲透力是低于50%的,將有極大的增長在未來。
第三個領域就是我們的移動互聯網。現在我們在全球有50億—55億的手機。很多智能手機是連到移動互聯網。隨著我們智能手機價格下降,有20—30億人連接到移動互聯網上。移動互聯網支付功能,醫療、衛生的功能是特別巨大的機會。最后是醫療和教育兩個領域。新興市場對于醫療和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斷的增長。隨著國家更加的富裕,消費者有更多對于醫療和教育方面的需求,所以這兩個領域有更多的創新。發達國家也是如此。最后從地理角度來講,我想評論一下,主要的一個驅動力,是在未來幾年里面,是新興的經濟。中國以及巴西之外,我們還看了一下東南亞。2015年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極大的推動東南亞的增長。同時他們也的確從中國的增長中獲益不少。拉丁美洲之外的國家,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等等,這些國家不斷的推動增長的戰略和政策,除了中國、印度等等之外, 將是對投資來說特別有吸引力。
克里斯多夫·高爾文:剛才的評論里面,大家都對世界特別的樂觀。如果我們仔細的傾聽斯蒂芬先生一個觀點,他最主要的一個精髓就是全球的規則經常會決定我們整個游戲的一個結果。在美國1700年時候,我們在美國創造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保護個人的權利,包括自由、企業權利等等。在中國三四十年里面,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使中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你看一下未來世界,我們也需要思考一下到底全球的規則是怎么樣制定的?開放的貿易,競爭的規則,也許是保持同樣的。斯蒂芬先生提到,如果國家選擇了錯誤的規則和政策,會給他們增長帶來負面的影響。政治的不穩定性等等這些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另外一點,歸根到底,在全球推動大量增長的就是新的產業的產生。
我父親在六十年代是工程師,他當時有相關的研究來開發一些蜂窩的技術。沃達豐開發的蜂窩技術推出很大的市場。寬帶,路由器的業務得到極大的推動。
對于能源領域來講,也得到了技術的作用。在醫療行業方面也是一樣的,有人工假肢,人工膀胱。有一些生命科學作出巨大的創新研究。對這些領域來講,有很多的增長的潛力。如果喜歡創新技術的話,在這些領域當中,你是有機會的,可以為世界創造增加值,謝謝。
李稻葵:首先我想道歉。我要向這些嘉賓道歉。如果你是母語是英語的話,我要道歉,因為主辦方告訴我說中文,而且就我在中國和全球的經驗來講,如果你發言,應該以當地的語言來發言。 在我痛苦的經驗里面,你如果不講當地媒體的記者的語言,一定會在互聯網上倒霉的,所以我講中文,我這個經驗和大家分享。增長點在什么地方?首先問一個問題,我們缺什么?今天的世界缺什么?第一步缺技術。大量的技術已經產生了。生物的,人體器官,到互聯網,不缺技術。
第二步缺資源。美國現在很快能夠幾年之內很可能能源自己自足,而且出口。印度尼西亞大有量的煤鐵礦石,他們抱怨價格太低,供給非常多。也不缺資本。今天這個世界到處是錢。美國的企業有兩萬億的現金在銀行帳戶上睡覺,不知道怎么投資。更不用說美聯儲聯手日本銀行一起印鈔票,這個世界不缺錢。不缺人才,清華大學這么多人都在等著創業。缺什么呢?缺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歐洲、美國、日本、英國都是面臨巨大的公共債務。
英國的債務水平公共財政情況比意大利差多了,利率很低,因為意大利的公共政策是認為糟糕的,英國采取一定措施開始進行改革。當今世界在我看來最差的最糟糕的就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必須改革。
回顧一下歷史,政策的危機是不斷產生,不斷被解決的。1890年的英國,當時認為資本主義崩潰了。英國的上議院自發的搞改革,在英國推行最最基本的公共福利,包括基本的住房、公共醫療。1910年美國也是同樣的危機。很多人認為大的公司出現以后,小企業沒有戲了,小羅斯福總統當時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系列的具有進步意義的公共的立法。1933年,大蕭條之后,美國人必須采取措施,大規模的進行立法,進行改革。這些每一次的改革帶來了世界的繁榮。最近的一次是1980年,當時的市場經濟國家各個面臨危機。我們中國正在搞改革。
當時的撒切爾夫人,里根推動改革的措施,帶來了所謂的全球化的種種的繁榮。今天的問題也不能全歸咎于1980年撒切爾夫人、里根的改革。今天的問題很復雜。既要讓公共財政在收稅方面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同時支出方面更加的有效。美國政府70%—80%的公共福利性的立法性的,權利性的支出都是給了不需要的支持的人。真正需要的,真正需要支持的,支持市場經濟發展的這些公共開支卻沒有落實到實處。下一輪增長來自哪里?來自那些在公共政策方面,在經濟政策方面敢于創新,有新的思維,真正的落實到實處的地區和國家,在美國還看不到苗頭,沒有看到希望。
歐洲整體上講也沒有看到希望,還需要折騰,還需要探索。直到新的經濟思維,新的經濟政策落實到實處的話,投資者才愿意投資,技術才真正的發揮作用,市場才能被打開。我們中國也面臨著領導人的換屆。我們衷心的希望中國的新的一代領導人,能夠真正的研究不僅中國自己過去成長的經驗和教訓,也放眼看世界,真正意識到我們世界最缺的,還是改革,真正的改革的政策。一旦把改革搞對了,其他的問題都會輕而易舉的解決,謝謝各位。
胡舒立:請教李稻葵教授,十八大之后,中國新一屆政府會怎么樣推動改革,你有什么期望和建議?
李稻葵:這是非常重大的話題,值得我們經管學院專門為此召開談話會。也希望胡女士過來不僅給我們主持,也發表你個人的觀點。我看來需要改革的問題非常多。一到兩個最核心的問題要抓住,我們的經濟能夠上一個臺階。
第一件事,就是政府怎么樣管理這個經濟?這是最最核心的問題。很多資金,很多企業家,也有很多市場,但是沒有投資,投資不到位。企業家比較悲觀,因為卡在了政府的審批的環節。審批環節并不是最有效的,這個環節必須加以改革。部分的審批不僅要放開,還有一部分的審批,還有一部分的沖突,經濟里面的沖突要有法院、法律體系來解決。非常具體的問題,我們的股市,中國經濟過去22年,股市建立以來,接近10%的增長速度,我們的股市平均的年價格增長指數是1.3%,遠遠低于通貨膨脹,且不要說我們的增長速度。歸根到底還是我們上市公司沒有真正的按規矩辦事。上市之后,不認真按照我們公司治理辦法開董事會,不認真討論投資方式。違規以后,投資者沒有地方打官司。我有很多的案例,各個上市公司都是地方法院管的,往往支持保護本地上市的大股東,這種法律體系怎么樣能讓投資者有信心呢?今天的股市價格太低了,對不起實際的回報率。長遠來看,沒有有效法制的體系,是不可能支持我們資本市場長期發展的。我建議,在北京或者上海,建立中央政府直接,中央級的高級法院,直接掌管所有的和證券上市公司有關的法律案件,拋離地方政府的干預。
第二個相關的就是要避免在我看來,部分的中等收入階層所呼吁的,搭便車式的“福利”。有車的階層是中國社會最窮的階層嗎?不是,中國要避免泛福利化傾向,真正建立一套為真正的窮人提供他們最底層的福利體制,這兩條我看來是真正重要的。
胡舒立:中國的GDP增長出現的下滑,大概是7.4%的增長率。對于資源和采礦行業來說,目前你是怎么樣的觀點?
龐約翰爵士:采礦40%我們都是銷售給中國的,包括煤炭等等這些一些產品。我們看到中國出現了一個放緩,但如果說其他國家也有7.4%的話,我們也特別的開心的。在整個采礦行業里面,都是有一個周期。未來是非常好的,短期來說是出現放緩的趨勢。
約翰·布朗勛爵:首先我們要特別謹慎,不要讓自己陷入一個死角,說資源會限制我們的增長。有一些國家有資源,有一些國家沒有資源,他們兩者之間的互動不會特別的充分和完整,會限制我們的增長。你談到能時候,是我們整個資源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能源有四個方面,第一,這個能源是可支付得起的。如果你生產的能源別人買不起,沒有意義了。 第二點,能源必須是清潔的,不會使世界變成現在的糟糕的樣子。有一些資源是清潔的,有一些不具有清潔性。所以要優先排序開發。 第三,有保障的穩定的能源的供給是特別重要的。你們探討美國能夠實現能源自給自足,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如果發生的話,這點對于美國對于全球的一個安全,它的做法是不是也會發生一些變化呢?這點對于其他國家又會帶來什么樣的責任和影響?這是非常大的而且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第四,在當今環境下,能源必須是人們能夠接受的。當人們找到事實之后不可能做下去了,所以要進行一些改革和變化。比如監管機構和電力的提供者,在日本,他們互動有問題。曝光之后帶來很大的問題。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進行了辯論,提出到底做什么樣的工作來去監管?因為核電給人們帶來極大的恐懼。人們害怕巨大的災害的出現,在整個監管過程中,需要保證多大程度的透明度,這些問題都是人們在腦海中一直會思考的問題。
胡舒立:政府以及公司都在清潔能源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在中國我們的確也加入到了游戲,改變了整個布局,您是怎么看待的?
約翰·布朗勛爵:可再生能源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增長,這也是在整個能源組合中增長最為快速的部分。在過去七年里面是如此,增長非常快速。最早是很小的部分,后來增長很快。增長最早是由政府政策強制推動的。現在全球很多政府推廣可再生能源。隨著支持不斷的增長,可再生能源的行業出現了擴大和增長。隨著規模的擴大,成本就會下降。成本就下降了,目前的問題是到底對于這個行業恰當的支持水平應該是怎么樣的?當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之后,是否能夠在市場上進行競爭?是否有一席之地?我相信會,會極大的推動全球電力的清潔性。德國,歐洲最大的經濟體,決定他們將不會有任何的核電。在他們的能源組合里面,本土的煤在德國特別的昂貴,所以就不考慮了。在能源行業里,有兩者,一個是天然氣,一個是可再生能源,這是兩個非常大的支柱。我們可以探討一下,到底什么是可行的。在市場機制下怎么樣確保能夠奏效。比如,可再生能源,太陽能白天發電,晚上不能發電了。但在白天時候,人們并不用電,但白天有大量的電。晚上人們用電,但沒有電。這些問題就是我們要解決的一些問題。
胡舒立:問一下亨利·德·卡斯特先生,中國出現老齡化的趨勢,對中國的增長模式發生了影響。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是否有一些商機呢?中國的金融行業自由化,是怎么樣的?從事業務和從事商業你感到舒服嗎?
亨利·德·卡斯特:人口老齡化問題很明顯,給我們創造很多的機會,包括醫療保險領域有很多機會。一個非常根本性的中國的問題,在什么樣的一個階段,中國將會改變計劃生育的政策。對于金融行業的自由化,現在是非常謹慎的起點的開放。給國外帶來一些機會,我們的憂慮是,比如和中國大的公司進行投資,我們和中國企業成立的合資企業里面,怎么樣建立很好的企業治理結構?雙方必須作出努力。這點是外資企業進入中國面臨的問題,從治理的角度怎么來做。另外一點,要相互的尊重,相互傾聽,確保我們合資企業能夠長期角度來講是成功的,能夠開發整個市場。
胡舒立:現在談到中國非常的悲觀,現在中國的資本流出非常多,什么原因?
威廉·福特:中國和巴西出現增長放緩的現象。這些是資本非常大的起點。很多年里面,新興市場是非常大的吸引點。從長期角度來講,對資本來說是特別有意思的。在我們的投資管道里,幾個最大的投資,一個是中國的餐館行業。另外一個是印度金融技術方面的公司,另外一個是巴西的金融服務的公司。 很多的創業型的企業來到了中國。他們在香港得到了一些相應資金的支持,但是他們在亞洲沒有進行IPO上市。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資本市場得到推動,吸引很多高質量的公司。這些公司在市場上獲取資本,不僅國內投資者,全球投資者進入市場進行投資。對于投資者來說,國外的投資者很難對中國的資本市場進行參與,這些是需要我們推動的。
胡舒立:加上的資本證券這條,對中國市場意味著什么?
克里斯多夫·高爾文:斯蒂芬他們都談到了政策方面的挑戰。當人們有太多債務的時候,他們可能會違約。違約或者是他們可以進行退出,或者是可以增加抵押或者還款,在美國和歐洲帶來了壓力,而且帶來了增長的放緩,也造成了其他很多監管方面的問題。央行也是希望找到其他的方法找到流動性,資本證券,聯邦儲備已經沒有選擇了,他們只能通過這種方式提高市場的流動性。所以他們把一些債券買回。對于中國的政策來講,肯定要從整個世界的體系審視。目前來講,中央政府希望能夠延緩衰退,將系統量化注入更多美元、歐元、人民幣,注入更多的貨幣,是另外一種技巧或者策略。
對于QE量化寬松來講,可以看到股票市場有增加,對于消費支出影響并不是那么大。有一些國家在基礎設施進行投資,這作為一種方式能夠改進經濟的發展,可能是更安全的。2007、2008年,中國拉動消費是比較明智的,我希望看到政府是這么看的。
李稻葵:在我看來,美國、歐洲也好,他的公共財政上面的問題是過去十幾年來慢慢的沉淀下來的,歷史上形成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此巨大的公共財政的困難,很難用簡單的短期多印鈔票,未來逐步的改革這種方式來解決。我擔心的是,盡管短期來看,QE還有OMT是需要的,對短期市場是有幫助的,但是這種短期的政策,最后可能會以一種比較劇烈的更加大的一種矛盾或者危機最后凸顯出來。我擔心可能還會有第三輪大規模的沖突。如此巨大的社會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整體的比較思路很清晰的方案去解決的話,光是補印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需要撒切爾夫人或者里根總統那種風格的改革。我指需要在學術界,思想界有比較清晰的思路,通過若干的政治家貫徹成公共政策,一種新的政策才行。
今天看看各位要不然是極端的小政府,要不然回到凱恩斯主義,多增加公共開支,沒有解決新的公共政策的思路。這是我最擔心的。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決策者,企業家,中國未來的領導,一定在西方還沒有提出明確的解決答案的時候做好準備。未來這個世界還會折騰,我愿意用“亂世”來形容這個世界。
胡舒立:我有一個共同問題,問所有在座的嘉賓。既然你們都是清華經濟管理學院的顧問,你們也一定可以顧問中國經濟。中國的現在經濟下滑比較明顯,你們對這個怎么看?究竟是可控的放緩,還是長期的衰退,需不需要新一輪的刺激,如果需要的話,應該怎么刺激?
威廉·福特:我認為政府應該作出一些響應,美國、歐洲有很多的政策工具供他們使用,他們的銀行體系非常的健康。第二個,他們有外匯儲備,要刺激的話,他們肯定會要刺激。 “十二五”規劃中,重點轉向消費的刺激,不只是投資和出口。從長期的角度來講,應該讓三架馬車真正并駕齊驅。不僅是經濟刺激,還有其他方面的刺激,就可以保持比較令人吸引的增長率了。
約翰·布朗勛爵:這里我觀察到的,在英國,我想用能源做一個例子。從增長來講,我們都是面臨著是允許低效的。增一定程度之后,要調整低效性。中國未來“十二五”規劃中,第二個目標是提高能效。再和我自己的國家進行類比,我也會給政府提供咨詢,關于結構改革提供咨詢。有一點非常清楚,從公務員角度來講,資本的支出要更高效,要比放到商業實體當中更高效。需要很好的紀律,要給公務員提供教育,要讓他們提高資本的效率,這是我們的經驗。尤其當增長放緩的時候,或者呈負的時候,要看一下,如果他怎么支出,他的效率高與低會有巨大的影響,尤其資本的支出來講也是一樣的。資本支出是需要延遲的效率的,所以要提高資本的效率。
龐約翰爵士:中國過去已經做的很不錯了,新的增長來講,現在是7.4%,所以我覺得這里沒有擔心的理由的。中國來講,有最高的現金流的比例,世界上最大的。消費數量來講是低估了,消費可能實際要比大家所想的高得多。
亨利·德·卡斯特:沒有什么補充了。中國已經表現很好了
克里斯多夫·高爾文:當企業從一億美元增長到10億美元收入的時候,在擴大規模的時候,情況是非常不一樣的。就像中國一樣,中國它的規模非常大,希望打造可持續的發展。能夠進行扶貧,包容性的社會的發展,我覺得“十二五”規劃是比較合適的,考慮規模去設定它的增長速度。
李稻葵:首先對龐約翰爵士說的事情做點回應,他說中國的消費沒有那么低,有著非常好的經濟學的直覺。我們做了一個研究,中國的消費率從2007年開始逐漸的回升,大概占到41%,比之前認為的百分之三十多要高。當然,41%還是很低的數字,消費占GDP的比重還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讓消費真正拉動經濟產生的作用。這一輪的減速如何看待?這次的經濟的減速,從去年前年的10%以上,去年9.2%,降到現在頭三個季度的7.5%左右,降了將近1.8個百分點。表面看降的非常厲害,但是一定要記住,這一輪的減速,并沒有帶來大規模的失業。是沒有失業的減速,如果說西方或者美國是沒有就業的恢復,我們是沒有失業的減速。
前幾天,溫家寶總理在一個重要場合發表了一個講話。他用了一個數字,他說今年一到9月份,新增就業,是1100萬人。往年中國經濟每年的目標是一年產生新增就業900萬以上,有的時候是新增就業一千萬以上。今年1—9月份超出往年很高目標了。說明這一輪的減速并沒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痛苦。新增就業還產生了,第二,應該看到,我們可能正在面臨深刻的經濟結構的轉變,這個經濟體里面,剩余勞動力已經相對不足了。工資開始上漲,內需開始上漲,消費開始上漲,這個結構變化是非常健康的,非常好的。這個結構的變化,對于經濟增長適當的減速而言是緩沖作用,讓經濟增長的痛苦來的少一點。
我特別要講,減速的另一個成本也必須要談。另一個成本是金融體系,尤其是銀行會出現一定呆帳、壞賬。相關度非常強。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數據,這個風險是完全可控的。換句話說,我個人觀點,不應該因為經濟的減速而過分的擔心。適當的減速對于經濟調整而言,可能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
胡舒立:謝謝大家。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是全球增長的新引擎。現在進入提問階段。
問:我是來自人才雜志的記者,我想問卡斯特先生一個問題,今天我們談到很多的變化,包括中國的變革,以及全球發生的變化,我覺得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安盛集團在中國一家公司的股權變小了,這是否意味著放棄了你們過去的戰略,還是說很小的變化?
亨利·德·卡斯特:我們沒有放棄控股權,你是要對小的公司占有51%,還是說對大的公司占據30%的股權。我們做了一個決策。在未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去投資更大的蛋糕。在合資企業里面,我們看到銷售額正在不斷的上升,合資企業收益更好。我們并沒有喪失掉我們的興趣,我們和中國非常杰出的機構合作,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可能比之前的戰略更成功,謝謝。
問:早上好,我是來自人才雜志的記者。有很多的一些結構性的問題影響到中國的經濟,我想問龐約翰一個問題,房地產行業在未來是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龐約翰:從長期角度來講,房地產是具有很強的周期性的。在全球很多國家房地產長期角度是保值的。
問:目前你覺得是否在房地產投資方面好的機會?因為中國政府已經采取很多措施去控制房地產價格。但是沒有成功。
龐約翰爵士:我想是中國政府做的決定的,應該是由中國政府來做決策。
問:我是清華經管學院的學生,斯蒂芬·施瓦茨曼先生早上提到過今天有總統的第三次辯論,辯論過程中,中國也將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我的問題是,你認為中美關系在新的總統選舉之后怎么樣演化?中國的換屆之后,全球經濟體中中美關系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問李稻葵這個問題,還有其他的演講者。
李稻葵:根據經驗,由于大選過程中,雙方都會把中國作為重大話題,話題溫度很高,因此大選之后,不可避免會有一段時間,新任或者連任總統部分兌現在大選過程中他們的承諾,中美關系會有一定的波折,我也相信,我們新一代領導人非常的務實的。我堅信困難時期會比較快的渡過。謝謝。
問:我想問一下布朗勛爵,我來自清華經管學院。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可再生能源公司怎么樣解決電力,比如一些國網公司壟斷的現象。在未來電力的組合里面,可再生和傳統能源之間的比例大概會是怎么樣的?對于企業家來說,可再生能源方面有什么樣的建議?
約翰·布朗勛爵:有兩點,首先有一些國家通過稅收激勵政策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對于投資者來說,他們只要獲得社會的回報率就可以了。我們知道這里有一些政府稅收的優惠和支持。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如果人們要去進一步的獲得更高的回報率的話,必須大幅度的削減成本,或者獲得更多的客戶等等。但是未來前景是很好的,公共政策怎么樣的比例呢?可能取決于地方。比如在沙特阿拉伯,他們燃燒大概他們所生產的石油的15%,進行海水的淡化。他們通過石油生產一些工業的用電。如果說能夠有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方式推動低成本的發生的話,整個能源結構發生一些變化。整個經濟體也會不斷發生結構的變化。我們可以通過節能手段,節約的能源,也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去。在中國我相信有很多的機會,在中國的某些地方是有很高的太陽能資源和風能資源,這樣也會給中國的發展提供很好的服務。
中國在降低制造成本方面也作出重要的貢獻,我希望將來會有新的技術,新的投資者和企業家,能夠更好的捕捉風能和太陽能,這是毫無疑問的。
胡舒立:非常感謝。
問:非常感謝這樣的機會。我是新華社實習記者。而且是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生。在最新的經濟學家的雜志當中討論中等規模企業對于經濟的恢復扮演的角色,中等規模的企業表現非常好,這些大企業有了很多的問題。大企業消減了三百萬就業崗位,中等企業創造了220萬的就業崗位,對于中國的經濟有什么影響?我先問龐約翰爵士。你曾經說過,中國的增速是7.4%很不錯,其他的國家是比較低的。
龐約翰:我不知道你是從哪看到的經濟學家這樣的數字。美國來講,有2500萬的中小企業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全球五百強的企業在就業崗位創業方面真的無法媲美。對于德國來講,德文有專門的術語。怎么樣給中小企業提供融資資金的支持。我曾經任職匯豐銀行,當時研究中小企業融資的機制。我們可以看到最好的SBA就是美國的機制。他們怎么去創造比較有利的融資機制,他們畢竟是我們增長的引擎,我們要去研究它。你們到底是喜歡到一個行業里面,有一個人給你買10億的業務,還是你到一個經濟體里面,有10億的購買方,每個有一點,可以進行風險的分散。所以對中小企業發展,對中國來講,融資是關鍵,謝謝。
問:目前全球經濟面臨重大的下行風險,對保險業風險多大,中國保險業如何應對?外資保險公司決策層如何看待中國保險市場前景?在中國市場扮演怎樣的角色?謝謝。
亨利·德·卡斯特:保險行業在全球來講,我們從消費者得到的保金之后可能得到返還,對銀行業來講是比較安全的,并不是說我們沒有受到危機影響。石油公司來講,還有財險的保險,人們確保他們商品、工廠,其他財產的安全。能夠避免破壞,保險行業受下行的影響不大。可能壽險方面儲存有一些影響,因為這里比較低的長期的利率,經濟下滑可能會影響央行的一些行動,使長期利率人工干預比較低的話,不是很好的經濟政策,可能會扭曲風險的情況。我們也知道這一點。在我們資產的回報率現在也開始下降,我們相信這種政策將來肯定會結束的。人們還是比較樂觀,比較感興趣比如說將利率長期比較低,比較熱情。但是我覺得這長期的低利率來講,如果時間太長會有負面的影響的。因為會創造人為的資本,會造成未來的泡沫。在你還債的時候,可能是通過通貨膨脹的方式,如果你要將利率保持太低的話,從長期來講不是太好。中國的保險市場比較好的,而且不斷的擴張,隨著改革進一步開放,我們希望能夠參與。財險方面我們外國的企業來講,我們希望加入第三方責任賠償方面,在一些新型國家方面,參與車險財險領域,我們希望成為這方面的一部分,謝謝。
胡舒立: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感謝非常尊貴的,非常有見解,很坦誠的發言人,請鼓掌,謝謝大家的傾聽,謝謝大家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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