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來源：新浪財經 劉萬明 攝）（來源：新浪財經 劉萬明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9月22日(周六)上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第二十三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多重目標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與選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表示，很多人談到的制度紅利還會存在，但是我們要強調的一點，未來的制度紅利存在著強大的政治的風險，這種風險對經濟有可能是副作用的。說一我們最為重要的應該引起深思的就是結構調整中間的深層次的政治激勵體制、經濟激勵體制的構建。

　　以下是報告實錄：

　　劉元春：非常感謝大家在12點的時候還能堅持，前面各位嘉賓已經談了很多，我想簡單談一下郭杰教授的報告，以及前面幾位嘉賓所談的，到底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關系，以及我們本身在當前怎么來判斷。

　　在目前來講，從5月份已經將穩增長的提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從5月23號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的措施，當然這個措施里面核心的內容是穩投資。因此，這些措施的出臺就激發了大家對于這種短期的政策定位和中長期的政策定位之間的沖突產生了熱議。我們看到發改委網站每公布一次投資項目審批通過之后，都會引起我們媒體軒然大波。為什么這樣呢？核心原因就在于我們經過2008年、2009年這四萬億刺激計劃之后，大家充分認識到這種中國短期的穩增長和中期的調結構，之間的沖突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也就是說民眾達成一種共識了。所以說這樣的一種共識導致我們最近對于下一步政策的定位產生了很多的疑慮。那么這個疑慮就在于到底是在穩增長的框架下面，以微調、預調為主體來進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還是說我們以這種“保八”的策略來進行新一輪的刺激？在這個來講實際上是當前大家熱議的一個核心焦點。由這個焦點引發的是我們的投資項目，特別是在一些基建方面需要不需要大規模進行。

　　第二個是我們整個的財政需要不需要在三季度末、四季度有一個重新的調整。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市場人士所熱議的降準、降息，是不是在近期進行推出。當然更重要的一些可能就是大家會討論的一個問題，政策的調控點應當不應當在現在，還是在明年初。所以說這些問題很重要的是在于我們對穩增長概念的認識，這里面我們就會發現在近期里面政府實質上對穩增長的內涵沒有做更多的調整。我們發改委所審批的一系列項目基本上是按照預定的一種規劃來進行的，只是可能在一些節奏上面有一些調整。我們財政的這種支出計劃也基本上是按照年初預算來進行的，而沒有做出大幅度的調整。那么原因何在？原因可能就在于我們近期的這種宏觀經濟的內在結構可能的確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就是我們團隊里面仿佛強調的兩個新特征，第一個是在GDP增速連續兩年多的回落過程中間，我們的就業形式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惡化，雖然我們講就業問題后面可能會逐步浮現出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就業的滯后性在這幾年結構調整中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同時再加上我們十八大的政治因素，導致失業的滯后性進一步延長。但是不管怎么講，即使我們剔除這個滯后性，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從人民大學的一些調研數據，從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數據，以及我們的城鎮勞動力的需求供給比的參數來看，中國沒有像以往歷史上所出現的只要GDP連續兩個季度跌破八，失業率必定會出現9%的狀況，現在沒有出現。

　　我們就會知道中國政策的邏輯不僅僅在于經濟本身，而關鍵在于社會的穩定和政治的穩定，如果失業如果沒有出現大幅度的變化，我們講短期政策要在近期出現根本性的變化是不可能的，沒有動力來做進一步政策的大調整。到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或者是市場所呼吁的這種穩增長短期的一種壓力，實際上在政治層面里面并不是那么緊迫。當然我們也會看到這些年里面由于這樣、那樣的一些觀察角度的變化，使我們在判斷上可能出現很多的失誤。這里面比如說經常會看到的從宏觀視角來看，目前雖然很多問題好像都是在惡化的狀況，但是我們看很多的基本面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如果我們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從長三角、珠三角的調研情況來看，如會發現怎么樣？目前的狀況可能比2008年、2009年的狀況還要糟糕、還要惡劣。為什么？我們經常會談到的一個是每到危機來了之后，每到新一輪下行壓力的時候，微觀和宏觀的反應本身就是不一致的。我們要強調的一個重點是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關注到微觀的調整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比宏觀的調整能力和平滑能力要強得多。因此一種政策決策過度注重微觀的變化，可能會使我們出現一些問題。可能我們前幾年都在談很多的一些問題，但事實上我們會發現最后大家都還不錯，最后發現的就是政策調整過度，這種前瞻性往往不足。原因就是怎么樣？我們目前決策的這種模式可能過度注重微觀考慮。當然我們也會看到為什么會這么注重微觀反應呢？原因也是這個時代變了。第一個是我們的輿論已經發生根本性的導向，市場性的輿論網絡后之后，所形成的決策者壓力是前所未有的。當然第二個是什么？我們的決策者可能對于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像這些年的變異可能重視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講的一個很簡單的，從目前來看，我們可能在目標上面應當進行一些不同層次的考慮，這種考慮可能會導致我們在強化這種中長期目標的穩定上面，就會提高到新的層面上。剛才很多老師所講的多重目標下宏觀經濟的沖突，這種現象是中國獨有的嗎？實際上現在是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受困于此。現在大家看到奧巴馬的日子是很難受的，一方面要保失業、穩金融，還要約束財政赤字。當然歐盟的問題更嚴重。如果我們放眼世界來看，發現我們面臨很多的短期問題、中期問題，是不是獨有的呢？不是。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美國所提出來的這種結構性的目標是不是沒有啊？不僅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比中國的結構性目標并不差，因為大家知道奧巴馬在這幾年的方案里面，第一個是新能源戰略，第二個是再工業化戰略，第三個是出口放慢戰略。這三大戰略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結構調整戰略。對于短期來講，大家可能關注很多的是數量寬松型的政策，關注的是財政的問題，但是我們看中期定位實際上是非常明確的。歐盟的這種結構性的調整明確不明確？也很明確。

　　在這里面會看到，現在歐盟的目標是什么？第一個是穩金融，第二個是減赤字，第三個是爭就業，第四個才是穩增長。通貨膨脹的問題怎么樣？現在根本不談了。所以說我們就發現歐盟里面的這些目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結構性。所以說我們所講的重視結構性的問題，實際上并不是我們中國才有的，是世界才有的。如果我們再回到歷史來看，比如說八十年代，這個承前啟后的歷史階段這種結構性的手段和結構性的目標所彰顯的核心作用，實際上是非常明確的，只是我們現在不談這些而已。特別是在我們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里面碰到的問題，我們經常會談話的大危機之后對于宏觀經濟學、宏觀經濟政策的反思，很重要的一個導向就是周期性的導向，第二個是結構性的導向。這兩大導向實際上是我們整個未來所關注的，中國想表達最簡單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是全國人民看到的問題，是全世界看到的問題，是未來戰略期大家誰勝誰負的一個問題，下一個核心問題怎么樣。我們的報告里面點得很明確，就是要啟動市場導向型的結構性調整。為市場導向型的調整創造市場環境，形成良好的政治激勵機制和經濟激勵機制，關鍵點就是政治激勵機制到底怎么來進行構建，怎么來形成我們一種良性的經濟激勵機制，最后才是我們所看到的結構性的反應。也就是說結構問題不是一個最原始的問題，是一個態勢問題。因此大家都會認識到促改革、調結構。但是改革怎么改啊？我們原來談過一個，是要改自己。前三十年很重要，我們大部分時間在構建市場主體，構建市場體系，政府是高高在上，在駕馭市場、構建市場。但是后三十年就會發現核心的改革是什么？是要改自己，改政府自己。而改政府自己可是需要藝術，需要這種大破大立的戰略性的實際，所以這里面的問題就會非常復雜。

　　因此很多人談到的制度紅利還會存在，但是我們要強調的一點，未來的制度紅利存在著強大的政治的風險，這種風險對經濟有可能是副作用的。說一我們最為重要的應該引起深思的就是結構調整中間的深層次的政治激勵體制、經濟激勵體制的構建。

　　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