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郭杰主題報告（來源：新浪財經 劉萬明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9月22日(周六)上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第二十三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多重目標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與選擇”。圖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郭杰主題報告。

　　以下是報告實錄：

　　郭杰：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尊敬的各位來賓、媒體朋友，老師們、同學們，大家上午好。

　　今天由我代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在這里就我們研究所宏觀團隊的研究成果向大家進行匯報。我們匯報的主題是多重目標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與選擇。

　　報告的內容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當前經濟困境。第二部分：多重經濟目標間的沖突與抉擇。第三部分：多重目標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新定位。第四部分：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報告始終圍繞政府引導、市場主導、調結構、穩定經濟增長展開，強調政府的重要作用。市場的中心地位，調結構以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核心目標，論證了多重目標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如何進行重新定位與選擇這一重大課題。

　　第二部分，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當前經濟困境。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主要特征，這樣我們分四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特征一，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的經濟增長不僅源于技術進步、生產要素、以及人力資本的積累，更加得益于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紅利。

　　近年來，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紅利正在面臨耗盡局面。中國經濟面臨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壓力。此外由于制度紅利和全球化紅利日益耗盡，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滑，造成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面臨下行壓力。

　　我們分這樣幾方面來看，一，經過增長日益依賴資本投入，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下滑。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在2006年后出現持續下滑的趨勢，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不得不更多依賴資本投入。

　　二、中國社會加速老齡化，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據聯合國(微博)測算，我國總撫養比將由2010年的38.2%下降到2014年的37.4%，之后則將由過去的不斷下降逆轉為不斷上升，并在2020年上升到40.3%。我們的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嚴重問題，從這個圖中也可以看出來。

　　第三，制度紅利即將耗盡，市場化改革亟待深化。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市場改革提供的一些制度創新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來來自改革的制度紅利出現了明顯衰減。據測算，中國市場化指數自1981年到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進入21世紀以后增幅則普遍降至5%以下，而且基本保持遞減狀態，在未來也難以改觀。全球化紅利也在耗盡，舊的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續。我們加入WTO以來，一直是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最大流入地。

　　第二個特征，輸入分配進一步惡化，短期難見逆轉。國內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近年來出現了明顯惡化趨勢，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間下降了12個百分點。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人均支配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重都一直在下滑。

　　特征3，城鎮化統計數據虛高，農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2020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但上述結果是基于農民工進城居住63以上即為常住人口的統計剖經得到的，而這些被統計的城市人口的常駐農民工沒有獲得城市戶籍和市民身份。

　　特征4，產業結構不合理，工業化進程速度與質量不匹配，產業結構不合理，工業內部供需結構不匹配。我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增長乏力現象表面上看是總需求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加劇了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結構性不匹配，導致結構嚴重失衡。由于我國特殊的經濟發展軌跡，我國工業比重一只較高，很多時候都處于產能過剩的狀態，通過拉動第二產業來調動整個經濟增長，雖然在短期內解決的結構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經濟，但是長期內卻再一次擴大了第二產業的產能，為隨后的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需求不足留下了更大的隱患。

　　由下圖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正逐步趕超第二產業，然而隨著2008年刺激方案的逐步實施，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的比重關系又出現嚴重的惡化。

　　第二個方面是工業化速度與質量不匹配，工業化后期結構和中期的技術特征并。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從1978年至今走過了30年的歷史。我們從重工業化，從1991年至今也走過了20年。所以當前中國這種粗放式的工業化進程很可能已經走到了后期，進一步提升的潛力的受限。然而在向高度工業化階段轉變過程中，我國的裝備工業和高技術工業沒有得到應有的加強和發展，一般加工工業的比重很高，技術密集型加工工業的比重較低，這種工業結構特征所反應的是導致工業化只處于中期工業化結果。

　　第二方面的大問題，當前宏觀經濟困境的主要表現及其成癮。當前宏觀經濟主要表現是國內短期增長形勢惡化，但是通貨膨脹壓力依然存在。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看。第一個，總產出增速持續回落，先行指標不容樂觀。我們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GDP回落速度幅度有所加大，8月份規模以上增加值同比增長8.9%，比7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宏觀經濟指標看出來有進一步下滑的可能性。第二，固定投資增速回落，房地產首當其沖，固定投產投資的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都出現了連續回落。2012年1到8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速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8個百分點，投資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政府主導的投資較快撤出， 市場主導的投資動力又增長不足。尤其是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的作用下，房地產投資增長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復蘇和回暖。1至8月份全國商品住宅新開工面積累計下降11.1%。第三方面，消費者信心下降，消費增長難有熱點。2012年1至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4.1%，較上年同期下降2.8個百分點。2012年我國農村與城市人均收入都在上升，消費卻在下降。2012年7月消費信心指數僅為98.2%，大大低于，而且處于下滑的趨勢。第四，進出口長期壓力依然顯著，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我國的出口和進口都出現了回落。2012年1月我國出口與進口同比出現了-0.5%和-15.3%的負增長，整個行業的形勢不太樂觀。8月份我國進口的同比增長僅為0.2%。其他海關數據也顯示了這個狀況。第五，物價增速持續回落，但通貨膨脹依然存在。盡管從今年大家都知道我們的CPI一直出現了一個回落的態勢，PPI也出現了下滑，而且在最近創下了34個月的新低。但是在原油價格不穩定和全球極端天氣的影響下，物價水平短期內仍有不確定因素，通貨膨脹的壓力仍然存在。未來如果政府投資刺激型的穩增長政策出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貨膨脹反彈。

　　造成短期這些問題，經濟回落的一個原因，我們的成癮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個原因潛在增長下滑與短期經濟回調重合，經濟增速回落呈現長期性。第一個，多重因素疊加導致中國經濟進入潛在增長放緩期。從這個表就可以看出來，就是中國潛在增長率進入放緩期。第二，發達國家潛在增長放緩，外需不足將呈現長期趨勢。實際上此次危機是IT革命后，創新進展緩慢。從而利潤率下降的后果。西方國家要徹底走出這次危機需要新一輪的技術變革，通過新的技術變革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企業利潤率，促進長期增長，這意味著此次危機后的復蘇將是一個緩慢進程。對于中國而言，一方面歐債危機的惡化拖累歐美國家經濟復蘇，導致中國出口市場萎縮。第三，西方的緊縮措施和貿易保護，對全球經濟形成了進一步的下行壓力。從整體來看，亞洲的進出口的同比增長率持續下降，特別是出口方面，由于歐美、歐洲市場疲軟，因此亞洲的進出口增長率進一步下滑。對于中國而言，因為美國和歐盟等國家的貿易保護情緒抬頭，其不斷揮舞“貿易大棒”，將中國作為貿易戰假想敵。

　　第二方原因，運用傳統宏觀調控思路來調節經濟增長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第一方面，傳統刺激性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逐步減弱。總需求政策是否有效取決于短期總供給曲線是否是向上傾斜的。就政策效果而言，在總供給取現上，產出對價格的彈性越大，需求擴張政策的效果越顯著。下圖計算了國內吸收產品和出口產品供給的自價格彈性。對于出口而言，出口產品的價格彈性在1990年有正轉負，2003連之后絕對值基本保持在0.3左右。雖然說明通過降低價格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量，但對出口收入幫助不大，進一步降低出口價格反而導致絕對下降。

　　第二，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原有保就業政策可能難以發揮理想的效果。勞動需求對內需品產出的彈性和勞動需求對出口的彈性的這兩個指標分別反映了內徐和出口部門增長對就業的吸收能力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內需何處口部門對就業的吸收能力呈現不斷增強的趨勢，并且內需部門對就業的吸收能力超過出口部門。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自2008年以來，無論內需部門還是出口部門的對就業彈性均出現下降的趨勢。這表明這兩個部門對勞動的吸收能力呈現下降現象，以往通過經濟增長來保就業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當前的就業問題。

　　以投資為主的刺激政策將進一步惡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費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近年來我國擴張性宏觀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資為主，投資增長對拉動內需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容易增城投資品的相對價格和通貨膨脹上升。與消費品相比，投資品具有資本密集型特征。

　　我們可以看到從1981年至2010年間發現資本價格對內續聘價格的彈性均值在1.05，而勞動價格對內需品價格的彈性僅為0.88，當內需品價格上漲或者通貨膨脹喪生時，資本品價格上漲快于勞動價格上漲，此時收入分配愈發向資本傾斜。

　　第二部分，多重經濟目標間的沖突與抉擇。當前乃至未來較場的一個時期，中國政府的經濟目標都將主要聚焦與穩增長、調結構末、控通脹三者之間的博弈與平衡。第一，穩增長、調結構與控通脹的矛盾。第一，當前經濟的迫切任務是通過穩投資來穩增長。就當前宏觀經濟而言，在這三個目標中，穩增長似乎是當前經濟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務，這是與“穩增長”對為當前我國合理的就業創造、居民收入增長和地方政府財政安全這三個方面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的。但在當前的形勢下，消費需求受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體系上不完善等諸多慢變量的影響，短期內難以顯著提升。出口則受制于外部環境，而國際經濟形勢仍然嚴峻復蘇，前景并不明朗。穩增長成為當前的迫切任務，主要從這三方面看，一個是解決就業問題。從官方PMI中的就業指數中都可以看出，從2004年以來一直出現一個下滑的態勢。所以我們就業問題雖然不是非常不好，但是也已經很嚴重了。第二，經濟增速過快下滑導致財政收入下滑，進而造成政府財務困境。之所以產生這種狀況是由于中國稅種構成所決定的，在現階段我國稅收中流轉稅占到了稅收總收入的60%左右，而流轉稅受宏觀經濟非常明顯。從這個圖表中可以看出來。

　　所以目前財政支出中存在一定剛性，尤其是當前嚴峻的民生壓力和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不容樂觀的社會穩定問題，決定了我們政府財政支出中民生支出與維穩支出很難被削減。

　　第三，是由于我們需要較高的增速保持赫萊的居民收入增速。當前居民部門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勢地位以及嚴峻的居民間收入差距短期中都難以獲得明顯改觀，因此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保證居民部門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合理收入增速，維持社會的基本穩定。

　　通過什么辦法？從目前來看只有通過穩投資才能來穩定當前的增長，就是穩投資成為穩增長的必要手段，首先是出口問題。出口可以看出來，出口一直在下滑，從世貿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去年全球貿易增速僅為5%，較2010年13.8%增速大幅下降。2012年的狀況更差，據世貿組織預測，全球貿易增速還將下降至3.7%，低于過去20年平均5.5%的全球貿易增速平均值。對于我們國家而言，我們以出為主的制造業升級正面臨發達國家和比中國更欠發達國家的雙重夾擊。在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社會保障不足，房地產價格過高的現實下，要提升消費，就必須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進房價合理回歸，但是這些在短期內都很難看見效果。由此可見，由于出口、消費已顯疲態，穩投資就成了穩增長的唯一手段。投資是個快變量，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近期各地方政府陸續出臺的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解決基于這樣的一個邏輯。

　　穩增長、調結構與控通脹之間的沖突，沖突一：政府投資刺激型的短期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與沖突，當前短期穩增長可能會對調結構產生不利影響，可能會對經濟結構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穩增長的措施可能惡化需求結構，繼續提高已經過高的投資需求占比。投資可以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下大幅增加，而居民消費則很難在這一過程中得到有力的提振。這是因為居民消費是由決定居民消費議員和收入的深層次因素決定的。事實上2008年與2009年政府實施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就明顯惡化了需求結構，大幅增強了經濟對投資需求的依賴。2008年以來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速扭轉了前三年的下降趨勢。從2008年的16.9%上升到2009年的32.5%，上升了將近一倍，這是自1993年里最高點。2010年投資在2009恩年的高水平基礎上繼續快速增長，增速20%，高于2000至2008年的兩個百分點。從這個圖可以看出來。從投資和消費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可以看出四萬億投資計劃對需求結構的嚴重惡化。總體來看，投資對消費貢獻率的西歷在2009年達到1.9的歷史最大值，在2010年該比值雖然回落至1.47，但仍舊在高水平。

　　第二，穩增長的政策措施可能惡化產業結構和產生鎖定效應，導致投資結構的進一步扭曲。首先，加劇了某些產業投資和產能的過剩化和泡沫化，導致了投資結構一定程度上的“僵化”以及投資的結構性扭曲。其實穩增長中的政府刺激政策投資可能惡化產業結構的另一渠道是投資進一步強化了第二產業在總產出中的地位，不吝與第三產業比重的提高。

　　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我國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基本一直處于不斷下降的過程，而第三產業的貢獻率則不斷上升，2008恩年政府大規模投資計劃則明顯逆轉了這一趨勢，經濟增長又開始更加依賴于第二產業。

　　第三，短期內穩增長措施可能不利于我國生產率的提高。我國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往往主要投向基礎設施領域。基礎設施的完善，如交通、通信等，有利于提高經濟運行效率，但是其建設周期長，效果的顯現具有滯后效應，在短期內一般會惡化生產效率。此外，如果政府的基建項目低效率運行，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可能無論是在短期還是在較長時期內都會不利于生產率的提高。

　　我國TFP增速在2008年突然出現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和2010年轉為負增長，這就說明生產效率在政府主導的投資刺激下基本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我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從1992年的2.4逐漸提高到2007年的4，而在2008年之后該比率由于超常高水平的投資增速而猛增到創記錄2009年7.8和2010年的7.3。此外，政府的大規模投資計劃雖然也也會強調鼓勵自主創新、促進技術進步，但是其效果可能難以令人滿意。因為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私營企業長期的市場競爭行為，而非短期政府規劃和干預，因此以政府投資項目促進生產率提高的方式可能是一種高成本、低效率的方式。

　　短期，短期穩增長增長可能對民營經濟部門和中小企業部門造成相當程度的擠出效應，削弱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基礎。從2008恩年到2009年政府實施的穩增長經濟的刺激計劃貸款潮中，國企占據了90%以上的資金，而私企只有5%。第五，短期穩增長的政府刺激投資計劃可能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收入分配結構的惡化。一方面，我國鄭國伍政府主導型的大規模刺激投資主要投向了基礎設施的建設，很少涉及民生部門建設。另一方面，從四萬億投資計劃的事后結果來看，我國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刺激投資計劃主要惠及了中央企業，特別是大型央企。

　　第二個沖突，穩增長、調結構的過程也可能引發通貨膨脹。這是因為第一穩增長對控通脹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短期穩增長就需要穩投資，而投資的快速增加就會引發通脹壓力。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的貨幣供給具有內生性。當貨幣供給由經濟內省決定，即信貸需求產生了貨幣，那么通貨膨脹就不是單純由貨幣供給快速增長導致的，而是與其同時決定的。從這個過程來看，貨幣供給內省環境下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政府赤字、貿易盈余和投資推動，而其中最有中國特色的因素就是投資。

　　第二，調結構對控通脹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便雖著總量上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便雖著相對價格體系的重新調整和確定。實際上當相對價格調整一定是通過價格升得快、有的漲得慢實現的，所以也會面臨上行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判斷中國經濟結構未來會發生深刻的變化，那么中國價格體系也會發生深刻的變化，總量上必然有價格水平的上升。

　　前面我們談了多重目標沖突，那么多重目標沖突下政府或社會應該如何進行抉擇呢？第一個角色，在穩增長、調結構與控通脹這三個目標之間，以市場為主導，通過調結構以保證經濟的穩定可持續增長，應該成為當前我國政策目標的首要選擇。有這樣幾個原因。原因1，本輪經濟增速下滑是由國內外復雜的經濟環境導致的，僅僅采用政府主導刺激投資型的短期穩增長措施或許只能暫時緩解經濟增速的下滑勢頭。

　　從中長期來看，在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呈現下滑趨勢的現實面前，不管是中央版四萬億，還是地方版四萬億，政府主導的短期穩增長措施并不能遏制經濟增速的下滑態勢。

　　原因2，通過調結構來穩定或提升潛在增長率，已經成為維持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出路。這迫切要求我們對以政府投資計劃為主的短期穩增長措施進行重大變革。因為，以政府刺激投資計劃為主的短期穩增長舉措對潛在增長率的編輯貢獻已經處于下降階段。更為重要的是現階段我國的經濟基本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必將導致我國潛在增長率面臨重要的轉折點。因此從穩增長的角度來看關鍵在穩投資思路和手段的創新與變革。

　　原因3，調結構必須堅持以市場化原則的導向進行，通過全面推進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來充分釋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省動力。因為以市場為主導，使社會生產適應國內外市場需求的變化，這是結構調整的根本目的，也是判斷經濟結構是否合理、優化的核心標準。市場需求是不斷變化的，結構調整因此也要經常進行，不可能一勞永逸，要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政府在調結構的過程中主要是通過政策手段來發揮引導作用。

　　抉擇2：在穩增長、調結構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管理好通貨膨脹與其。原因1：穩增長、調結構的措施和手段都將改變公眾對未來的價格水平的與其。調結構就必然涉及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調整與重新布局，也要面對社會收入格局、產業格局的調整與轉換，這就必然導致有些產品價格和要素上漲，有些產品和要素價格下跌。而穩增長措施也可能會有由于投資的推動促使某些產品價格較快上漲，這些都將改變公眾對未來價格水平的預期。

　　原因2，現階段我國的通貨膨脹具有非理性的特征，這是根本的，從而導致通脹預期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呈現放大姚瑩。在高通(微博)脹時期公眾的通脹預期一般比實際通脹水平低，公眾往往低估通脹水平。在低通脹時期，公眾的通脹預期一般比實際通脹水平更高，公眾往往高估通脹水平，因此在目前通脹水平尚不太高的情況下，千萬不能低估公眾對通脹預期、對未來通貨膨脹的影響。

　　第二，2006年以前，中國公眾的通脹預期波動比較平緩，此后波動性逐漸增大，到現在波動性比較大，敏感性比較強。

　　第三，中國的通脹預期表現出一定的適應性預期和黏性預期特征，波動幅度較實際通脹水平平穩，公眾通脹預期是不完全理性的預期。

　　抉擇3：通過推進進一步工業化和城市化，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切入口和重要的實現途徑。從宏觀的角度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核心內容來看，調結構主要包括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的調整兩個方面。而進一步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將帶來社會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

　　原因1：我國當前供給結構調整的方向和動力必須依靠進一步推進新型工業化。我們說明一下，我們這個報告當中所謂的新型工業化、進一步的工業化、深度工業化，都是一個意義。

　　現階段這些新型工業化對產業的推對作用主要表在一方面我們的工業化進程總體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離全面完成現代工業化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以信息化帶動工業企業，是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主要途徑。

　　原因2：我國當前需求結構調整的方向和動力，必須依靠進一步全面推進結構合理的工業化。一方面，城鄉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我國當前收入不合理進而導致我國需求結構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因此，積極推進結構合理的工業化可以提升我國農民收入的增長，改善城鄉收入差距，進而對我國需求結構產生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工業化推進過程中國民收入變化的一般趨勢是，國民收入分撇向勞動者傾斜，企業所得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政府所得比重保持平穩并相對較低。

　　原因3，從我國當前的供給結構調整的動力角度來看，必須依靠進一步全面推進內涵發展式的城市化。一方面，城市化所帶來的人口、資源和科技的集聚，能夠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影響和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促使大量的要素資源集聚和多樣化需求的產生，促使產業分工的西畫，促進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

　　原因4：我國當前需求結構調整的方向和動力，必須依靠進一步全面推進內涵提升與發展型的城市化。城市化不僅僅表現為城鎮空間的擴展更重要的還表現為人口的集聚和城鎮人口的規模擴大。大規模的人口城市化，會產生巨大的收入增長和消費轉換效應。因此大量人口轉為城市居民后，從買房、買家電到吃穿住行型等等消費行為，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帶來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

　　我們認為穩增長、調結構與控通脹三個目標當中，以市場為主導，通過調結構來穩增長是首要選擇。而進一步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不僅是釋放巨大需求、穩定短期增長的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結構調整的切入點和重要實現途徑。因此政府需要進一步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并把結構調整這一目標放在首位，運用恰當的政策手段處理好調結構與短期穩增長的關系，從而破解增長與調結構的兩難昆劇，同時注意管理好通脹預期，也促進經濟的穩定可持續增長。

　　第三部分，多重目標下宏觀政策的重新定位。

　　在過去較場的一個時期，宏觀調控需要面對的經濟目標往往相對單一，所以，政府主要運用相機抉擇的宏觀經濟政策來調控經濟以熨平經濟波動，而且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然而，面對多重目標，宏觀經濟政策是否繼續沿襲相機抉擇，還是需要重新定位？很顯然，面對多重目標，原有的消極決策政策已經走到了終點。

　　多重目標下財政政策的重新定位。總體來看，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財政政策在經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主要呈現如下的特點：

　　主要是短期穩增長，呈現了較強的相機抉擇性。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包括后來主要是擴張性，主要是擴張政府猜測來支撐。在資金來源方面主要是依靠加大發行國債。對于稅收政策的實際方向存在使用偏差，擴張性財政政策慣常使用的減稅政策手段運用不足，從實際效果來看，在這段時期還增強了稅收的征管，實際上提高了稅收占GDP的比重，就是減稅沒有起到最終效果。

　　財政政策應該如何進行定位呢？我們從三個方面來看。第一個定位，財政政策的科技與民生趨向。在我們的結構調整中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財政支出需要提升產業結構水平，從而提升工業化的層次，以調整產業結構，促進未來的經濟增長。提高技術有兩條道路，一條是通過提升教育、培訓。第二是通過設備來提升水平。我們從下圖可以看出，我國設備更新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持續下滑，這非常不利于未來的經濟增長。關于財政的民生方面更重要的是結構調整中需要關注的，這是因為隨著技術深化進程，產業結構將會隨之調整，高技術行業占比會逐步提高。原有部分行業人員必然面臨結構型失業，經濟轉型的陣痛。為此，財政需要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對此進行應對。然而，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在近些年反而略有下降，從下圖可以看出。所以我們要提升保障。第二，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未來我國對于醫療等支出需求要提高。雖然現在目前有所改觀，但是還是非常不足。第三，在未來進一步的城市化過程中，為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等外來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保障房建設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這也是民生支出非常重大的一部分，雖然我們能解決。

　　財政政策的第二個定位，稅收政策的自動穩定器與結構調整趨向。在過去，我國的稅收政策在財政政策中發揮的作用不夠明顯。未來，稅收政策受到應該起到自動穩定器的作用，發揮其在經濟周期中熨平經濟波動的共凝，更為重要的是為結構調整做出貢獻。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應對經驗來看，我國的稅收并沒有體現出其自動穩定器的作用，這是因為我國所得稅占GDP的比重要小。

　　2008年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充分靠結構性減稅問題，但這些結構性減稅措施在設計上更多考慮的是保增長，在促進技術升級和城市化的內涵發展方面投入卻不大。減稅力度較大的個人所得追主要是為了提高消費，這一方面是調整消費和投資的比例。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消費來拉動經濟。但是由于總額相對較少，對于消費的啟動力度難以充分顯現，因此，這兩個方面的目的都難以達到。總的來看，目前結構性減稅的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同時目標需要更為清晰的地位。調結構，而不是穩定短期增長。

　　財政政策的第三個定位，是要擴大地方政府財政的自由度。在我國的分稅制體制下，地方政府在保增長和調結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自由度較低，在平衡預算的約束下，支出受到了較大的約數。在這種預算制度的安排下，縣級財政支出壓力較大，一些地方民生資金計提不足。在當前環境下，地方政府解決財政自由度的主要辦法有土地財政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但是這兩者都爆發出來很大的弊端，主要在于地方政府舉債融資缺乏規范，大部分債務收支未納入預算管理。由于現行法規未賦予地方政府舉債權，對業已存在的舉債行為缺乏規范，導致大多數的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公司等變相舉債，有的甚至違規擔保或直接舉債。二是部分地區償債能力弱，存在風險隱患。

　　因此在未來需要利用新的渠道加強管理的基礎上，擴大地方政府財政的自主度，通過地方財政的透明化將地方的產業結構等結構因素與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度相結合，提高地方政府調整結構的積極性。

　　多重目標下貨幣政策的重新定位，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呈現如下特征，在調控模式下，以1998年為界，在1998年初我國取消了貸款規模限額控制和擴大公開市場操作業務，貨幣政策經歷了直接型調控向間接型調控的轉變過程。

　　所以在新的形勢下對貨幣政策要重新定位，主要包括這樣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采取價格化的中介目標，我國當前的貨幣供給具有內生性，央行難以控制貨幣供給量。因此，中介目標應該是價格變量——利率，而不是數量型變量，貨幣量或者貸款規模。利用數量型號中介目標和手段控制貨幣是沒有意義的，只會導致金融資源錯誤配置，表外資產擴大和影子銀行等問題。

　　定位2，利率的市場化改革，要將利率成為中介目標，需要進行利率華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市場供求關系對稀缺的金融資源進行配置。廣義的利率市場化包括三個方面，存貸款管制的利率的市場化放開。中央銀行利率調控機制的建立，利率期限結構的完善。

　　由于時間關系，下面我就展示一下，不詳細講了。

　　本部分的結論，以往宏觀經濟政策的相機抉擇性較為明顯，政策設計時對其本身的調節功能考慮相對不足，從而影響了其自發調節經濟功能的發揮。因此面對多重目標，未來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堅持制度化、常態化理念，注重其自動穩定經濟功能的發揮，減少相機抉擇性，同時注意政策的結構調整取向、民生取向。

　　第四部分就展示一下。相關政策建議，建議1，財政政策在當前結構性減稅的基礎上，可以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總量減稅，總的來看目前各行業的稅收負擔較重，為了進一步刺激各個產業發展，需要切實減少稅收負擔，進行總量減稅。第一產業的稅負水平遠低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如果只關注第二、第三產業，可以發現2001恩年兩大產業的稅負水平都有緩慢提高的趨勢。二，是要擴大加速折舊計稅范圍。第三，要加大環境保護等投資額所得稅減免。第四要進一步擴大個人所得稅應稅收入范圍提高起征點和所得稅累進性。第五，對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中的新設備投資提供政府補貼，這有利于調整區域結構。當前我國產業轉移的黃金時期，隨著工業結構的調整，東南沿海地區勞動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行業向中西部轉移。為了促進深度工業化，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盡量避免將東部地區落后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而應該在轉移中升級，通過更新設備，有序調高生產率，協調東中西部的經濟差距。為此，對于產業轉移中新設備投資可以予以財政補貼，例如通過政府貼息的方式來完成。允許地方政府主發債。

　　第二個大建議，加快推進高累進性房地產稅的全面開征，并在此基礎上取消限購。房地產行業的有序發展是城市化的前提，也是一個理想的結果。在我們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的過程當中，房地產問題是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房地產稅將遏制住房市場上的投機投資需求，由于其對未來公眾持有房產成本的增加，從而能有效遏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和過度投資行為。在這有利于降低公眾對于未來房價上漲的預期，從而平滑社會購房需求。

　　房地產會增加住房供給，增加供給有兩個渠道，首先在存量房市場上有多到房屋的持有者，面對高累進房地產稅，就需要考慮持有成本，從而增加二手房供給。其次在新建住房市場上，由于社會對房地產稅將平抑需求、未來房價可能呈現穩中有降趨勢的預期加強，那么，為了獲得更高的利潤放企業就會增加新增住房的開工率，從而增加當期住房的供給。現在據我們的研究，各地的房地產壓著住幾年不開工，變相采取個種手段不開工，就是等限購，又不征收房地產稅，然后獲得高額利潤。只有房地產稅打消他們的預期。

　　由此可見，我們的房地產稅開征，將是短期中通過市場化的手段穩增長的重要舉措，有利于穩定短期經濟增長。同時也是在穩增長、調結構高度中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的良好措施。因為對于房價的預期也是通貨膨脹預期的重要因素，因此為了保障房地產市場的可持續發展、保障地方政府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環節地方政府財政困境，平易房價，需要加快推進高累進性房地產稅的全面開征，并在此基礎上取消限購。在我們當時房價飆升的情況下，房價毫無理性飆升的情況下，政府出臺限購性的措施，是有其合理性，要值得肯定。應該說政府在房價沒有這么高的情況下就應該采取限購。但是限購到現在基本上控制了房價的瘋狂上漲，我們現在開征房地產稅、取消限購的時機已經到來。

　　建議三，貨幣市場應定位于利率市場化，以價格型、市場化手段對經過進行調控。在貨幣供給生的現實環境下，需要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將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并在其基礎上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貨幣政策需要在目前解決上重點考慮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弱化存款準備金率的使用。在當前貨幣政策環境下，貨幣準備金是適應性的，億被動取決于整個金融系統的步調。央行無法拒絕整個金融系統。如果所有商業銀行都無法完成準備金要求，會使得市場極度缺乏資金，銀行間市場利率大幅波動，為了維持金融穩定，中央銀行就需要通過逆回購等方式來提供流動性。因其被動性，準備金率的效果并不是非常好。

　　第二，取消貸款規模和存貸款考核。一方面，在內生貨幣的情況下貸款規模控制意義不大，在面對金融需求的時候，銀行就會通過金融創新等方式來進行資產置換，將原本的貸款變為其他的表外資產，從而更為隱蔽，脫離監管，提升金融體系的風險。在貸款規模的條件下，金融配給日益嚴重。在我國，受到配給的主要是民營企業，這不利于就業和經濟發展。其他私人融資方式會取代銀行貸款，例如商業引用會更為頻繁發生，私人借貸對于經濟沖擊更為敏感，近年來各種跑路事件就反映出來了。

　　另外一方面存貸比考核不利于金融體系的發展。商業銀行的分工必然到四不同銀行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些銀行億提供貸款，有些銀行專注儲蓄，人為地控制只會減少各個銀行的比較優勢的發揮，導致各銀行同質化，追求數量擴張，各種時點存款不斷。在利率市場化環境下不利于商業銀行的競爭，反而增加了各銀行中的利息。

　　第三是增加中央銀行的透明性。

　　第四個建議，為了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效果，需要進一步拓寬民營資本投資領域。民營資本是我國目前對于利率最為敏感的群體，要在未來發揮利率的重要作用就需要進一步發揮民營資本的投資動力。需要進一步進行體制改革，發揮民營企業的投資主體作用，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也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應。

　　由于時間關系，我就在這里做一個簡單的匯報，我今天的匯報就到這里，請各位嘉賓、專家，還有在座的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