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享華

　　“過了28年，重上莫干山，百感交集。”現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王小魯，如此開始他在莫干山會議的發言。

　　第一次莫干山會議，對其后幾十年的中國改革走向產生深刻影響；2012年9月，老中青經濟學者重聚莫干山，再次探討改革開放的動力與阻力，力圖凝聚改革共識，重啟第二輪改革進程。重新凝聚改革精神，成為本次會議的一個基本共識。

　　由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和《第一財經日報》聯合主辦的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昨日落下帷幕。

　　凝聚改革共識

　　常修澤（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教授）、華生（北京燕京華僑大學校長）、王小魯等七位學者，是第一次莫干山會議的參與者。他們此次重聚莫干山，也被與會媒體戲稱為“莫干七劍客”。

　　他們的出現，使此次會議更添了幾分繼往開來的意味。“有一句話叫做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灘上，這是很正常。長江后浪推前浪，在這次莫干山會上，我希望看到的是大批的后浪，后起之秀在扮演主角，來推動改革這輛車。”王小魯說道。

　　無論是代表選拔，還是論辯環節，本次會議都有當年的影子。5天的會議中，打擂的、爭議的比比皆是，有些人侃侃而談、唇槍舌劍，也有人顧此失彼、尷尬下場。

　　會議延續了當年的分組形式，確定了理論與宏觀組、改革與收入分配組、城市化與土地制度組、全球化與對外開放組。根據學者熱議的情況，大會還臨時增加了司法與行政改革組。

　　在昨日的閉幕式上，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歸納了五點共識，其中包括王小魯提出的“推車論”，即：改革開放現在仍然在上坡路，在艱難地向上，需要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上下結合，不能光靠頂層設計，需要共同推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提出的我們加入全球化的“一條腿論”，也成為一個亮點。不少代表認為，現在只是經濟先行，“一條腿”加入WTO、進入全球化，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相對滯后。作為崛起大國的外交戰略、全球化戰略，參與全球治理的話語權，以及戰略、謀劃、戰術的準備等方面還不夠。

　　對于熱點的財稅問題，宏觀組提出“價稅財利論”自由化的方案，期待時機成熟以后推進。與會者還有一個共識，即“政治改革關鍵論”。

　　向80年代致敬

　　“莫干山會議”，曾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是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

　　此次與會的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彭森評價說，它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當時提出的包括價格雙軌制改革等，在改革的發力階段、突破階段、探索階段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多位參與者都回憶說，當時的會議受到全國性關注，甚至不少中央領導人都派秘書在山下等候，要聽聽這群年輕的知識分子會討論出什么結果。

　　華生回憶說，當年的會議對國家決策起了最關鍵作用的是時任國務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張勁夫同志，他在杭州聽了會議代表的報告。

　　華生當時帶著價格組做了關于價格放調的報告。張勁夫是新四軍時期的老干部，一邊聽匯報一邊來回踱步。回到北京后他就贊賞這個方案好，第一個批示也是他做的，后來國務院總理又做了批示，遂啟動價格雙軌制改革。那時候，包括華生在內，幾乎都是碩士研究生，連博士研究生都沒有。

　　這個會議之所以被銘記，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與會的人物中，有的已經當了國家領導，有的已經當了著名的學者，有的當了優秀的企業家。諸如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央行行長周小川、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偉、經濟學家周其仁、張維迎、王小魯等都在其中。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在《80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的序言中，第一句話就寫道：80年代是中國改革的黃金年代。

　　常修澤很認同這個判斷，因為那個年代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紀元，知識分子在此前壓抑了30多年的智慧和財智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

　　常修澤歸納出“莫干山會議精神”，其中包括：時代責任精神、公平競爭精神、自由爭鳴精神、官學互動精神。

　　當年參會代表有124人，是由會議籌備組根據來自全國的1300余篇應征論文挑選出來的。在選拔過程中，不講關系、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憑論文水平確認代表資格。這也構成了莫干山會議的輝煌。

　　莫干山會議不僅僅停留在個人的回憶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在寫《新中國經濟學史綱》，就有2萬字的部分介紹莫干山會議，今年8月正式出版。這部分正是常修澤所寫。

　　常修澤笑著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個章節最后稿費拿了4000元，從性價比來說，遠遠不夠，但想到讓莫干山會議載入史冊，這是多少錢都買不到的。對于莫干山會議帶來的光榮與夢想，他坦言，首先要感謝那個火紅的、令人激動的年代，要向20世紀80年代致敬。

　　如華生一樣，很多學者多次面對比較兩次會議的問題。華生說，現在和28年前同樣都面臨著歷史的轉折和機遇——當年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開頭；現在整個國家面臨著各方面的挑戰和壓力，也面臨著機遇。

　　剛從發改委卸任不久的彭森說：“第一次搞改革的時候，我也是三十歲，前前后后搞了三十年，我想現在是需要把擔子交給年輕同志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