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傳真第6期

　　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組委會    2012年9月18日

　　在起點公平基礎上全面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摘要】2012年9月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改革與收入分配組”展開了兩場討論，對收入分配改革的理念和措施進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鋒，并就重視起點公平、推進市場化改革、構建社會保障體系、反對腐敗等形成初步共識。

　　一、追求起點公平，啟動“平權改革”

　　北京大學羅勇教授認為，起點不公平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要以追求起點公平，取代追求結果的相對公平。一是推進“平權改革”，在現行法律框架下，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首要目標，將國有資產全部收益都劃入中國社會保障基金，并平均分到所有人頭，實現初步平權；二是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明確農村土地的地權，使之可以自由流轉；三是建議全國人大頒布特別法令，赦免資本原罪，減輕社會富裕階層的不安全感，并在全社會消除歧視，構建一個有中國夢的時代。對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范劍勇博士表示不看好農村土地流轉的作用，沿海與內陸的土地差異，導致大城市近郊的農民通過土地流轉可以獲得更多收益，加劇收入分配差距。王小魯則認為，如果從土地流轉會推高土地價格這個角度來反對農村土地流轉，那么即使農村土地不流轉，北京的土地價格也已經很高了。

　　二、重視一次分配，推進市場化改革

　　北京師范大學徐曉新博士認為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次分配不公。中國社科院行為經濟學實驗室姚宇的實證研究支持這一觀點，認為靠二次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的難度很大，并贊同在初次分配的時候就要盡量縮小收入差距。山東大學王冬博士認為，減少收入分配差距不應該以犧牲過多效率為代價，應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改善一次分配不公：一是通過降低稅費水平、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逐步開放資本市場和打破行政壟斷四方面措施，來減小政府對經濟的扭曲和對一次分配的干預；二是通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引進成熟基金公司、優化資本市場投資主體結構來完善資本市場，讓資本市場承載創新能力強、收益率高的公司，從而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三是弱化對政府的財政收入和GDP的考核指標，并增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考核體系中的比重。王小魯指出，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前提是金融行業的放開，中國目前需要更多關注中小銀行的建設，切實改善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擴大就業，增加工人工資收入，以減少收入差距。

　　三、構建全國聯動的社會保障體系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鄭振清副教授指出，加大社會保障建設力度，要增加社保開支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打破戶籍限制。云南財經大學周文教授認為，收入分配過大問題的根源在于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政府在某些方面相當強勢，但在社會保障方面又是缺位的。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需要建立服務型政府，提供社會保障。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宋湛提出，各地分割的社會保障體系無法實現對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的覆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轉移、異地取錢等成為實際困難。因此，需要建立一個能夠覆蓋全社會的全國聯動的社會保障體系。

　　四、塑造談判平等地位，加強中間組織作用

　　江西財經大學桂林副教授認為，資源本身的稀缺性是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因素之一，在討價還價過程中生產者剩余大部分被稀缺性資源和壟斷性資源的擁有者攫取了，所以需要建立勞工自己的組織，并建議政府放寬這類NGO的注冊。建議放開產業民主，通過基層選舉推選工會，發揮工會作用，提高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話語權，使之具有與大公司和強勢行業平等的討價還價權利，從而緩解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但部分代表認為這樣會令非公企業經營負擔加重。而更多與會學者則認為，在現行制度下，進一步發揮有政府參與但以勞工為主體的中間組織功能，是有利于提高勞動分配所得，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

　　五、讓腐敗與灰色收入暴露在媒體和公眾面前

　　王小魯認為腐敗與灰色收入是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得到與會學者一致贊同。鄭振清認為對于腐敗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公問題，要堅持做好縣處級以上的領導干部財產公開。與會學者大部分都支持建立官員、國有企業高管的收入對外公布制度，以及公開國家機關和國有機構的財務狀況，細化項目，直至公眾能夠看懂。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切實遏制腐敗。

　　六、找準改革突破口，切實推進公平分配

　　王小魯指出，要切實推進公平分配，必須找準改革突破口，最終要落實到具體的政策上。主要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減輕小微企業負擔，全面減稅。小微企業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擔負了農民工就業的主要部分，對這些企業的稅收減免，有助于改善就業形勢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狀況�，F在的一個問題是，減稅標準設置太嚴，使得減稅的覆蓋范圍還不夠大，應該著力拓寬小微企業減稅的覆蓋面。

　　二是提高農村養老保險與低保標準，不斷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與貧困縣的最低工資標準相比較，農村的低保標準更低，難以發揮應有作用，若提高30%-40%，大約增加4000億元的投入，中央財政并非承受不了，這將是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可喜的一步。

　　三是社會保障體系應該全面覆蓋外來務工人員。這些人長期在外，既難以享受來源地的社會保障，又難以享受居住地的各種保障。因此，除北京、上海、廣州以外，一線、二線城市應該盡快放開戶籍，解決外來務工人員的市民身份問題。

　　四是公共資源的使用要透明、公開，并做到細致的實質性公開。尤其是財政方面，預算應該公開透明，將所有的收入納入到預算中，將細致的預算公之于眾。

　　五是資源收入和壟斷收入的公開，并提升資源稅和國企紅利的上繳比例。比如石油資源稅只有5%，國企紅利的5%-15%上交，這些比例太低，應該提升，針對不同企業可采用級差比例，并將稅收收入全部納入社會保障基金。同時，對于天然性和行政性壟斷行業，要放開壁壘、降低準入門檻。

　　六是統一個稅、經營稅和財產稅，采用合適的稅率，從而得到更好的分配和調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