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傳真第4期

　　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組委會      2012年9月16日

　　聚焦改革攻堅：公平、開放與可持續發展

　　【摘要】2012年9月16日上午，參加過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七位代表28年后再次聚首，引導新一代中青年，就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收入分配改革、城市化與土地制度、民主法制建設，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模式”等問題，進行深入務實探討。老中青三代學者的激烈辯論和思想交鋒，詮釋了以“自由、爭鳴、創新、務實”內涵的新莫干山精神。

　　一、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正是由于改變了過去那種舊的計劃經濟體制，才取得了這樣的成功。那種主張政府主導經濟的“中國模式”論，實際是一種向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回歸的思潮。中國向舊的體制回歸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建立一個充分競爭的、合理的、公平的市場經濟體系才有出路。市場經濟可以有兩種類型：一是權力和資本結合，通過權錢交易、黑箱操作，把公共資源變成個人資產，形成了少數權貴侵占社會公共利益的市場經濟；二是權利受到公眾監督，市場在公平競爭原則下進行，鼓勵效率和創新，發展的結果惠及全社會。我們需要的是后一種市場經濟。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提出了尋求市場化和社會公平“雙線均衡”的改革新思維。他認為，比較切實的思路是尋求社會共生，大家都能過得去，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會再出走。要探索這樣的改革路徑，要學會在市場化和社會公平“兩個雞蛋上跳舞”。打破“市場化必然導致中國倒退，市場化必然導致中國動蕩”的謬論。

　　二、推動城市化與收入分配改革，建立公平社會，縮小貧富差距

　　北京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指出，現在中國最需要研究的問題，第一個就是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問題，這是十幾億人每天都在面對的問題。我們過去已經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這條道路最初是搞鄉村企業，“離土不離鄉”。現在中國搞城市化是“離鄉不離土”，弊病越來越大。要解決這一問題，還涉及到戶籍制度，這是不能回避的問題。另外，小產權房問題的解決，令不行禁不止，也沒有替代的辦法。有人主張小產權房合法化，但卻沒有合法化的具體路徑。今后二、三十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被公認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這里面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有待攻堅。

　　王小魯認為，目前整個世界已經擯棄了過去那種什么都不用政府管的原始資本主義模式。現在的發達國家，在保持市場經濟充分發揮作用的同時，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諸如社會保障、公共福利、轉移支付等，用這套制度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范圍以內，使城鄉居民都能從發展中獲益，實現起點公平。我們既需要有一套基本的福利制度、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惠及大眾，但是又要防止走某些歐洲國家過高福利、過高負債的老路，避免造成寅吃卯糧的惡果。政府需要集中一部分公共資源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從事市場機制本身不能夠自發實現的目的。要認識到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為了大眾、為了老百姓。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表示，當前勞動者作為公民的權利遠遠沒有達到市場經濟應有的境界。因此，下一步的改革有兩個事可以做：一個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確財力與責任；第二，要繼續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消除附屬在人們身上的特權或歧視，為推進平等和自由創造條件。

　　三、推進民主法治社會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羅力表示，中國要實現公平、開放與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這個社會就應該是民主法治的社會，只有民主法治的社會才是現代的社會。但是，不能認為西方的民主法治就是普世價值，它只是民主法治的諸多形式之一。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根據自己的特點，創造符合自己文化、傳統和社會形態的民主法治社會。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曉西指出，如果中國現在對可持續發展沒有很深刻的理解，就很難跟全世界達成一致，也很難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六十多年前，美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寫了一本《寂靜的春天》，預警美國搞農藥、化肥的后果是以后聽不到鳥叫，當時有不少人質疑。但如今，聯合國(微博)都做出決議呼吁全球關注可持續發展。中國要走“科學發展、綠色新政”的道路。科學發展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新、老班子之間要有繼承性，要堅持強調科學發展。基于內外資源環境的約束壓力，從發展促改革的角度出發，建議推行“綠色新政”，搶占新一輪發展的制高點。

　　王小魯認為發展要盡可能地惠及全民。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內需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不足，造成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和政府投資。其實，這是一種結構失衡的表現，要改變這種結構失衡，就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就需要提高居民消費的比重，這樣才能構建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結構。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提出，中國在資源環境制約方面的矛盾越來越凸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此種挑戰？在物的角度上要有更多的全要素生產力提高，要有更多的制度紅利、社會管理紅利。在將這些潛力調動出來以后，還要使這一過程平滑、可持續。當前，關系到中國命脈的基本能源價格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扭曲，財政稅收體制、行政和社會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不經濟、不合理等一系列問題，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謂的“低效配置”。伴隨這種情況的不正之風愈演愈烈，大量的腐敗跟隨它一起滋生。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要依靠新一輪的價稅財改革，在國家經濟命脈層面上要理順關系，以便打開新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