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6日-19日，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在浙江莫干山舉行，理論與宏觀組匯報全景。

　　2012年9月16日-19日，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在浙江莫干山舉行，理論與宏觀組匯報全景。

　　曹文煉：各位代表，各位來賓，今天下午的大會，現在開始。按照議程今天下午的大會是進行各小組介紹小組的主要討論成果以及一些觀點，拿上來跟大 會代表們進行交流。首先請讓我非常高興的介紹一位特邀代表，原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現國家環保部副部長(湯部長)，我把下午會議主持交給著名的經濟學家華 生同志。

　　華生：今天按照議程是各個小組的匯報，請每個小組兩名同志上來，發言完以后，我們還是不能讓他們隨便離開，要回答大家的問題。我覺得通過這樣的 形式，這樣能推進我們對問題的認識，通過別人對陳述和答辯，以及提問，這樣來激發我們的思想，這也是莫干山會議的精神。首先請宏觀理論組代表上臺。

　　高輝清：我們宏觀組總體來說比較散，我的演講是根據兩天討論部分內容總結的一段。我給這個演講叫做中國模式體制改革。

　　首先提到了“中國模式”，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模式，否則你無法解釋中國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模式我就想起了第一次莫干山會議，之所以第一次莫干 山會議讓人留戀，重要的是對中國模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個時代從上到下都呼喚改革，在這樣的情況下，造就了英雄輩出的第一次莫干山會議。但是“中國模 式”我們說要修改，要與時俱進，原因就是中國模式概括為以下幾點。

　　粗放式發展模式曾經創造了中國三十年發展奇跡，現在可能到達了極限。第一出口和人口紅利幾乎消失掉了，由于中國投資邊際效益快速下跌，使得政府 主導，過去有神奇的力量，而現在會帶來越來越多結構性矛盾。第三是粗放式模式帶來環境的惡化。這個環境惡化體現到老百姓不能容忍環境的問題，這跟過去不一 樣，過去是學者說環境不行，現在是老百姓說環境不行。所以這幾個體現說明過去的“中國模式”應該與時俱進，進行改造。

　　在會上有些人提出了一些建議。1、加強價格改革，改變現在對企業的大量有限堵截；2、打破壟斷，尋找新的增長扣減。3、弱化GDP考核目標，而強化民意考核目標。總體建議這些都是創口貼式的改革措施，對現狀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的是內外兼顧的總體方案。

　　我們今天做的跟上次莫干山會議相比有一個比較。相同的地方是，中國又進入了新的時代。同樣這個時代也呼喚改革，但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是有很多的不 一樣，這也是為什么現在改革難。不一樣在什么地方，改革傾向不一樣，過去改革是解決效率問題，現在改革主要是體現公平的不一樣。第二是改革的難度不一樣， 解決效率問題是在經濟利益，而解決公平利益更多是社會利益和政府利益。第三打造模式不一樣，過去中國模式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或者新時代是中國社會經濟 發展的模式。第四個不一樣就是改革的重點不一樣。現在我們很難找到改革的動力。

　　這幾點不一樣，使得我們現在的改革出現了新的特征。第一個特征，改革進入了認識的彷徨期，這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問題。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和變化，過去改革清晰的方向，現在反而模糊了，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具體可以表現在：第一，國土經濟是基礎論？國土論？第二國有經濟改革的邊際在哪？第二，改革進入了深水期。老百姓都到河對面去了，而利益集團在深水區不愿意動。

　　對學者來說，針對這兩點：

　　第一，我們必須結合現狀和未來趨勢，在理論上必須進一步研究，不能拿過去的理論說服中央接受你的改革方案。

　　第二，要推動改革，加強法制建設，而且推動大家公認的改革。比如上午討論的打破壟斷改革，加強金融體系，創新投資改革，加強國有資產的預算改革等等。

　　我的匯報講完了。

　　許生：尊敬的主持人華生先生，各位朋友以及大會會務組的同志們，大家下午好。我今天匯報的題目叫“加速推進以公平為導向的財稅改革”。昨 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理論與宏觀組在石小敏、周學東、馬國川等先生的主持下，分別圍繞中國模式，發展方式轉變，壟斷行業改革，金融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中等收入陷井”等相關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會議對下一階段我國財稅改革問題進行了重點討論，初步形成了有關意見。

　　一、財稅改革事關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全局

　　經過討論，大家普遍認為，財稅制度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事關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破解收入分配難題”、“城鎮化模式轉型”、財稅體制完善、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關系的處理等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和制度一系列重大問題，繼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之后，已經再一次成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社會各種矛盾的綜合反映，成為新時期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影響全局的極端重要的環節。大家一致表示，財稅制度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新時期推進改革開放，財稅改革“繞不過去”。

　　二、“創造公平、開放與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需要將“新一輪財稅改革”作為現實啟動點

　　大家普遍認為，1994年的稅制改革，是在中央財政難以為繼、缺乏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財稅體制、嚴重制約國家宏觀改革措施順利推進的背景下，受形勢所迫而最終推出來的。經過18年的實際運轉，雖然期間財稅制度和財稅體制也進行過一些小的、并非根本性的調整，但是，鑒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形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1994年所建立起來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有些已經從根本上無法適應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有些需要進行“與時俱進”的根本性的改革與調整。

　　簡要列舉這些“不適應”，主要表現在：稅負不公平，具有嚴重的“累退性”，制約公平社會建設；稅制調節功能差，直接稅缺失嚴重，不利于扭轉貧富差距；資源稅收負擔過輕，環保稅收缺失，損害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基層財政困難，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矛盾突出，不利于穩固國家基礎建設；預算制度不科學，財政支出效率不高、透明度低，不利于民主法制建設，等等。

　　會議討論認為，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各階層利益訴求不斷多元化、各種社會矛盾已經并會繼續顯性化，面臨如此復雜的經濟社會局面，加快推進“新一輪財稅改革”，應當成為新時期繼續推動改革開放、有效破解各種社會矛盾的現實啟動點；成為新時期有效推進民主法制建設進程的現實突破點和落腳點。同時大家認為，推進“新一輪財稅改革”，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共識最多、條件成熟、易于操作、成效也最令人期待的一項關鍵性改革，應當切實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痛下決心，大膽改革，以盡快打開新時期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死結”。

　　三、“新一輪財稅改革”需要突破的幾個重點問題

　　關于“新一輪財稅改革”的具體內容，經過小組討論，大家認為，應當特別注意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適時啟動預算管理體制改革，合理配置預算編制、預算審查、預算執行各有關環節的權利配置，提高預算透明度，增強群眾參與，加強預算監督，建設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

　　二是增強稅制調節功能，公平稅收負擔，著力解決貧富差距。當前要突出房產稅、土地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遺產贈與稅等直接稅建設。

　　三是進一步改革分稅制，降低中央稅收收入的比重，提高地方稅收比重，強化地方稅制建設，增強地方政府財力自給自足能力。

　　四是在稅制改革中突出增量改革，“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不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

　　五是配合財稅體制改革，同步推進官員財產申報及公示制度。

　　具體改革方案，可進行專業設計，成熟一個，推出一個，穩步推進財稅整體改革。

　　以上作簡要匯報，不當之處，請小組支持人補充。謝謝大家！

　　華生：剛才理論宏觀組匯報的非常簡要，看看大家有什么問題，誰要發言請舉手。

　　我先啟發性的先問第一個問題，剛才第一個代表講的時候，說莫干山第一次會議和現在的會議不同的是第一集團的利益結構。

　　今天上午新浪微訪談正好說道這個問題，現在麻煩是所有人認為別人是利益集團，自己不是。所以我想問你們所說的利益集團是什么？

　　高輝清：因為我們不是利益集團，所以不知道利益集團真正在哪。

　　華生：我估計第一組的很多人不干了，搞了半天，改革是因為利益集團的赤手，但不知道利益集團是誰，這不行吧。

　　嘉賓：這個我不能接受，每個人都是利益集團的一分子，只是不同的利益集團，所以不能泛泛的講利益集團。

　　華生：還有什么幫助解釋的沒有？

　　嘉賓：首先利益集團是一個中性詞，但在小組討論里是有明確的指向，比如說土地財政，最大利益集團就是政府，破除行政腐敗，最大利益集團就是國營企業。

　　華生：起碼給了一些解釋，但我還不是很滿意。你說土地最大的利益集團是地方政府。昨天我們土地組討論的時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補償用完了，另外基礎設施建設，橋梁、道路修一修，我們不光把錢花完了，我們還有很多的債。

　　嘉賓：比如說土地財政，誰是利益集團，政府把預算公開，就知道了。

　　華生：就是讓地方政府把這個公開一下，是吧。我相信這塊搞確實有障礙。還有剛才講的，比如說國企這塊的利益集團。我見過一個國企老總，他說，說我是利益集團，我太冤枉了，我退休以后什么都沒有，所以說我是利益集團也是空的。

　　許生：我來試著解釋一下，其實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利益群體之中。這個要按照收入的高中低，并結合對政策的影響力度來劃分。為什么既得利益集團這個問題比較突出呢？是因為我們在制度層面上有很多“累退性”的東西，這是隨著收入的增高，而我們的制度調節不到位，所以說在這個問題上來講，現在我們的制度比較有利于高收入階層。

　　華生：你說好收入階層主要是指？

　　許生：如果用指標量化的話，應該是這個擁有高收入并足以影響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階層。

　　華生：正好我接著問第二個問題。剛才講到財稅制度改革是當前的關鍵，我個人很贊成。但是我聽了半天，說財政制度改革，特別是稅制改革，關鍵是從間接稅變成直接稅，剛才你說了房產稅、土地增值稅，這里兩個不是針對個人的，現在普遍要大家交，我懷疑大家都不會接受。

　　剛才你說主要調節高收入，根據我的理解，最主要是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現在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比重只有4-5%，美國是40-50%。第二是要開征贈予稅和遺產稅。我想請你們進一步解釋一下，比如剛才你們點到的房產稅，我說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說要開征遺產稅和贈予稅，大家說現在富人都已經移民了，所以應該怎么辦？

　　許生：其實這是我們小組大家討論的共同觀點。您說的對，房地產稅是直接稅，那么現在來講由于它的調節是調節財富，而不是調節收入。

　　你提到個人所得稅，其實我們國家這些年在這方面的改革走向來講，我個人認為，實際上與個人所得稅長期的改革方向相悖。其實這個對降低貧富差距效果并不明顯，因為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越高，越對高收入人群有利，對中低收入人群來講影響不大。

　　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向我建議還是要調到主干道上去。

　　華生：主干道是什么？

　　許生：就是各種收入綜合計算，綜合征收，分類扣除，這是結合稅收收入和財政轉移支出比較好的方式。

　　華生：綜合征收，稅率不變？

　　許生：這個是細節問題，這個可以根據情況適當調整。

　　華生：不是可以直接變，你說從間接稅轉為直接稅，要強有力的開征遺產稅和贈予稅，我懷疑這些稅收的調整阻力很大。

　　許生：我是說要逐步較大幅度地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比如股息、紅利所得，個人炒股所得等，應當考慮適當體現累進性的稅收政策。其實股票市場能不能納入公共政策優惠考慮的范圍，值得研究。股票市場應該說是一種投資行為，但里面有很大的投機行為。

　　華生：誰還有問題？

　　嘉賓：我先說第一個利益集團問題，我不怎么同意他上面說的，大家都是利益集團。我覺得利益集團比較簡單。第一是有利益，第二是集團，這是利益集 團。但我們不能說現在生活不錯，收入還可以，比農民好得多就是利益集團，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要點，就是這些利益集團是有權力推動改革或者阻礙改革的集 團，而不是講生活或者生活不好的集團。

　　我們自己算一下吧，我是利益集團，我有權力推動改革嗎？我有權力阻礙改革嗎？如果沒有，那我就不是利益集團。

　　關于財政和稅收，我認為改革是要改革一些東西，但現在稅收問題確實比較復雜。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收稅的體制是什么樣的？什么稅應該收？什么 稅不該收？經過廣大老百姓討論了沒有，有沒有科學論證，再有收到的錢到哪里去了？如果這些不解決，只是擴大稅源，會增加老百姓的反感。

　　我覺得現在可以在財政預算改革上多下一些功夫，公開、透明，這個可能比稅制的改革會更加的好做或者重要，我就說這些。

　　王小魯：剛才講財稅體制改革，我聽下來主要是談稅制改革，關于財政體制改革其實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焦點問題。我聽到的介紹好像講的簡單了一點。

　　究竟財政體制怎么改？改哪些內容？在制度上怎么設置？有沒有進一步的考慮？謝謝。

　　許生：其實對財稅體制改革一直在研究，而且已經有方案。我們現在傾向于把預算改革先提上來。第二很綜合的就是重新調整分稅制的改革，分稅制的改革是關系到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權力問題。

　　1994年的改革實際上是確立了中央收入占50%左右，那么地方收入不到50%的狀態，從而一舉扭轉了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要錢的局面。到1995年、1996年財政收入還繼續下滑，1997年以后才開始上來的。

　　這一輪改革的緊迫性在哪？是在于長期以來財力的向上集中。由于分稅制后財力集中到中央，同時省以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實質性的推開。那么在分稅制中增值稅75%比25%當中是這么分的，省一下有的是按這種邏輯，有的是包干制，更大一塊是轉移到省級財政，這樣使我們的縣級財政非常空虛。

　　同時因為我們國家各級財政事權的劃分不清晰，因為我們是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事權劃分是并不清晰的，這樣就形成千條線一根針，事權層層落實到縣級及以下。現在為什么土地問題這么突出？部分原因就出在這個地方。

　　再有就是分稅制的調整，我個人認為，比如講把增值稅比較好征收的稅種放在地方去，同時將征管程度比較難的放到中央去。再配合房產稅來替代土地的出讓金，這樣就一下子將基層財政墊結實了，這應該成為下一輪財政改革的核心。

　　再有就是轉移支付的問題，如何轉移到最需要資金的人手里去，這是需要科學去做的事情。再談到財政改革的問題，財政的監督、透明問題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認真去做。

　　華生：我們很可惜不能再討論下去，盡管有很多問題，我們感謝第一組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