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九屆)中國并購年會”于9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第九屆)中國并購年會”于9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

　　以下為演講實錄：

　　徐林：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高興有機會接受王巍會長的邀請來參加今天上午的大會，過去我在當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的時候，王會長曾經多次邀請我能夠參加并購公會的年會，但是我一直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爽約了。這次王巍會長還是力主邀請我參加會議，但是我在上個禮拜已經不再擔任財政金融司的司長，我們委黨組已經讓我轉崗到發改委的發展規劃司當司長，所以我跟王會長說，我現在已經不是財經司司長了，你還要不要我來說？王巍的話讓我很感動，他說我要的是你這個人，我要的不是你的職位。所以我義無反顧，一定要來參加今天的會。

　　剛才聽了幾位領導的講話，我很受啟發。我是一個公務員，肯定是不懂怎么并購的，所以我不能在這兒說大家應該怎么去并購，怎么并購才能夠購得很好。我想作為公務員，我們是研究制訂政策的，對我們來說認清并購市場的發展趨勢，看到并購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意義，然后能夠提供一個比較好的環境和條件，我覺得可能是我們政府公務員應該去思考、去考慮的問題。

　　所以圍繞這幾點，我想談幾點體會，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

　　第一個我想說，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展示了巨大的并購市場的空間和機會，中國未來的發展，我覺得有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趨勢，這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遠遠沒有完成，而且這個過程還將延續20到30年的時間。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們國家目前的城市化率是51.3%，西方發達國家高的城市化率有90%多，平均也在70%到80%的水平，按這樣一個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我們還有20、30甚至是40個百分點的差距，這個差距不一定就說你有城市化的動力，那城市化的動力來自于何處呢？城市化的動力來自于城鄉差距。中國的城鄉差距是巨大的，如果用人均收入來衡量，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3倍，世界平均水平是1.5倍。我認為城鄉差距越大，就意味著城市化的動力就越大，因為農村的居民和農業的勞動力，他一定會有比較強烈的動機去尋找更高收入的就業機會，這就是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一個強大的動力。但是非農產業，像工業和服務業都是聚集在城鎮化地區的，所以這種勞動力的轉移，最后形成的結果它一定是城市或者城鎮人口的持續增長。

　　從這個過程來看，我想只要中國城鄉差距不能夠縮小到一個合理的地步，那么農村人口或者是農村居民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地區轉移的這個動力就不會減弱。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中國的城市化還會持續比較長的時間。因為我們過去10年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是平均每年大概是1.3個百分點左右，如果用這樣一個速度衡量下去的話，我們要達到70%和80%的城市化水平，肯定還要20年以上的時間。這20年我覺得是中國高速增長，特別是非農產業發展的一個大的時期，這是我第一個看法。

　　那么城市化會帶來什么呢？毫無疑問會帶來非農產業規模的擴張，而且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業門類也會越來越細化，大量的勞動力要轉移到城市化地區，毫無疑問需要靠非農產業來吸納，我們的非農產業未來要吸納好幾億的人口，這么大規模的勞動力要靠非農產業來吸納的話，這就意味著我們在非農產業，特別是在制造業和服務業，必須有巨大的這種發展的空間才能夠完成。

　　非農產業的規模擴張本身它就帶來了很多的投資機會，當然而且這種非農產業的擴張它是和非農產業的結構升級，和產業門類的不斷細化結合起來的。特別是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持續地提高，消費水平和消費的多樣性都會進一步展現出來，而且消費的層次也會越來越高，這不僅是中國非農產業規模擴大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同時也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門類進一步細化的一個機會，這里面或者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實際上就孕育著大量的產業投資，特別是并購的機會。

　　既然消費結構要升級，消費需求會多樣化，那么產業結構升級和多樣化的動力也就具備了，這就需要市場化的這種并購行為來推動我們產業的重組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剛才劉明康主席講到了并購對產業結構重組和優化升級的作用，我在這兒就不細說了，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需要靠市場化的并購來實現。劉明康主席點了好幾個行業，說這些行業具有明顯的產能過剩的特征，那么我們過去從我在國家發改委20多年的工作經歷來看，我們過去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時候，特別強調政府產業政策的作用，產業政策有沒有用呢？肯定也會有用，但是我覺得產業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特別是政府在背后通過制訂產業政策，甚至產業結構調整目錄，來引導推動產業結構調整這樣的這個目的，我覺得并不能夠完成實現。我倒是覺得市場的這種產業之間的重組和并購，可能更能夠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調整的這樣一個目標。

　　我記得我們在國家發改委內部開會的時候，我們曾經議論過，就有人說過。說咱們控制產能過剩，以鋼鐵工業為例，1億噸的時候我們就說產能過剩，后來到了2億噸，2億噸的時候我們又說產能過剩，后來就到了3億噸，3億噸的時候也說產能過剩，后來到了4億噸，現在我們的鋼鐵產能是9億噸，據說光河北一個省就有3億噸的產能。這里頭的問題在哪兒呢？我就覺得這背后的問題主要是在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推動一些產業發展中所扮演的這種角色。這使得我們企業不能完全依靠這種市場需求的方向來調整自己的產能，而且很多產業的并購不能夠完全靠市場來左右，受到政府方方面面的干擾和左右，所以我想，我們過去在談到產業重組的時候，政府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是老說關停并轉，關停并轉這樣的話是一個行政命令式的話，它不是一個市場化的用語，那么市場化的用語應該是什么？我覺得就是應該通過并購和重組來實現。

　　我們過去的很多關停并轉可能是在國有企業或者是中央的央企和地方的國企之間進行的，這樣的一種并購行為，因為是在國有企業之間進行的，如果你靠政府來推動還說得過去，但是現在我們大量的企業的并購，實際上他不是發生在國有企業之間，很多都是發生在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或者是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那么這樣的并購我覺得再靠政府的這種關停并轉的安排，就不行了，這里頭一定會帶來一系列的這種過度行政化所帶來的問題，包括對產權的不尊重。所以一個更加市場化的并購機制，我覺得對實現這種產業之間的重組和結構的優化升級，它所發揮的作用應該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未來符合市場化方向的這種產業之間的重組、企業之間的這種并購，一定要通過市場化的這種行為來完成。特別是我們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會更多地在國際化的背景下而展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開。剛才我在開會之前參觀了一下并購十年的展覽，我就發現在過去幾年里表現出來最明顯的趨勢就是10大并購事件中，很多很多都是發生在海外的并購，特別是中國企業到海外的并購，這就使得我們的并購實際上不光要考慮國內產業結構的這種變化需要，而且要考慮全球這種產業重組、產業空間布局和結構調整的需要，這樣的國際的并購毫無疑問，它是必須以市場為基礎的。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決定著并購具有巨大的市場空間，而且這種市場化的并購，可以在推動中國未來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中，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

　　第二個我想說，中國目前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工具的日益豐富，也可以為并購活動提供更好的融資服務了，過去幾年來在中國證監會等有關部門的大力推動下，應該說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我們現在股票市場、主板、創業板包括三板市場，都已經發展起來了，還有一些是分散在各地的非上市公司的產權交易市場，債券市場它的層次也開始更加多元化了，不光是債券市場的規模這幾年有了明顯的擴張，而且不同的債券品種也開始日益地出現。私募股權投資市場在過去幾年也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創業投資發展在過去幾年也十分地迅速。不僅如此，政府的相關部門也為資本市場多層次的發展，特別是像股權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的發展，在奠定更好的條件和制度環境，同時對一些市場有可能失靈的，像創業投資的一些行為，甚至還可以提供一些稅收上的優惠。

　　那么我們過去看到的是，像投行、各類PE、創投也都越來越多地介入到中國企業國內外的并購活動之中，并且開始提供越來越專業化的服務，在座的并購公會的會員們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我們中國各類并購活動和服務。

　　隨著過去幾年全球金融危機，特別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PE機構，國內的企業包括投行機構，都參與了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行為，我們幾個比較著名的并購，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是在PE的參與下完成的，比如說中聯重科、包括三一重工(微博)等等。

　　發改委我過去所工作的財經司，按照職能一直在負責中國的PE和創業投資行業的制度建設和發展這樣一個過程，我們過去在規范PE市場的發展，促進創業投資領域的發展，也作出了我們的努力，我們也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使得中國PE的發展能夠有法可依、有規可依。

　　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我們過去所付出的這些努力，應該還是取得了比較積極的進展。

　　當然我們不僅在這些領域開展一些工作，我記得我們在審批的，過去在核準企業債券的發行中，還專門有過一些用于并購的債券的發行。我記得華潤集團曾經發行過債券，專門用于制藥企業的收購，聯想集團(微博)也發行過債券，專門用于對聯想投資進行這種PE的投資，這樣一些嘗試，我覺得都是表明中國資本市場，實際上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可以為中國的各類企業的并購行為，提供比較好的一種融資的服務。

　　我也相信隨著中國資本市場規則的進一步完善，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企業并購活動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多樣化的服務來實現，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體會。

　　第三點體會是，我認為中國的金融體系，還需要為并購活動提供更加高效和優質的融資服務，應該說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隨著國民收入和財富的不斷增長，我國高儲蓄率所帶來的這種金融的資源累積是十分豐富的，僅在銀行體系的各類存款資源就達到了差不多90萬億，如果要把其他機構的一些金融資源算在里頭，我想中國整個金融體系可以動用的金融資源是上百萬億的。

　　在金融資源十分豐富的環境下，如果有一個足夠深的金融市場體系，應該能夠為越來越多和日益多樣化的并購活動提供過效和便利的融資服務。但是我們也看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很有體會，就是在你們從事并購活動的時候，可能會感到我們要得到一些這種融資服務的時候，要費很多的周折。

　　那么這里頭我想除了中國金融機構本身可能還不夠多樣化之外，金融機構的服務能力和水平還不夠高之外，我覺得中國金融監管還存在著過嚴或者過多的問題。

　　我過去在推動PE行業制度建設和發展的時候，和很多的股權投資機構一起探討過，包括坐在下面的方風雷先生我們都探討過，就是中國的PE機構募資非常困難，困難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我們這個社會沒有錢，而是我們這些擁有金融資源的機構他們受到很多的管制，告訴他你不能投什么，我在過去推動債券市場發展的時候，也面臨同樣的困惑。過去很多人都說債券市場發展是因為債券市場實行的這種幾個部門監管制度不統一，然后有審批或者說是核準制。

　　但是我們后來發現，你會發現有很多核準出去的債券它很不好發行，因為我們很多的金融機構他被上面的監管部門規定了什么樣的債券你是不能投的。所以我想如果這樣一些監管和規定如果不有所放開的話，它會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

　　方面一：中國的很多機構投資者或者說是擁有錢的這種機構，它很難培養自主的投資決策和做投資組合的能力，因為他總是被上面的婆婆在管著，這是一個問題。

　　方面二：我們還會發現有很多的資產管理公司，像PE、創投，他們就很難通過正規的渠道向機構投資者，因為我們大多數機構投資者都是合格投資者，去募集資金。這樣的話就有可能他找其他的歪門渠道去募集資金，這樣就特別容易帶來非法集資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只是我親身感受到的兩個例子，就是如果我們在這方面，金融的監管，包括政府其他方面的監管。剛才劉主席也提到，就是政府所謂的非常嚴謹的審批等等這樣一些制度，都能夠合理地進行再造，合理地進行重新地規范的話，我覺得對中國金融機構，為所有的并購活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將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我想我們作為一個政府的公務員，我們需要看到中國未來發展的趨勢具有巨大的并購的市場空間。我們需要認識到并購對推動中國未來的結構優化升級，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但是我們還需要通過我們自身的一些改革和監管的這種優化，來為中國的各類并購行為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