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理論名稱

　　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消費品生產理論

　　申請人姓        徐 景安 

　　理論簡介

　　1980年由于“洋躍進”帶來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國務院采取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等措施，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1980年12月17日我寫了《我國經濟擺脫困境的出路何在》一文：“當前，我國經濟潛伏著很大的危機，概括起來說，叫做兩個減產：糧食減產、能源減產；四個控制不住：基本建設控制不住、消費控制不住、財政赤字控制不住、物價控制不住。為了不使這種狀況繼續惡化下去，我們采取了大規模壓縮基本建設投資，減少國防、行政開支等措施，力圖消滅財政赤字，做到財政收支平衡。很明顯，這些是應急性的措施。如果我們找不到擺脫困境的出路，經濟形勢還有可能繼續惡化下去。基本建設投資和國防費的減少，會造成大批設備的積壓、大量施工隊伍的窩工以及很大一部分民用、國防工業企業生產任務的不足，使財政收入減少、支出增加。與此同時，各方面的財政支出如各種補貼、行政教育科研經費等將逐年增加。當整個財政收入不能很快增長，足以彌補各項支出增加的情況下，又會造成新的財政赤字，迫使我們進一步壓縮投資、縮減費用。如此，我國經濟就難以擺脫危機，有可能墮入惡性循環的危險以之中。”

　　文章建議：“從國民經濟全局來看，我們不得不采取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這一措施，這是使國民經濟由被動轉為主動的關鍵一著。”“主動壓縮這部分生產能力騰出能源、原材料，保證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以增加收入，穩定市場，是繼壓縮基建投資以后，使經濟由被動轉為主動的第二關鍵一著。我們的希望在于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所增加的收入，不僅能彌補壓縮生產資料生產所帶來的收入的減少，而且能彌補各項補貼、經費等支出的增加，實現財政收支平衡。這樣，我們的經濟就能轉危為安，擺脫困境。”文章強調：“增產消費品，這是增加收入，回籠貨市，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的根本措施。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改變重輕生產結構，壓縮重工業，發展輕工業。”

　　這樣做不僅有經濟意義，還有政治意義。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就是發展重工業，商品匱乏，讓老百姓勒緊褲腰帶。發展消費品生產，不僅繁榮經濟、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瑯滿目，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國務院領導于1980年12月22日批示：“暮橋、馬洪、季立同志：小徐寫的這篇意見，我認為可以由研究中心組織討論。不僅經濟理論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實際工作者參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見集中起來，提到財經小組。”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于1981年1月7日、1月22日、1月23日、1月29日，由薛暮橋主持，召開常務干事擴大會議，邀請了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建委、國家機械委、國家農委、財政部、一機部、輕工部、社科院等單位負責同志參加，于光遠、房維中、沈鴻、許毅、宋季文、錢俊瑞、廖季立、呂培儉、康永和等發言，發了5期簡報。

　　發展消費品生產，從大城市抓起。國務院領導帶我到天津、上海考察，向當地領導介紹說：“我們這次來了個年輕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寫了一篇《放慢還權還利的步子》，最近又寫了一篇《我國經濟擺脫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經濟研究中心圍繞他的這篇文章進行討論。出路何在？薛暮橋同志有個答案，出路在于調整與改革。”國務院領導在上海聽取匯報時說：“看來，一個是消費品生產，一個是技術改造，一個是能源、交通。抓了這三條，國家就活了。”“整個調整期間，消費品生產要放在第一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服務。”“消費品生產搞起來了，整個工業就活了。所以，要圍繞消費品生產調整重工業。”

　　1981年4月我起草了國務院領導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不斷滿足人民吃、穿、住、用、行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也是人民政府應盡的職責。東歐一些國家長期忽視這方面的工作，帶來消費品匱乏，這是造成他們人民不滿、政局不穩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發展消費品生產，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

　　“把發展消費品生產放到什么位置，實際上是中國經濟走什么道路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蘇聯在特定條件下，處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中所采取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作為普遍規律，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必由之路；而把優先發展輕工業看作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過去我們老是想從重工業、從鋼鐵工業上起飛，吃了不了苦頭。根據我國的國情，我們在建設方針上，應當從以鋼為綱、優先發展重工業轉向著重發展消費品生產，使生產資料的生產同消費資料的生產相協調，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發展消費品生產，在我們這個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家里有著廣闊的市場。外國人很羨慕中國這個市場，而我們長期以來卻忽視自己的市場，商品不足，不是去積極發展它，滿足需要，而是靠發票證，抑制需求。”

　　“發展消費品生產，要從重點城市、名牌產品抓起，上海、天津、北京以及其他輕紡工業生產的城市要先走一步。要根據市場的需要，排出一批適銷對路的產品，落實措施，把它抓上去。要以生產名牌優質產品的工廠為中心，組織專業化協作，進行大批量生產。”

　　這是對我國以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的最早反思，并在啟動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消費品生產。這與后來改革主要是調動中小企業、社隊企業、民營經濟的積極性的方向相一致。而俄國改革沒有取得應有成效的重要原因是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經濟結構長期調不過來。外電評論，帶動中國經濟起飛的三大決策是：一是發展消費品，二是農村家庭承包，三是城市企業改革。

　　申請理由

　　(請重點論述)

　　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普遍認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是擴大再生產的普遍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理論就成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劃安排，導致經濟比例長期失調。建國30年來，重工業增長了90多倍，輕工業才增長21倍，農業僅增長2.4倍。由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理論一直沒得到清算，在文革結束后又開始了一場“洋躍進”。發展消費品生產成為決策后，經濟理論界掀起了對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的大討論。

　　馬克思把生產資料的生產列為第一部類，把生活資料的生產列為第二部類，論述了兩大部類之間以及每個部類內部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性， 并沒有說生產資料優先增長是擴大再生產的規律。列寧在《論所謂市場問題》中談到在“機器勞動代替手工勞動”的情況下“生產資料的生產比消費資料的生產增長得更快”。斯大林則提出“在擴大再生產下生產資料的增長占優先地位的原理”。這樣，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被說成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原理。

　　列寧說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比消費資料的生產增長得更快”，可以理解為再生產終點上的數量結果，而在計劃經濟的實踐中則成為在順序上優先安排生產資料生產。這就使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脫離消費資料生產增長的需要，“以鋼為綱”的方針就是這種優先安排的突出表現。就第一部類的生產資料來說，產品種類繁多，是不可能由計劃優先安排的，必須發揮市場的作用，由生產資料生產的企業根據需求來安排。當然，像煤、電、油、鋼這類開發周期比較長的生產資料，需要在企業預測、行業規劃基礎上提前安排，但決不是計劃經濟那樣，不按照市場需要，由計劃部門主觀地確定生產資料生產的品種、數量，然后作為指令性計劃下達。結果是生產資料數量上的積壓和品種的短缺，成為計劃經濟不可克服的頑癥，重工業畸重、輕工業畸輕也就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

　　生產資料優先增長是否是普遍規律？在社會擴大再生產中，生產資料生產要滿足消費資料生產增長與生產資料本身增長的需要，消費資料生產要滿足生產資料生產增長與消費資料本身增長的需要，以及除兩大部類以外人口消費的需要。列寧在得出“生產資料的生產比消費資料的生產增長得更快”的結論時，只是考慮了技術進步帶來有機構成提高的因素，而技術進步也可帶來生產資料的節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更是重要的因素，第一、二部類創造的剩余價值多少用于積累、多少用于消費決定了對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的需求。從理論上講，資本主義以追逐剩余價值為目的，會盡量壓低工人的工資，而增加積累。社會主義以滿足人民的需求為目的，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積累與消費應合理分配。因此，從邏輯上講，生產資料生產的較快增長，應該是資本主義發生的現象，不應作為社會主義遵循的普遍規律。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社會主義國家的積累率大大高于資本主義國家，造成生產資料的盲目增長和消費資料的嚴重短缺。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稱為普遍規律，既是這種錯誤方針的認識根源，又是為這種錯誤方針尋找理論依據。

　　1980年我在《我國經濟擺脫困境的出路何在》一個文中提出發展消費品生產的建議被國務院采納，既具有實踐意義，使我國從改革之初就調整輕重結構；又具有理論意義，對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實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進行反思，引發對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的討論。但觀念是戰勝不了觀念的，隨著發展消費品生產的實施與市場經濟的推行，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在我國也就從此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