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新浪財經 劉萬明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8月11日，由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財訊傳媒集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2012中國城市發展論壇”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崇禮縣舉行，主題對話一：城鎮化進程中的環首都經濟圈問題。圖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

　　李鐵：企業家看問題總是看的市場，他要決定到哪里去投資。我們想聽聽經濟學家對城市頗感興趣的周其仁院長他怎么來看。

　　周其仁：首都城市圈我研究的不多，而且在北京住了七八年，30多年，談這個問題難免有片面性，要大家留意。宋省長一開始致辭的時候，有一個話我聽了蠻有啟發，所謂都市圈里面要有“核”，第二外頭有個“圈”，這個是蠻抓住問題的根本。現在研究首都經濟圈，這個都市圈有一個什么問題呢？這個核還是不夠強有力，秘書長講的整個都市圈比較弱有關系，北京第一非常大，1.6平方公里國土面積，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以萬平方公里論面積的，哪個城市沒有以萬平方公里來論的，那是國家概念。過去我們希望均衡發展，一個城市要帶一片農村，我們就把每一個城市的核都從城鎮上劃一個給他，真正的城市部分是很小的，小馬拉著一個大車，這是我們國家的特點，也許對郊區化的經驗可能是想仿造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樣，現在已經形成了，現在非常大，你說它多強，又不夠強，去年北京的GDP是1.3萬億人民幣，1.3萬億是全國45.8萬億，占全國的比重是2.8%，上海也不夠強，是1.6萬億，占全國的比重是1.4%。北京、上海，比如說廣州，占全國的總量是蠻重要的指標。

　　大東京介紹的情況，大東京也是1.6萬平方公里，1.6萬平方公里，占日本的國土面積比例是4%，GDP差不多占日本的三分之一，人口是25%，從這個角度看，如果剛才秘書長講的都市圈可能是未來的趨勢，我們首都經濟圈還是大有發展的余地，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里頭的“核”要供起來，我們這個“核”遠遠不夠強，比如說北方城市缺水，有很多先決條件，我們在北京還是有很多的不是自然的生態的，地理的因素妨礙“核”做大，我們還是制度和體制和觀念的因素，大概起了很大的作用，妨礙要素往里頭集聚、流動。我們是形成主導的經濟體，是好是壞大家都可以討論，行政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行政力量就是講級別的，你說發展，每個省都要發展，每個縣都要發展，每個區都要發展，不能讓誰不發展。這個形成一個系統，一定是按照行政等級進行配置，很難按照哪里學習往那里聚。

　　我們現在住在北京城里面看，不是說很多力量不想去，很想去，但是配置上跟這個“距”還是有沖突，我始終認為城市化有非常可靠的，包括都市化、都市圈有很好的微觀基礎。因為我自己在黑龍江下鄉十年，見過各式各樣的人，人往高處走，哪里有收入機會往哪里走，這是非常自然的動力，只不過是我們的觀念體制政策是適應這樣的政策還是做斗爭，我們過去多少年都是跟這個東西做斗爭，人家往哪里去，就說是“忙流”，收入很低的人出去打工，是“忙”不起啊來的，到了當地就要吃飯，沒有收入是待不下去的。我們多少年就跟這個做斗爭，限制，你看城市方針叫限制大城市，適度發展中城市，大力發展小城鎮，我后來不知道這個方針哪里來，最后是蘇聯，蘇聯的計劃方針指名道姓，25個，包括莫斯科，包括圣彼得堡不能發展，要往遠東走，要往遠東配置資源，新城市全部在遠東，那些城市你去看，沒有生命力，不是人要去的地方，人要去的地方不讓去，非要跟這個東西做斗爭，投資要去的地方他不讓去。所以我的看法，我們研究首都這個問題，剛才講到都市圈，我聽魏秘書長講的時候，中國發展都市圈，有一個困難，都市圈是什么級別的？中國不講級別，行政體制就不知道怎么去做，直轄市現在四個，兩個是北京、天津，兩個夠高了，兩個政治局委員坐鎮。可是直轄市地下還有省級城市、副省級城市、計劃單列，我們都是在計劃審批，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看包括北京要進一步要，進一步要“核”要做大，靠行政主導的體制，希望是不大的，這條要確立下來，建立新的機制，要商量著辦，在比較當中通過比較確定“核”怎么長大，不是靠人為的，你說了也做不到，規劃寫了也不會聽的。這個城市，人往高處走，你就發現什么叫高處？哪個地方是收入比較高的，其實人往高處走，就是人往人處走，人多的地方，剛才戴小京(微博)講分工就發展起來了，你看來崇禮，崇禮什么印象，非常好，青山綠水，植被令人吃驚，但是你要研究崇禮的分工程度就沒有辦法了。我到各地去找電話號碼，你看有多少電話號碼，有多少不同的商鋪，搞不起來的，縣城就四萬人，就是四萬人的分工規模，人一定要到一定程度，才能夠分工非常細，你不碰見那個人，你覺得你也有希望，有一次很近距離靠近姚明，我一看就覺得我過去花了很長時間打籃球，全是白費，我早看見他，根本不去碰籃球，沒希望的。可是小地方的都覺得有希望，沒見過，都覺得也能變成乒乓冠軍，籃球冠軍，變成藝術家，確實有潛力有機會，但是你要碰到一起才知道有沒有機會，是心甘情愿的分工，我看見姚明以后我可心甘情愿了，我更認真教書了，不做他想了。人往高處走是我們很重要的經濟的微觀基礎，問題就是我們的體制、政策、觀念對這個動力是不是適應它，還是要做斗爭，這個可能對我們的經濟圈有一點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