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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勝阻:讓創新引領企業的未來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28日 18:57  新浪財經微博
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新浪財經 陳鑫 攝) 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7月27日-28日,由青島市人民政府和《中國企業家》雜志社主辦的“2012(第十二屆)中國企業‘未來之星’年會”在山東青島舉行。圖為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微博)。

  辜勝阻:各位來賓,各位企業家,我演講的題目是“讓創新引領企業的未來”。

  我最近幾年,對大量的中小企業進行了調研,我的結論是企業當前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向上走,也就是通過創新實現轉型升級。另一條路是向外走,通過企業海外拓展實現走出去。如果不能向上走、不能向外走,那就只能向下走,就會殘酷的被淘汰。今天,我主要講六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中國要徹底擺脫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需要以創新驅動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當前,能不能徹底擺脫金融危機,關鍵看有沒有一場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以增加政府支出創造有效需求的凱恩斯主義只能治標,而治本需要以創新驅動增長的熊彼特主義。

  上世紀有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一位是凱恩斯,另一位是熊彼特。熊彼特在100年前,也就是1912年發表了著名的關于創新的理論。熊彼特主義跟凱恩斯主義不一樣,凱恩斯主義認為危機中最大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解決危機首先要靠政府擴大需求。熊彼特則認為,如果沒有創新,不僅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給也會不足,結果就是滯脹,所以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創新。我們今天,也就是熊彼特發表了創新理論一百年的今天,來討論創新這個問題是非常有意義的。熊彼特認為,最重要的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新。

  有人認為,當前解決美國的問題不能靠凱恩斯主義,要靠熊彼特主義。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需要熊彼特主義的引領,需要重振創新基礎,為新的生產技術、新的創業項目以及喚回企業家精神開出藥方。

  金融危機往往催生科技革命,像1825年英國第一次周期性經濟危機促進了19世紀30年代以蒸汽機應用為代表的工業革命,1857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以電氣革命為標志的第二次技術革命,1929年的美國大危機導致了戰后電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術突破為標志的第三次革命?梢哉f,危機為創新提供了機會,而依靠科技創新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就業崗位和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也成為擺脫危機、創新經濟增長的出路。對于最近一次2008年的經濟危機,各國紛紛出臺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救市只是應急措施,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必須依靠創新,當前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應急。我剛才講到了,1912年熊彼特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創新理論,他認為創新是革命性變化,創新同時意味著毀滅,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熊彼特認為的企業家有堅強的意志,有抱負,有夢想,這種企業家精神是創新的主要動力,而創新精神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

  熊彼特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創造性破壞的概念,類似于今天講的破壞性創新。他用蒸汽革命后火車對馬車的替代這一案例生動詮釋了創造性毀滅。在我國,方正的激光照排技術是對鉛字印刷的顛覆,是典型的破壞性創新。上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壞性創新理論,實際是對熊彼特創造性毀滅的延續和新解釋,有人用顛覆性創新來表達這一概念,像激光照排就是對鉛字印刷的顛覆性創新。這種破壞式創新或顛覆式創新對科技發展、企業戰略、政府管理以及社會進步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例如,蘋果的破壞式創新沖擊全球的科技產業,諾基亞(微博)就因此痛失全球通訊手機霸主地位,臺灣宏基原本的通路獲利模式失靈,也是因為蘋果的“破壞”。微軟(微博)的操作系統因為蘋果每多賣一臺iPad就多受一份沖擊。我們看到,2000年,蘋果市值和諾基亞市值相比是1:24,而2011年就變成14:1。經濟危機是破壞性創新的最佳時期,收入和利潤的損失會讓企業領導者重新思考商業模式的薄弱環節,引發商業模式的重組和重建。

  因此,我的第一個結論是,2009年危機應對初期,依靠政府公共投資保增長的凱恩斯主義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要真正擺脫危機必須依靠創新來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二個觀點,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后,以廉價勞動力支撐的中國低加工模式需要改變,需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哈佛大學的另一位教授邁克爾·波特提出了國家競爭優勢發展的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生產要素驅動發展階段,第二個是投資驅動發展階段,第三個是創新驅動發展階段。中國目前是典型的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大量投資等生產要素驅動發展階段,現在必須由生產要素驅動的發展階段、投資的驅動發展階段轉向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依靠廉價生產要素驅動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低價工業化模式,經濟發展大而不強,快而不優,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全球價值鏈受制于人。例如我國的產業空“芯”化問題,中國計算機的售價30%要支付給國外的專利使用者,平均利潤只有5%,如果有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統,利潤率就可以達到40%。再看看中企外企的利潤差距,蘋果公司的凈利潤是24%,中國科技創新的典型企業聯想集團(微博)的凈利潤只有1.6%。2010年款的iPad售價是499美元,但中國的代工收入只有8美元。所以,在當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高成本時代來臨的時期,企業創新迫在眉睫。最近有報道提到阿迪達斯等外國企業撤離中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成本。這警示我們,在高成本時期,我們的企業必須轉型升級,提高創新能力,從依賴廉價要素轉為依賴創新和技術進步取勝。

  第三個觀點,企業的創新需要金融創新的支持,創新型國家建設需要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兩輪驅動。美國高科技的輝煌,不僅得益于華爾街的金融支持,還得益于美國的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股權投資等等。美國有一半的風險投資集中在硅谷,所以硅谷有“第二華爾街”之稱。無論是微軟、蘋果,還是臉譜,它們都得到了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的最初支持,然后在納斯達克(微博)上市。所以,產業的升級創新離不開金融創新的支持。現在美國的天使投資在某種意義上對創新扮演的角色比風險投資還重要,因為企業初創階段最需要的是天使投資,接下來是風險投資,然后是股權投資。風險投資可以把技術、人才、信息管理等多種資源形成有效的整合,風險投資還有篩選發現和企業培育的功能。天使投資可以把科技成果從雞蛋孵化成小雞,風險投資可以把小雞孵化成大雞,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科技產業的上市。風險投資還有風險分散的功能,創新是一種高風險活動,一般是九死一生,必須有金融工具分散風險,最后風險投資還有資金放大的功能。

  第四個觀點,當前企業家在創新方面面臨著動力不足、風險太大、能力有限、融資太難四大瓶頸。創新需要政府營造“做實業能致富,創新做實業能大富”的良好環境,造環境比造喬布斯更重要。喬布斯不是靠錢能打造出來的,喬布斯是靠環境打造的。這說明,只有營造創新做實業的環境,喬布斯才能成長。我對企業的調查研究發現,企業在創新方面面臨四個問題。一是動力不足,不想創新。二是風險太大,不敢創新,F在有些企業面臨著一種糾結,不創新轉型是等死,創新又面臨高風險,可能是早死。三是能力有限,不會創新,特別是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面臨創新的人才瓶頸。四是融資太難,不能創新,青島的中小企業面臨的還是融資難的問題,要創新是難上加難。

  所以,創造環境比打造創新型的領軍人物更重要。影響企業創新的環境要素有要素環境、市場環境、需求環境、產業環境和政府的角色等等,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需要形成良好的產業基礎、寬松的政策環境、多層次的融資渠道、領先的商業意識、完善的市場機制、優越的區位優勢和有利的創新文化。像硅谷的成功就得益于它特定的創業文化氛圍和制度環境。硅谷有提供創新源頭的大學,特別是斯坦福大學,硅谷創業的人60%來自斯坦福大學。硅谷還擁有適于創新的文化,硅谷的創新文化可以總結為六個方面:一個是鼓勵冒險,寬容失敗的價值觀;二是容允背叛,寬容跳槽的職業倫理;三是吃苦耐勞,不斷創新的進取精神;四是合作并重,跟蹤合作的意識;五是尊重人才,先進的人力資源理念;六是寬松自然快樂的創業氛圍。自由的創新環境非常重要,自由是發揮創造性的前提。

  第五個觀點,中小企業在創新特別是破壞性創新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創新要發揮大企業和小企業的不同作用。我重點談談小企業在創新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們“未來之星”的企業主要是中小企業,未來成長前景很大的企業。我剛才講到,1997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克里斯坦森提出了破壞式創新的概念。比較破壞式創新和延續性創新,我們會發現小企業特別適合破壞性創新。中小企業在創新方面反應快,動力強,機制活,這都是大企業不具備的。大企業反應不快,動力也不強,機制沒有中小企業靈活。中小企業在破壞式創新方面有兩把殺手锏:一種叫做蠶食,比如日本的索尼和豐田,都是從低端市場入手,通過提供低價格的產品服務,避開大企業的干擾,對當時的領軍企業進行破壞,最終占領主流市場。第二種叫鯨吞,上世紀70年代IBM(微博)壟斷大型計算機市場而忽視小型計算機市場,這就為蘋果留下了空間。在創新方面,小企業要做“點創新”,從小地方開始;大企業要做“構架創新”,從設計、渠道和服務等方面優化。所以在創新方面大企業和小企業要進行分工。

  最后一個觀點,走出創新“自閉癥”的重要策略是在開放環境中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推進合作創新。

  中國的兩彈一星和航天工業的創新讓國人感到驕傲。我們這種創新是在沒有辦法從國外引進的情況下形成,這種倒逼機制迫使我們自主創新。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通過舉國體制推動的創新實際上是一種科學家之間的合作創新。在開放創新中做得最好的是三峽工程,三峽工程開始時是引進吸收創新,用七年時間順利完成了從左岸機組分包商到右岸機組承包商的轉變,逐漸形成自主創新能力。

  對今天的演講進行一個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輝煌,得益于人口紅利、土地紅利等要素的驅動,未來的發展要靠改革創造的制度紅利和創新驅動。中國的增長模式要實現從凱恩斯式的增長(即靠投資驅動的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增長轉變,用創新引領未來。創新具有革命性、顛覆性和破壞性,不破不立,中小企業最容易實現破壞性創新。技術的創新必須有金融創新的支持,政府要營造“做實業能致富,創新做實業能大富”的環境,我們才能打造出喬布斯式的領軍人物,才能在創新的世界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的演講就到這兒,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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