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發言（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7月15日，遠見引領世界——《哈佛商業評論》中文新刊慶典在北京舉行。圖為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發言。

　　秦曉：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在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覺得我都很高興看到《哈佛商業評論》在中國落地，剛才大家都講到，繼續向中國傳播一些好的新的理念，也可以從中國正在發生劇烈變動的經濟變動中了解一些新的東西。今天的會議叫遠見引領未來，我們先要看看對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是怎么看？剛才傅成玉老總也講到幾年前他們也看到情況了。這個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碰到了一個周期性和結構性疊加的問題，總體來說都是下行的風險，因為周期性的問題有歐洲的有美國的，金融風暴之后受到的影響還在發展作用。對中國已經有很大的經濟體必然受到影響，所以我們看到一季度的經濟指標是逐步下滑的，到了第二季度應該是到了最低點，這是周期性的問題。政府會采取一些貨幣政策，當然我不認為會采取像09年4萬億很強的政策，我不這樣認為。

　　但是，這個政策的效果還需要一些時間，總體看法就是在下半年的時候環比上會逐步的上升，減速會回落，全年業績接近8%，或者8%的樣子。但是，這個來得很快，對大家來說是有一些明顯的影響。當然說起來更大的影響是中國經濟是不是進入一個拐點？這是有爭議的，很多經濟學家包括政府官員都討論到這個問題。一派觀點認為由于人口紅利的衰減，由于拐點的到來，由于一些外部需求結構的減少，中國兩位數的增長已經到了拐點，會降到8以下，當然這指需要一段時間慢慢實現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工業化、城鎮化還沒有完成，我們還有農村現代化，中國還有一個未來20年后更長時間享受8以上的增長。

　　我個人比較同意第一種觀點，我覺得第二種觀點大多是用一些實證研究，比如說韓國和美國，它有多少年的增長期，從經驗的實證研究。第一種觀點認為有一些具體結構性的研究，一些數據研究。那么，這個問題還在爭論中，大家也可以關注這個問題。作為企業家，我想我們寧可把情況估計的更差一點，這樣會更穩妥一點。如果我們認為中國未來進入拐點，拐點首先不是一個壞事情，我們從10降到7，可能會付出一些代價。只要這個下滑是一個平緩的有序的過程，我想它會更平衡。我們原來增長是一個不太平衡的增長，會更可持續，會騰出更多的空間為我們的制度改革提供一個機會。

　　當然，對企業來講，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兩位數增長的外部環境中，即便當時全球經濟也是進入了一個十年的黃金期。那么，經濟全球化又為我們生產邊界大大的擴展了，這個會造成什么結果？就造成一個投資沖動的，規模擴張型的增長。每個企業都經歷過這個過程，所以說企業增長主要的源泉不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不是結構的調整，不是資產的優化，不是人力資本的提高，大部分是靠投資，規模擴展。有那么好的黃金時期，這件事情做了也是應該做的。問題是，像傅成玉老總剛才講到了，要未雨綢繆，早看到問題。而且，最終企業的競爭力要回歸到它的競爭行上，就是它的勞動生產力上去。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將來進入一個拐點，那一個最大的命題對中國，對中國的企業來說，我們曾經在兩位數增長下活得很好，我們能不能在6、7的增長率下活下來，或者活得很好？說起來好象簡單，大家去算算帳，這個帳就大了。兩位數可以把銀行的不良率消化掉，銀行沒有什么不良率，只要每年增加二三十貸款，分母越大，不良率仍然是1%，2%，那要是6、7，銀行會不會有更大的不良率。有些企業，從盈虧表上看，我們每年的利潤都是6、7，資產負債表上看，我們原來貸的款就會轉為效益，負債方見效，資產方增加，有些資產被認為是好資產。如果到了6、7，我們有沒有那樣的貸款能力，還款能力，那個資產原來是好的，是不是就變成不好的是。所以，對我們現金流量表，對我們盈虧表，對資產負債表都會產生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怎么辦？我想一定要從企業的治理，企業的管理，企業的制度，企業的流程，還有勞動生產力諸方面解決，就是剛才傅成玉講的練內功。

　　我覺得有幾個均衡要把握，不管它整個的趨勢是向上的，還是向下的，對于一個企業家我覺得可能有不同的應對，但是總體的一些它應該有幾個均衡。一個是資產質量規模，我覺得資產質量，就是速度質量和規模這三者的平衡。一個企業的發展，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無論說總資產規模的增長的百分比，還是利潤增長的百分比，這個就表現在它的速度上去了。一個是他的規模上，就是他最后在5年中，10年中要擴展成一個什么樣的規模。不但是橫向的規模，還是縱向一體化的擴展，還是一個網絡性的，都有一個規模的東西。還有一個資產的質量，在行業中它的技術含量，它的產出能力是不是好的。我想這幾個之間有一個均衡關系，他們本身是互相依存的，但是如果有一個跑得快了，可能造成幾個失衡，在短期內的失衡應該是能夠接受的，容忍的，但是如果長期失衡，就必然產生問題。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就是講規模質量效益的均衡發展，我認為是企業的長青之路，做起來大家都有大家的經驗。

　　第二個就是效率和制衡的關系，我們現在出了一些風險，當然不好的風險更大，有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我們就要在一個企業的治理中和決策環境中加強各種制衡，避免風險出現。但是，另一方面企業的治理、管理也必須保證它有一定的效果。如果說企業完全沒有效率，這個企業也是有問題的。這兩者既互相依存，又不完全互相都能兼得。就是能在制衡和效率中找到一個均衡點，也是我們領導人體現領導能力的一點。

　　第三配置組織。我們定價的時候，治理市場資源的時候，可以用市場的方法做，也可以用組織的方法做。比如我買一個產品還是買一個工廠，這是一個資源配置的問題，我需要這個產品，有兩個選擇，一個我自己去市場買，一個我自己建廠。你建一個廠就把市場交易內化為組織內部交易，相當于一個組織行為了，要在市場上買，那就是一個市場交易，這是一種選擇我們經常會面臨的，是不是大而全就最好？不一定，是不是完全依靠市場，沒有自己一些核心部件的生產？也不是。一定有交易性質和交易結構。主要的高管的配置，我們董事會是一個股東，有一些獨立董事，但是CEO這些東西是由組織派，還是由市場選擇？也是我們要面臨的問題。我們的主要的一些中層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更多用組織來安排，還是用市場選擇？我想兩者是結合的，兩者都需要。但是，如果事情能做到的事情盡量由市場來做，因為市場有一個比較好的定價機制，有一個比較低的成本。我們總是希望通過一系列的指標來評價每個人，其實市場會給你提供一個價格，這是人員的配置。剛才講人員定價，獎勵、激勵，都搞出一套一套的東西來，包括我們國資委也是用預算考核。其實這些事情很多由市場來做，一個財務總監，一個信息總監，一個首席風險官，一個法律總監，甚至一個CEO值多少錢，市場是可以告訴你的，他今天做得好不好，市場也可以告訴你。你自己設定的很多指標，其實并不能完整的反映這個事情，因為你也不能判定是市場好了，還是他做的好了，是他享受了錢的成果，還是他做得好，是他透支了未來的人的成果，還是他做的好，這個斷定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一個現代企業的領導者永遠面臨這樣三個均衡，我們未來會遇到更大挑戰，我希望大家能夠把中國企業做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