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變局下的中國西部戰略”國際論壇于2012年6月27日在西安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教授、巴克萊資本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全球經濟變局下的中國西部戰略”國際論壇于2012年6月27日在西安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教授、巴克萊資本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微博)。

　　以下為演講實錄：

　　黃益平：宏觀經濟挑戰現在問題非常多，但我簡單提三個問題，我覺得現在面對的問題比較突出一些，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短期內經濟增長到底能不能穩得住，第二個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到底能不能實現，第三個稍微再長一點，跟這個有關系，就是我們到底能不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為這個問題可能是變得越來越突出，30年的經濟增長以后，下一步能不能變成富裕國家，其實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一個問題，我覺得短期來看，經濟增長穩定是有可能的，但是現在在國際上國內實際上都很擔心今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減速非常快，尤其是最近似乎很多投資者，包括國際上的經濟學家，覺得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力度不像上一次08年、09年那樣強勁，那么到底是政府在忽視增長的風險，還是已經完全沒有股市來支持經濟增長，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的。第一我覺得最關鍵的前提，這一次經濟刺激政策和上一次的政策相比較，有兩個方面的區別，第一個方面的區別是，如果我們看今年的經濟增長，今年以來增長速度下降，如果從國內來看，其實主要還是投資減速，而投資減速集中在兩個領域，一個是基礎設施，一個是房地產。這兩個大家都知道，其實跟去年以來的經濟政策選擇有關系，基礎設施的增長減速是因為做了前一輪的刺激方案，現在不希望再做新的刺激方案，后面一個房地產投資的減速主要是因為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所以我覺得今年以來經濟增長減速非常快，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選擇的結果，有可能現在政策導致投資減速的速度超過很多預期，包括很多政府官員的預期，實際上從三月份開始政策已經轉向，但是和08年不一樣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這一次很多官員說的是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而不是大幅度刺激經濟增長，為什么會有這樣轉變，我覺得很輕松，過去30年一直討論08、09刺激非常成功，但是也造成很多后遺癥，我們擔心銀行壞賬，擔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過度借貸，包括資產泡沫等等問題。現在回過頭來再看，覺得支持增長非常成功，但是導致一系列后遺癥，也就是說增長是上去了，但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反而是被推后了，這個共識跟現在很多經濟決策，在支持經濟穩定，但是沒有大力推動經濟增長是有關系的，但是我們從最近的一些經濟數據來看，我覺得看到一些初步跡象，尤其是在一些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包括水利項目、電力項目，包括一些房地產的投資，其實已經開始回升，所以我個人覺得第二季度可能見底，第三第四可能會有回升，但是回升力度不會非常大，實際上我覺得政府是希望在經濟增長不要放的太慢，但是同時又能支持這個市場和經濟的信心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所以，第一個問題我覺得短期經濟穩定可能性非常大，應該說風險不是特別大。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問題，這個已經說了十幾年，過去一直說經濟增長很成功，但是另外一方面失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失衡問題用溫總理的話來說，是我們現在增長模式或者增長方式是不平衡的不協調的低效率的和不可持續的，當然如果說我們看一系列的經濟指標，包括經常項目順差比較大，投資占GDP比重非常高，資源利用效率比較低，環境污染比較嚴重，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這樣一個增長模式顯然不能持續下去，但是問題是我們過去做了十幾年，有一些方面有改善，但是從總體上來說，似乎改善的跡象不明顯，關鍵在什么地方，我個人覺得跟過去十年二十年改革方式有關系，我們改革方式的一個核心，實際是說市場化，但是我們走的路子其實不是一個很對稱的市場化，大家回過頭來看中國經濟，產品的市場基本上全都放開了，也是市場化的核心，但是如果我們來看我們的要素市場，從勞動力到資本到能源、土地、水利，所有用于生產投入的要素市場，基本上都存在非常普遍而嚴重的扭曲，而大部分的要素價格是往下壓的，這個里頭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但是我想說的核心一點，這樣的一個改革模式，其實是以追求增長為動力，你的目的其實是在不斷的補貼企業，補貼生產企業，補貼出口企業，補貼投資商，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實是相對于居民消費者征稅，過去10年、20年企業盈利不斷上升，居民收入相對于GDP不斷下降，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解釋我們過去三十年，一方面增長非常成功，另外一方面失衡問題越來越突出，效率問題越來越突出和收入分配問題越來越突出有關系。

　　但是現在可能看到一些比較積極的變化，這個變化一會兒幾位教授要討論的問題有關系，第一步看到已經在發生積極的變化，就是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跟我們城市經濟高速發展有關系，跟我們人口結構的變化有關系，有很多爭論，中國是不是到達劉易斯拐點，但是核心一條，突出的變化是勞動力工資高速上升，普遍上升，這個對我們經濟結構已經產生很大的變化，我們的出口面對非常大的壓力，我們很多原來有相當強勁的經濟力的制造業現在都已經面對非常大的成本壓力，但是它對于經濟結構的再平衡有非常積極的意義，我們可以看到在勞動力工資高速上升的時候，首先導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這個是有利于消費的。

　　同時我們看到工資高速上升實際上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因為低收入階層更多的依賴工資收入，這個也是有利于消費的，所以我們的分析是我們看過去幾年實際上結構已經開始在調整，當然結構這個再平衡的完成還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改革，那么核心我們覺得最關鍵的下一步改革就是金融市場的改革，金融約束可能是在過去導致經濟結構難調整的重要原因，能不能走下去，我覺得金融改革成為一個核心。

　　最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經濟結構發展方式轉變可能是成功的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條件，但可能不是一個充分條件，有很多國家經濟結構失衡沒有那么嚴重，同樣沒有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這里頭可能因素很多，我簡單的提幾條，可能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第一個是收入分配的問題，在很多拉美國家，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上不去，收入分配很不平等，實際是導致一系列的經濟激勵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等，希望是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可能會推動我們收入分配的改善，也許是有利于我們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個不是特別清楚的是，經濟發展，包括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實際上意味著我們過去一直高度依賴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而且即將消失，下一步經濟增長靠什么，主要要靠創新，靠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個對創新能力要求比較高，一般來看，需要很多研發投入，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很核心的短期問題，可能就是中國一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低技能的工人，一方面成本不斷上升，需要升級換代，怎么樣讓這些工人能夠隨著成本上升繼續推動技術基本生產力提高，我覺得下一步面對非常大挑戰，這個挑戰甚至超過我們所謂的發展很多一流大學，開發最新技術，有可能其中一個對策就是我們需要下一步進行大規模的對民工的培訓，民工技能提高以后成為我們的技術力量，總結我剛才說的一點。第一短期宏觀風險大家都擔心經濟增長下滑，能不能止得住，我自己有信心，我覺得問題不太大。第二經濟發展方式到底能不能成功轉型，我覺得有可能，而且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積極的變化，劉易斯拐點可能是其中一個比較正面的變化。第三能不能真正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不確定的因素，可能還需要我們從各個方面推進很多改革，提高技術，改善我們收入分配，提高技術進步的能力。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