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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 2012年6月16日,由青島市人民政府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聯合主辦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青島)研討會”在山東省青島市舉行,研討會的主題是“海洋經濟發展與沿海城市轉型”。圖為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蔡昉。
蔡昉: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它不是一條直線保持10%的增長速度,像過去的30年一樣,可能持續下去。它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必然會產生一種報酬遞減,你不繼續投入,它不給予那么大的產出了。絕大多數的學者甚至政策決策者也認識到,說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報酬遞減,從而經濟增長速度會減下來的時刻。但是我們又看到,在很多應該報酬遞減的發展階段上,經濟體仍然可以保持更快的經濟增長,但是這里是給自己打強心針,創造一個新的條件,繼續保持過去高速增長,實現報酬遞增。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青島這樣一個沿海地區發達的經濟體,因此我們想把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看沿海城市發展戰略。
首先我想跟大家談一下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長率以及實際的下降。所謂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是指從所有可以投入的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土地資源,還有生產率的進步,它所能夠供給你的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不同的時期,你的實際增長速度也可以和增長率有所差別,但是總體來說,你如果遠遠脫離了潛在增長率的話,那么一定會有一些扭曲的因素,或者有其它的因素。
總體上看,我們講一個經濟是在兩個階段上發展。第一個發展階段,就像我們迄今為止所經歷的發展階段,我們把它叫做二元發展階段時期。在這個發展階段,我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可以供給。如果你創造了很多就業崗位,把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農業生產率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高的部門,那么它本身就給你帶來更高的生產力,因此它可以支撐你的經濟增長。另外,當這個階段過去以后,就進入到了一個新古典的經濟發展階段。在那個發展階段,如果是一個純粹的新古典經濟發展階段,沒有生產率的進步,就不能有GDP的增長。因此過去投入資本投入勞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就難以為繼了。中國處在向新古典經濟發展階段過渡的時期,一定程度上,我們仍然有著傳統的二元經濟發展特征,我們剩余勞動力還有,同時我們也具有了越來越多的新古典經濟發展,我們認為后一點可能是我們過去長期忽略的東西,因為我們過去沒有這樣的特征。
第一,當我們的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成為常態以后,報酬遞減的規律就會發生作用。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你不斷投入資本,用機器替代勞動力,但是投入并不帶來相應的回報,它的回報水平逐漸下降,這就是所謂的報酬遞減率。它反映在經濟增長上就是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
第二,我們也可以看到確實也有一些處在新古典狀態下的經濟體,比如歐美、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但是它們也有不同的增長速度,日本就沒有能夠達到像歐美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這里就意味著,同樣都有一個潛在的增長率,但是你可以打破這個潛在增長率,可以低于它,也可以改變潛在增長率實現比較高的增長水平。因此,我們也值得去探討報酬遞增在什么條件下可以發生。
第三,沿海城市的持續增長或者停滯下來,減速可能減得多一點,也可能減得少一些,都不是必然的。要實現報酬遞增,需要一些條件。
總得來說,其實我們的政策已經預見到了從“十二五”開始,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潛在增長率會降下來,因此我們也主動把GDP的增長目標,從“十一五”的7.5%降到了“十二五”的7%。這表明我們對潛在增長率一個新的判斷。
不同的研究者也都在估算,說未來五年我們的潛在增長率是多少。我估計在2010年到2020年期間,我國潛在增長水平是8.4%。
如果我們實際的經濟增長率會超過我們的潛在增長率,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呢?第一個,全國“十二五”期間的潛在增長率定為7%,或者潛在增長率估計為8.4%,只是一個平均數而已,中國的各個地區千差萬別,發展階段也完全不一樣。每個地區有自身的潛在增長率,它可以實現的實際增長速度和全國平均的潛在增長率顯然是不一樣的。同時,潛在增長率不是注定,也是可以改變的。
從全國來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必然的一種現象。在勞動力成本提高以后,依靠過去增長勞動力投入,增加資本投入的發展方式就不能為續了。接下來企業和政府都會做出一個很自然的反應,那就是用機器替代勞動,用資本替代勞動,從企業的角度來說會購買更多的機器。比如說富士康準備用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結果是提高了企業的資源和對勞動的比率。政府的一個天然反應其實也是類似的,盡管它不是直接的經營企業,但是政府會采用產業規劃、產業政策、區域發展戰略或者大規模刺激的方案。在實施的這些政策中,其實它傾向于更大的項目、資本密集度更高的項目,那么實際的結果它在微觀上反映也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提高,也就是資本投入更多,而勞動相對節約下來了。
但是如果靠提高資本和勞動的比例作為主要的提高效率的方式的話,我們可以看一看日本的教訓。我們今年或者明年和日本的1990年差不多,勞動力絕對數量不再增長,人口撫養負擔不再下降,接下來就會上升,就這一點,我們與1990年的日本在處在同一個階段。從那以后,日本經濟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主要靠提高資本和勞動的比例。1991年到2000年,日本資本對勞動比率提高的貢獻高達94%,人力資本對勞動比率提高的貢獻是負的15%。那么對于一個新古典階段上的國家經濟體來說,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就沒有GDP。因此日本從90年到2010年20年的時間里,它每年GDP的增長速度只有0.85%,這就是為什么日本陷入到經濟停滯,失去了20年的原因。很顯然,如果我們要保持原來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像“十一五”時期的11%、12%,那么就要大規模的投資,大規模的產業振興。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個規律呢?就是資本報酬遞減。資本報酬遞減的規律,在二元經濟發展時期不會起作用,因為積累了多少資本就會有多少勞動力,它們兩者之間是可以保持同比例增長的,因此不會有報酬遞減的現象。但是如果勞動力短缺,工資成本提高了,想用資本不斷持續替代勞動力是終究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我們實際上看到中國在過去這些年當中,我們的資本報酬是在遞減,是在下降的。我們已經遇到了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而且在過去這幾年,有一個顯著的下滑,這是為什么我們不可能用大規模投資的刺激方式來保持過去那樣一個經濟增長速度的原因。
大規模的投資、過多使用產權政策必然會導致產能的過剩,因為你扭曲了生產要素的價格,你讓人們的生產行為、GDP增長行為偏離了你的比較優勢,也偏離了要素價格給出的信號,結果是不可避免產生產能過剩。我們過去作為產業規劃重點扶持的一個部門叫相關的“裝備制造業”,它的產能利用率實際上是普遍低于工業產能利用率的。也就是說,你想扶持,你還給他補貼,還給他優惠政策,但是你扶持的結果不一定是市場所需求的,這是另一種結果,我們不應該偏離這個潛在增長,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那么經濟增長的減速有沒有例外?就是說在總體上要減速了,減速增長率下降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呢?我覺得有。第一個是人力資本,你要有優于其它地區人力資本條件,它可以給你帶來更高的創新能力,有了創新能力你還有熟練工人把它轉化成生產率。
第二個是你有創新能力了,有可以滿足需要的人力資本,但是還要有產業載體。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在青島這樣的一個發達程度的沿海城市來看,它不是別的,就是第二產業到第三產業的加快轉型,但是轉型中要有一個過渡,特別是對沿海地區的城市。在轉型的過程中,要承受一定低的增長速度,因為轉型一定要有速度的損失。但是呢如果還想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我覺得要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保持制造業作為一個載體。
第三個是要有一個優勝劣汰的政策環境。不是政府愿意保護所有的企業,而是要讓那些有生產力進步的企業生存壯大,擴大它的規模,擴大它的份額,而那些沒有生產力的企業萎縮甚至退出市場。只要有這樣的環境,才有可能使整體經濟的生產力得到不斷提高的,潛在增長率才可能改變。
第四個是我們處在一個轉型的時期,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會破壞掉一些崗位。而過去我們說保衛崗位、創造崗位的那些辦法可能不適用了,因為你要保護崗位的話,你就不可能調整產業結構。因此要從保護崗位轉到保護人,那個崗位該消失,可能它是沒有效率的,但是人要有一套社會保障制度,社會安全網把它保護下來。最后一點是良好的地理條件和基礎設施。
強大的制造業是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載體。經濟學里有一個著名的定理叫卡爾多定理,這個定理也講產業結構的調整,但是它不是說產業和產業之間沒有關系,而是強調制造業是非制造業發展的基礎。有些城市在轉型中,有些國家在轉型中經過了一段產業工薪發展階段,增長速度就會降下來,比如說日本。但是當你強行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時候,就會出現了超越自身潛在增長率的這樣一個事實。強大的制造業要處在一個比較高的價值鏈上,處在原來最低端產業鏈上的制造業,不可能保持你的經濟增長速度了。還要有品牌效應,還要有市場的可持續性。
總體上來說,我們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于生產率。在二元經濟結構下,我們的生產率來得很容易。第一產業是一個生產率低的部門,把勞動力轉到了第二、第三產業,整體的生產率就提高了。但是二元經濟過去了,逐漸進入新古典增長時期,這種生產率的來源就消失了,這是減速階段。但是還有其它來源,在第二產業內部不同的部門,也有生產率的差別。如果能讓資源在這些不同的部門中實現重新配置,還可以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如果能夠讓那些有生產率的部門不斷的壯大,不斷的發展,占經濟的比重不斷提高,仍然可以獲得效率。
德國的法蘭克福是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但是在金融危機的時候德國并沒有像英國、美國那樣遭受到那么大的沖擊。原因其實就是在于它是實體經濟,它是制造業,它是靠工廠取勝。同時,它避免和中國的直接競爭,而是選擇在更高的產業鏈條上去發展他們的制造業。同時,整個德國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也就是說它的科研,它的創意產業,它的教育都是為制造業服務的,這也符合卡爾多定理,具有可持續性。青島未來的發展模式要學習借鑒德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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