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光大銀行副行長劉珺（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6月12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上海校友會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聯合承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2年中期)”活動在蘇州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復蘇受阻與刺激重返的中國宏觀經濟”。圖為中國光大銀行(微博)副行長劉珺。

　　劉珺：本來上來想不拿個本，但是看到劉教授和尹主任那么多的數據。我會講一些事件方面的考慮，結合這些事件把我的思考給大家做一些分享，所以我的題目是歐債危機及對中國銀行界的借鑒意義。為什么這么說呢？我想帶給大家走進第一個命題，經濟學到底是什么樣的學科，他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嗎？他能作為獨立的學科屹立在所有的學術叢林之中嗎？可能跟社會學結合會煥發出社會學的特點，跟政治學相結合煥發出政治學的特點，如果把經濟學跟心理學相結合，可能現在實行的研究叫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所以經濟學本身的定位確實處在多元交叉的定位狀態中，那么讓我們再回顧一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軌跡。

　　其實一說到政治經濟學，大家都在說這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重要支柱，確實的說是，但是這個支柱的來源并不是屬于我們，他是屬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在15世紀、18世紀就看到了重商學派，就是貿易保護注意，貿易順差是國家國力基礎，英國就提出重商主義，讓自己的出口多多的，讓別人的進口少少的，這樣才能保證英國國力始終強大。那我們再推到18世紀看一下重農主義，一定要回歸本質，他認為本質是在生產力，而不是流通力，要大家把所有的配制都放在農業生產上，重農是通過國家統一政策的安排來刺激某個行業的發展，然后我們再把時間推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不用說，他的國富論中間很多的精髓被馬克思吸收進來，成為政治經濟學很多的要領。下一個是李嘉圖，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比較競爭優勢，他這個理論是在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提出的，主要想說的是勞動價值論而不是比較競爭優勢，我們曾經說我們可能通過國際貿易獲得一個雙贏或者多贏的局面，因為你可以生產麻布，我可以生產糧食，雖然兩者的絕對生產力你都弱于我。經過08年之后的金融危機，其實你我坐下來再思考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比較優勢理論的關鍵是看到交換過程當中他會使得要素跨國界進行配制，但是不好的一面，他會互換在全球產業鏈之間的位置，那憑什么中國就永遠應該在產業鏈的下端呢？為什么我的比較競爭優勢往往是勞動密集型，對環境有所破壞，在吃子孫糧食的產業鏈上呢？為什么我就不能搞創意呢？我就不能搞研發呢？我就不能有品牌呢？所以我們通過對整個比較優勢理論的研究，大家就會發現，到底在經濟領域中間是否存在雙贏，是否存在多贏，到現在為止沒有時政數據支持。

　　如果說國際貿易是一個聯合游戲，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啟示是什么，一定要像尹主任說的，突破產業鏈方面的桎梏，沿著產業鏈向高端進步。結論是什么，經濟學本身確實不是一個特別統一的學科，在學科發展的過程中間或多或少的跟其他的學科有所交叉，并且在其中蘊含了很多的政治學意義，而政治方面的考量，國家利益方面的考量往往是驅動經濟政策出臺的重要推動力，所以大家的研究很多的經濟政策的時候，一定不要忽視背后所存在的國家利益和相關的政治考量。

　　那我們反過來再看，整個在歷史的過程中間，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這些交錯的關系，08年的歐債危機之后，英國的女王很生氣，她質疑，他說你們這么多的經濟學家沒有預測到發生這么嚴重的金融危機呢？她的問題拋出來之后，遠在大洋內岸的美國經濟盧卡斯，他說這個東西不可預測，經濟學家無法預測到經濟危機，為什么呢？他說我預測到經濟學院，政府就要出臺政策去調整，政府出出臺政策去調整就沒有危機了，這樣我的預測就錯了。我看過一部電影叫第二十二條軍規，一個不愿意參加飛行戰爭的士兵，他要向上方寫封信，但是規定要在二十二條，精神上面有疾病才可以，他就寫上去了，不可能呀，他寫的這么有邏輯，不可能有精神疾病。還有一個經濟學家，成員中間還包括耳熟能詳的金磚四國的提出者，還有匯豐銀行的成員，他們誠摯的向女王道歉，由于我們的工作做的不太好，使得對金融危機的來臨集體失查，即便像英國王本身，應該是一種禮儀上的國家元首，也在觀察經濟領域的問題。

　　拿我們再把時間往前推，看一下2933大危機，跟08年的共同點是什么，2933大危機，30年美國出臺一個嚴厲的法案，關于稅收方面的，要求提高兩千種進口商品的關稅，說白了就貿易戰，他要限制其他國家往美國輸出他的商品，把自己的國門立的高高的，同時他的法案一出臺就取得了其他國家的報復性措施，使得美國的進口出口同時下降，使得蕭條沒有出來，反而向更深的深淵邁進，又是一個政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56年的危機，當時英國人和法國人一看美國人正在搞自己的危機，我們知道有一個人叫納賽爾，他在引領民主主義，希望把蘇伊士運行收回國，英法兩國想搞回來，美國人不答應，你不能采取如此的手段來壟斷蘇伊士運行的所有權，使得地中海和紅海完全落戶英國和法國人之手，他的外交是什么，美國人是用了純經濟的手段，使得英國回到談判桌上，把錢交會埃及，他是在市場上大量的拋售英鎊，使得英鎊大量的減值，使得英國的軍費出現了大量的拮據，只好讓步把蘇伊士運河交給埃及，1971年，當時把固定匯率本身的黃金支撐給他卸掉了，但是還是固定匯率跟美元掛鉤，但是沒有黃金的支持，使得掛鉤的幅度范圍從原來的1%擴展到2.25%，這也是政治方面的考量，結合這個舉動，很多的國家對美國很不滿意，說你作為國際上的大國，你作為我們整個布雷頓森林出現了大量的問題，當時尼克松的財長說過一句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問題是你們的問題，你去解決自己的問題，這個話說的很霸道，但是表現出他的國家永遠是第一位的。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看到供給學派，供給學派的產生是因為凱恩斯，大量的財政刺激并沒有使經濟走出泥潭。他認為市場本身會把供給的相關要素優化的組合在一起，從而由供給端發揮的作用，他自然會在需求端產生效果，而需求端跟供給端相互配合，會使我們的經濟走出泥潭。如果看過這些東西之后，才會發現我的第二個論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很多都是纏在一起的，很多的時候看是一個經濟政策，即便尹主任提到08年一年換了三個步調，即便這個政策背后你會發現他有很多的政治考量，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大家在爭論什么，我們在爭論北京共識，在爭論中國模式，89年有個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理論上沒有華盛頓共識這么堅實，但中國是以創新為主，走自己的路，發揮政府的強大作用，走出不一樣的經濟軌跡，我們是在討論這個，內外部的因素使得我們對內外考量陷入兩難，你承認的話又不可以復制，你不承認他我們走了這條路是跟別人不一樣的，到底我們走了什么樣的路，尹主任也講到了，元春也提到了，我們在整個全要素生長率的消耗比發達國家大得多得多，我們可能消耗40%左右的全要素煥發出4%到8%的GDP增長，一算就可以知道我們的效率是人家的十分之一。

　　我們進入第三個問題看一下歐債危機，歐債危機剛才元春講到三重痛苦，其實他的三重痛苦只有三分之一，是六組因素構成了三重痛苦，我聽來聽去好像只有一個因素到兩個因素本身可能跟經濟方面的因素多一些，其他的因素或多或少都是政治領域，社會領域，我們再看歐元，歐元是貨幣性的安排還是政治性的安排，大家在想為什么會有歐元，當時我去見德意志的首席經濟銀行的首席專家，他給我的一個觀點，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蠻真的，正是因為德國放棄了在歐元形成過程中的絕對領導地位，把江湖老大削弱成為老二老三才有歐元，如果當時的德國是強勢的，是要引導未來歐元方向的，我們今天可能看到的歐元，他表達的意思是德國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使歐元成為統一的貨幣符號，在17國之間通行。另外英國一個經濟學家，他對歐元也做過研究，我個人本身原來也有類似的觀點，我始終認為歐元政治安排以為多余貨幣聯盟的意味，因為大家研究歐洲史會發現，德國這個國家很有意思，他應該是最理性的，因為他歷史上出了諾貝爾學獎的獲獎者是僅次于美國，也是出哲學家最多也是在理工科方面很強的，并且德國的理工科學校很強，工程師很多，按理說這個國家是理性思考的國家，但往往歷史上重大的人類災難他都是德國人給造成的，所以他是一個極度理性又極度不理性的民族或者國家，并且歐洲人敏銳的發現，只要把德國人劃在自己邊界外的時候，往往或多或少就會預示著戰爭的來臨或者不安定的來臨，所以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終于幡然醒悟，我們必須把德國排除在于，否則會面臨動蕩。大家按照我的思路走，我并不排除歐元本身有很多經濟含義、貨幣含義，但他確實有很多政治的考量，包括現在也是，大家在歐盟本身對希臘和對西班牙的看法上和應對上可以看到，對希臘歐洲的三架馬車，他們對希臘是苛責有余，呵護不足，說你們希臘人很懶，我們不能幫助你們，為什么7、8月份你們曬太陽，我們工作，你出問題我們還要幫助你，你們必須量入為出，好像德國求著西班牙接受我們的幫助吧，你不愿意這個我不讓你這個，你不愿意那個我就不讓你那個，他說我用不著你援助，我自己能解決我自己的問題，拿了一千元的援助，使得自己暫時的渡過難關，大家爭論的焦點是什么，首先歐債危機發生是經緯分明的，希臘跟葡萄牙是整個國家債務危機剩余銀行危機，是國家借債太多，入不敷出，經濟增長的動力比較匱乏，他出現了危機。而西班牙跟愛爾蘭本身是銀行體系先出現了問題，因為銀行體系是泛歐的體系，他出現了危機，國家試圖救銀行過程中間，把國家也給拖進去了，兩者是不一樣的，所以大家問，我們下一步歐債危機的道路在哪，其實元春講了，他講了很多東西我聽完之后的感覺就是，單純的經濟方面是無解，可能要用政治上、外交上和外交上的討價還價，最終形成歐債危機擺脫陰影，走向另一個高峰。

　　整個的歐債危機包括我們對宏觀經濟的分析，因為看到如此強大的數據，跟數據所支持的理論，我本人是信服的，當然我個人也覺得中國經濟本身他會出現短暫的困難，而這種困難本身完全是內部因素大余外部，如果像尹主任提到埋怨外部因素的話，這完全屬于推卸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路是我們自己走出來的，前一階段跟歐洲的銀行界朋友進行交流，他對中國的敵意還是蠻強，并不想接受我們的援助，但他又希望拿到你的錢，08年之后美國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美國人走出危機的方法是什么，以印為主，印鈔票，你不是要嗎？我就給你，再加上歐債危機一發生，美國變聲全球貨幣的安全港，大量的貨幣流向美國，美國的國債收益率越來越高，德國的國債收益率甚至到零，你在我這兒買國債我可能沒利息給你，保你安全，歐洲走出危機的方法是什么，大家觀察這四個國家為四，以賴為主，希臘并不想退出歐元區，他是這種策略，兩者還是不一樣的，未來可能要走出這一輪危機還是需要政治經濟，包括軍事外交方面的一體化安排，甚至還要求國內跟國際之間進行互動。那對中國來說，我們應該明白自己的定位是什么，當然中國現在肯定不是過去的東亞病夫，這個是不用說的，但大家一定清楚的知道，我們也不是超人，你也救不了他，你也沒必要救他，隔的太遠也不是你的事。

　　反過來對我們經濟的啟示是什么呢？我們的經濟本身一定要圍繞我們的全要素生產資源的投入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我們不可能永遠作為一個世界工廠的存在，使得我們的經濟繁榮下去，我有一個觀點，生產致富，消費才能繁榮，怎么樣消費，有錢的得消費，沒錢的人得讓他有錢才能消費，可能坐在前兩排跟我的情況比較類似，改買的東西都買了，你的邊界消費的傾向很弱，你總不能說一個房間放一個電視，我一共五個房間放五臺電視，從效應上面沒有效應，但想消費的人沒有經濟實力，追根溯源到了我們的分配體系，分配體系要發揮他的作用，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通過灰色地帶進行第四次分類，但是要有生產才可以有分配，怎么煥發你的生產，你生產領域必須要在你的產業之間做一個平衡的配制，你一定要把低端的產業徹底的淘汰掉，在08年之后，我有一次提出不要浪費經濟危機，也不要浪費全球金融危機，因為危機本身給了你一個機會，大家都在生病，你吃點飯沒事，等大家活蹦亂跳的時候，你又咳嗽又發燒，我們要利用這樣一個機會，穩增長和調結構是有矛盾的，這兩個矛盾之間是有沖突的，不是說高度一致的，按理說這有點像又要讓馬兒跑的快，又不讓馬兒吃草，這確實有沖突的，把所有政治經濟學考量回歸到中國的銀行體系，因為我本人出身于銀行業，跟元春是一年畢業，他始終留在講臺上，我是投入到職場里，這就看到區別了。

　　對中國的銀行業來說幾個判斷，判斷一，你沒有發生大的銀行體系的危機并不代表你比別人做的好，是因為別人在高速公路上飆車，你在道路上開奧拓，所從事的工作不一樣，大家一定不要以為我們沒有危機，是因為我們銀行體系的優點。第二中國的銀行體系確實20年前有了一個質的飛躍，無論是貸款質量，不良貸款的清理，有了一個質的飛躍，我們在某些領域已經有足夠的實力，可以跟外資銀行進行競爭，大家說中資銀行不就是放貸款嗎？在08年之后發現放貸款是銀行的核心工作，我們確實在這一定比外資銀行做的好。第三個就是對衍生工具的創設，國外是高度的杠桿化，我們是很少杠桿化，只有速度起來以后，整個的資源配置效率才能起來，但是一定不要忽視由于衍生工具的創設帶來流通性的變化，我們還是要發揮衍生工具，只是借鑒別人的經驗，使得你的發展走的更穩定一點。最后一點對銀行規模的質疑，對銀行利潤的質疑，作為銀行工作者希望我們賺的錢越多越好，但是我們提的問題，任何銀行總有他的規模邊界，不可能發展到20萬億，不可能發展到30萬億，如果你的規模是GDP一半的時候，如果這個銀行發生問題的時候，他會國家產生什么影響，不是大而不倒的問題，是跟國民經濟高度重合在一起，你就不能再動他了，我一直在建議，我們一定要讓銀行的規模有一個合理的邊界，越過這個邊界就不能再這樣發展了，粗放式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會掩蓋很多的管理問題，任何的結構跟個人都是有問題的，你是有邊界的，像韓信帶病一樣，我是將兵越多越好，對銀行來說，調整自己的邊界，精細化的管理，是下一步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間需要面臨的問題。

　　當然最后的結論基本跟上兩位演講嘉賓的結論基本是一致，中國的經濟短期之內的問題并不可怕，可能是中長期的問題更值得大家思考，我作為整個中國銀行金融體系的一分子，我永遠是希望我們的國家能有霸道的實力，能有王道的胸懷，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