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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展望”論壇(實錄)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27日 17:03  新浪財經微博
“2012(第四屆)大連·中國經濟論壇”于2012年5月26日-27日在大連舉行。上圖為“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展望”論壇。(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2012(第四屆)大連·中國經濟論壇”于2012年5月26日-27日在大連舉行。上圖為“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展望”論壇。(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第四屆)大連·中國經濟論壇”于2012年5月26日-27日在大連舉行。上圖為“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展望”論壇。

  以下為論壇實錄:

  羅振宇:今天下午最后兩場論壇留給我的都是比較糾結的問題,剛才是改革的問題,這場是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展望,我記得美國約翰遜總統講過一句話,有一次他發表經濟形勢演說,他說我怎么覺得講經濟就像尿褲子,自己覺得熱乎乎的,別人覺得什么感覺都沒有,好在我們今天講趨勢,無非是向好或者向壞,或者如何好、如何壞,今天第一個環節,我就請在場各位大佬就中國經濟短期或者中長期做一個判斷。

  Erik Bethel:首先我要感謝請我來到這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論壇,我要感謝主辦方,感謝大連經濟論壇的主辦方,這是非常棒的論壇,我希望能再次參加這個論壇,我的公司主要專注自然資源的公司,特別是采礦、能源、石油、天然氣以及農業領域的公司,我可以談很多關于我公司的狀況,我可以談很長很長,那么,當然我也可以談它和中國經濟的關系,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鋼鐵和相關材料,沒有銅等等,我們是無法建立摩天大樓的。

  羅振宇:我感覺他沒有聽明白我的問題。好,我們請鄧老師。

  鄧天佐:對中國的經濟趨勢我還是很樂觀的,因為我是科技部做科技和金融結合的工作,也到了一些開發區,看了一些科技企業,我從這些科技企業感到還是很受鼓舞,很有信心,從大的方面來講,中國經濟我覺得可能要有那么一段時間在一個結構調整過程當中,可能是比較痛苦,趨勢對企業永遠都是有基礎就能抓住機遇,你沒有基礎當然對你就是痛苦的,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

  羅振宇:不能一概而論,也就是我們得到了模糊的相對樂觀的判斷,這是鄧司長給我們的。李一先生,瑞銀集團中國區的主席,聽聽您的分析。

  李一:謝謝羅振宇,我們的改革不管是從政治、文化、經濟、金融,實際確實到了一個挺大的轉折期,未來的三年,其實很關鍵,因為現在經濟的各項指標,包括在組織結構上的調整,運營方式的調整,未來三年是一個振動的階段,但是我還是覺得,中國客觀上講可動用的資源還是有的,像我們講有時候可打的牌還是有的,就看未來三年之后的牌怎么打出來,還是有東西,另外一句話,也是樂觀的。

  李維安:我覺得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全世界從第二到第一那沒有疑問,而我們追求的不是第一、第二,或者什么時間成為第一經濟體的問題,而是我們希望中國經濟的這種增長是建立在質量基礎上,建立在社會進一步公平和不斷的提高國民的幸福感基礎上的增長。因此,短期來看,我們最大的任務就是面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這一個問題,最危險的就容易陷入我們以前多年曾經反復搞過的那種調整整頓再提高,作為一個短期的政策,而這次關鍵看看能不能真正的使經濟轉型?使經濟從為生產而生產的目的上轉向為消費而生產的目的上,如果轉型成功,能夠保證中國經濟今后幾十年的穩步發展。如果再落入以前調整的老套,再過多少年又會來一波,這是一個短期的看法,謝謝。

  崔殿國:作為企業界來看經濟發展,我有這樣一個觀點,首先判斷中國經濟離不開全球這樣一個大環境,和全球大環境未來的發展有很大的關系。第二,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和經濟自身有關,和整個方方面面的情況有關。最近作為企業來講,經濟發展我個人看法,目前保增長的壓力很大,困難遇到的比較多,但是從長期來看,或者較長時期來看,或者不長時期來看,我還是持比較樂觀的態度,我是作為企業從行業發展前景和市場需求來認識這個問題的。

  王慶:談幾個觀點,首先從當前短期來看經濟基本面正在惡化,主要原因是反應了過去一年的緊縮政策的效應,往前看經濟基本面好轉,主要反應在去年4季度以來的政策微調,但是政策調整作用不大,主要原因是勞動力市場健康,沒有大規模失業,工資上漲壓力較大,政策不會放松。第二即使有政策明顯的放松,政策的效應將會大打折扣,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傳導機制,也就是房地產市場和土地機制,負債率和擴張機制的作用無法發揮,所以即使有宏觀政策的放松,實體經濟和傳導效應打折扣,往前看不僅關注財政和貨幣政策放松,也要關注房地產政策的調整,如果房地產政策沒有調整,經濟的復蘇力度將會很弱。向前看,中長期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個明顯的拐點,拐點的標志是未來中國經濟增加速度比較慢,通貨膨脹比較高,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比較大的變化,消費增長的驅動力將會非常的明顯。服務業在比重中要上升,而在國民收入中,勞動力收入比重要上升。這就是大家所謂的經濟結構調整,也就是調結構,在調結構的問題上,過多的關注了“調”這個詞,也就是過多的強調了政府的作用,實際我們預見未來中國經濟結構要發生的變化,就是中國經濟自然而然要發生的變化,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少,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自然勞動者在國民經濟收入比重中會上升,自然會消費更多,隨著勞動者收入比重上升,就會擠壓企業的利潤,會壓抑企業的投資沖動,這些正在緩慢發生,不必需要強有力的驅動。

  Bill Russo:謝謝,我也非常高興今天又回到參加這個論壇,我已經在中國居住八年了,所以我的這個觀點可以說結合了中國國內的觀點和西方的觀點,首先我想說的是中國確實是在一個轉型的過程當中,開始是從一個慢速發展階段,到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特別是到2008年的時候,有很多的中國的政策開始刺激經濟,特別是是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后,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正在消化這些投資,而且也正在消化這些刺激經濟計劃造成的影響。

  黨劍:這個問題應該問前面一個論壇的嘉賓,因為前面有樊綱教授和吳曉求(微博)教授,針對中國經濟走勢的看法大家各有各的觀點,我自己有兩個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就是我們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的層次,我們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大概GDP總量每年能達到50萬億左右,基本上可能要告別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過去我們前面可能有東亞模式,有四小龍或者四小虎的模式,但是發展到這個層面上,我們不可能去學習一個這么小的國家或者地區、這么一個經濟體的一些辦法往下走,這個就需要我們可能更多的比如從美國引進一些創新的意識或者經濟轉型的經驗,需要從日本引進一些擴大內需的方式,讓GDP的增量當中,70%是內需來拉動的,這個方面我覺得確實是我們以后要做的,而不是說我們之前靠我們自己的經驗或者靠別人的經驗都能夠給我們答案的,這是第一個感覺。第二個感覺,我們需要一種強力的推動,剛才我覺得那個論壇羅先生主持的非常好,大家的討論非常熱烈,而且討論了一些比較關鍵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二十年的開放、改革和成長,大家有沒有回憶我們得益于什么?第一個得益于分稅制,城市化進程大大推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當然那個時候肯定也是有阻力的,像我們現在討論未來要講話的內容一樣。還有我們十幾年前加入WTO,當年有人冒著當漢奸的罵名,做成了這個事情,給我們企業做成了世界工廠的機會,國企和民企是不一樣的,國企做上游,民企在下游做出口,這些能夠在當年強力推動這些事情的,確實讓我們的經濟享受到了制度改革的紅利,所以我們現在要追求的除了剛才我們所說的放松管制,包括讓企業自主的發展,有些重點的改革,需要我們強力的去推動,需要我們高層設計、頂層設計,這個是我兩個感受,一個是我們沒有石頭可摸,另外我們需要強力的推動。

  羅振宇:謝謝,我覺得現在但凡是公開講話,而且對中國經濟有一些理性判斷的人,通常不大可能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頂多總體樂觀里面做一些調試而已,我想我們現在不能從悲觀和樂觀的二分法要求大家亮觀點了,想換一個角度,也正是王慶先生點出來的角度,不管往前走悲觀還是樂觀,總而言之跟前三十年不一樣了,怎么不一樣,可能大家有意見或者分歧,我們是不是從這兒來聊起,到現在為止應該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第九輪中國經濟自己的周期,十六個字,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抓,一直循環到今天第九輪,但是分明感覺到這一輪和上一輪不一樣,包括房地產政策,現在為什么不敢大規模放開,可能相關的社會政治結果,目前的國家也背不起,總而言之,過去三十年很多邏輯現在你會發現走不下去,也正好我們今天在大連開這個會,也是討論這個問題最好的時候,接下來我就不點名發言了,各位你們關于未來三十年和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面有哪些不同點,我們也來做一個清單,始作俑者還是王慶,上午談了三個,剛才談了兩個,第一是變慢,第二是靠消費拉動,第三是流動性不會像過去三十年那么充裕,從你開始把這個不一樣的清單做下去。

  王慶:如果是第三個的話,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可能對我們的貨幣金融環境條件造成的影響,這個影響就是向前看,由于勞動力市場發生比較深化的變化,剩余勞動力減少,勞動力成本提高,以及人口老齡化的出現,就使中國的儲蓄率將會從高峰逐漸降低,儲蓄率的降低必將影響整個經濟系統資金成本,資金成本將會上升,所以我們過去五年、八年以來經歷的流動性充裕,資金泛濫,造成資產價格上行的壓力等等一系列現象就會有一個逆轉的過程,包括體現在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等等,所以說這個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實體經濟影響,也體現在金融貨幣條件上的影響,在這點我想尤其強調一點,盡管中國經濟的過去三十年、四十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改革開放,但是改革開放只是給了一個經濟的變化的初始條件,真正推動中國經濟發生深刻變化包括快速增長,包括結構變化都是經濟增長中的內在力量,這個內在力量很重要的一個解釋因素就是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市場的變化,這些力量的變化未來將會對中國經濟產生非常非常深刻的影響,而這個影響不是一兩個政策的宣布或執行就能夠左右的。

  羅振宇:那關于未來三十年有什么不同,你就是這三個觀點嗎?還有沒有其他的,或者一會兒想到了您再說。

  王慶:目前為止這三點恐怕是變化中最突出的特征。

  羅振宇:關于未來三十年和過去三十年我們必須接受什么樣的全新景象,臺上的其他嘉賓。鄧司長。

  鄧天佐:說一點不太成熟的看法,我覺得現在的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多年以來,今天的情況確實和三十年前我們面臨的情況完全不同,從經濟總量上說中國是世界第二,我覺得我們從大的方面可以肯定這個成績,但是別太樂觀,量大沒有用。

  羅振宇:我們的司長一下子把境界拔上去了,我還得嘮回來,三十年的未來和過去,我們的經濟發展會遇到什么樣不同的要素?

  李維安:我有這么一個想法,剛才講了一個現象,今后的經濟發展要加入一個因素,就是治理風險的因素,因為我們多年對經濟的管理講的很多,現在從企業治理到非盈利組織治理到政府治理包括國際治理,怎么看這個問題呢?今后和國際能不能接軌,能不能成為一流國家、一流企業、一流組織,在這里我們雖然現在到處在講治理,包括紅十字會都講治理,但是治理理念我們沒有梳理,所以只能是空洞的,如果這塊混亂,我們沒有一個好的企業基礎、市場基礎,包括資本市場,那怎么能發展,所以實際上,通行的治理理念三條:第一個是治理的民主性,不論各類組織,治理不可能一元化的,一元化沒法治理,都是多元化,所以今后各類組織從政府到企業都面臨多元化問題的解決,我舉一個例子,我就不說政府了,我們的企業也都會一元化思維,搞定政府就解決了,所以出去并購的案例失敗的大部分是這些,第二個治理是有一個規則,從組織的層面來講,它涉及到頂層設計、制度設計,越往上,在一個公司里到董事會治理能力越大,而我們現在倒轉了,頂上抓管理,底下抓治理,按道理頂層設計,是頂上的事,頂上不干,頂下吆喝,我前段時間看小冊子是怎么寫的?我看有一章章節都不對,有一章有社會管理,有一章寫基層治理,都講管理不要緊,社會管理有社會管理,那本書前面寫社會管理,下面寫基層治理,倒轉了。所以倒轉了底下管理大家沒有心了,底下吆喝治理問題,頂上抓權,抓管理問題。第三個,管理有兩個含義,一個是統治的意思,一個是疏導理順的問題,按道理治理和我們以前講的政府、企業統治不一樣的地方在哪,應該以疏導和理順為主,而我們以統治為主,這樣不能疏通,相關者利益得不到體現和照顧,最后要不然你集中解決,要不然爆發出問題。

  羅振宇:剛才是李校長,李校長說我們要如何如何,但是我還是想問,未來三十年會發生什么,和我們的目標沒什么關系,我還是感興趣王慶講的,是一個自動發生的趨勢,不是誰要怎么樣,往前走就會自動發生,不知道誰還會給我們未來趨勢的理解?

  Erik Bethel:很難預計未來三十年是什么樣子,三十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人是無法猜測的,像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沒有人能夠預測中國會取得這樣好的發展狀況,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維度來進一步預測社會發展,治理等等這些層面,這里面我想讓大家考慮一下其他的層面,比如說能夠以現在的方式進一步發展的話,印度也以現在的方式發展,世界會看到70億人口、100億人口,越來越多的人會轉移到城市里,如果都轉到城市里,中國的消費模型是投資模型,當我們移到城市會買車、買冰箱,會買空調,所有的這些東西都需要產品,這是我之前也提到的,在整個世界層面上沒有任何產業滿足現在大的需求,所以在今后三十年里我認為中國會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融入全球化,我們會進一步和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更多的產品互融,和很多產業相連。現在這么多的農村人口已經移到城市里,他們消費很多天然氣、油、飲食,這樣中國越來越復雜,中國需要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包括國際自然資源,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羅振宇:還有哪位要補充?

  鄧天佐:這位先生講的非常對,中國不僅是國際加工廠,也是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同的產業業態都面臨這樣一個挑戰,因為我覺得從產業升級過程當中,從產業經濟向技術經濟向知識經濟過渡,對技術的要求,對知識的要求應該是越來越高的,當然這個過程對一系列的挑戰也都非常大,包括技術能不能支撐,包括社會服務體系是否能跟得上,包括金融,我們這個單元沒有討論這個方面的東西,我們現在有很多方面的東西都不適應,對產業對這方面的需求低一點,但是從產業經濟到技術經濟的過渡,有很多技術要創新,但是現在很多銀行不了解,所以銀行也要改革,但是銀行改革不要期待三五年就出現一個變革,銀行要為輕資產提供服務,這是一個方面要做的,第二個方面要做的,恐怕傳統的銀行體系沒有完全適合技術企業發展的融資需要,我們現在缺少一種,不是給他成立一個銀行,限定投資規模不能超過多少就能夠解決,因為這種銀行對輕資產的企業和傳統重資產的企業完全不一樣,銀行的結構一定要了解技術創新的規律,硅谷銀行之所以能成長是因為硅谷銀行的結構不同于國內的銀行,國內銀行都是搞經濟的這些人,沒有搞技術的,硅谷銀行是一個專業化的銀行,他的銀行家們或者信貸員們,他對產業的了解不亞于風險投資,我們現在的銀行能做到嗎?肯定不行。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推動傳統銀行為創新型企業創新你的產品和商業模式為他服務,另外光有這個還不夠,一定要推動銀行加大創新,要為這種草根的科技創新企業創立一種新的金融組織創新,就類似這種硅谷銀行的,我們現在銀行基本是靠利差收益,現在銀行業并購比較多,實體經濟在下滑,利潤在下降,銀行業效益非常好高,那就說明這個行業沒有達到充分競爭,我覺得一個是要使現在的銀行業充分競爭,另外還需要誕生和科技企業結合的銀行才行,往高端知識經濟銀行更不懂了,所以我覺得從知識經濟來講,中國的未來的發展一個是要推動現代服務產業,要大力發展,傳統的產業要升級,你要不升級恐怕就會在中國的市場上被擠出,因為隨著我們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隨著東南亞或者東歐一些國家生產力成本降低,這些地方的生產產品可能會返銷到我們中國的市場來,所以傳統的產業一定要升級。那么,技術經濟更得要提高競爭能力,我們希望有更多像華為、中興這樣的企業,一定要把自己做強,那你再高端,就是一個先導產業的問題了。所以我們現在從科技角度講,幾個層面,一個是要大力推動現代服務產業的發展,要拉動內生經濟,沒有服務產業做支撐,消費這個市場是很難啟動的。第二個層面,傳統產業要升級,升級要靠技術支撐;第三個,就是要我們說人人搞PE是不現實的,每個人能搞PE嗎?溫州那么多資金,為什么溫州當地的市場吸納不了,我覺得主要是溫州的資金,當地的產業吸納不了這些資金,所以造成了這些資金全國各地找投資機會,人人搞PE是不可能的,PE是門檻很高的行業,一定要專業水準,所以要打造科技金融的產業,這個產業就是搞天使投資,真正的科技創業投資,把這些投資引到科技創業上來。第三是培育戰略新興產業。第四是打造未來產業競爭力的先導產業,可能現在還沒有先導產業雛形,但是可能會形成這樣的基礎,現在國內有些地方已經有這樣的苗頭了。比如說現在的納米在蘇州就有很好的苗頭,比如現在超材料在深圳就有這樣的基礎,因為在深圳這個地方有全球一流的科學家隊伍,有平臺,可能就在這樣一個平臺,在這樣一個創新團隊的基礎上,可能在超材料到產業上會打造出先導產業,那就是國際一流的產業,現在面臨國際競爭一定要在高端競爭。

  羅振宇:謝謝鄧司長,其他幾位嘉賓,我不太想聽到我們要如何如何,我們這場論壇主要是趨勢判斷。

  黨劍:我覺得三點,既然你說往后三十年,實際也攙雜了一些自己的希望,第一個希望形成一個小政府大社會,這個我覺得可能大家都能理解,整個政府因為有強大的財力,除了稅收和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占每年創造財富的60%以上,這也是我們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前提,但是希望以后分配能夠更加均衡一些,包括我們的社保體制和醫療體系,第二個希望形成一個小投資大消費,這個當然大家都了解了,還有一個是希望形成一個小金融大企業,這個確實我們A股市場整個銀行的盈利占51.6%,這個確實實體經濟不光是受我們激烈競爭的影響,也受金融體系的影響,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提倡的銀行或者金融體系的改革,包括之前一個論壇說的,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確實任重道遠的,這三個作為自己的希望吧。

  羅振宇:好,來自北車集團的崔總,您也給我們提提未來的趨勢判斷。

  崔殿國:我想對未來趨勢的判斷和以前,和我們原來的這種發展模式會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第一個,我們這幾年的發展,我們實際上講調結構擴內需不是現在才講的,實際講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這幾年企業高速發展,在擴內需方面作為受益者來講,主要是政府這幾年遇到金融危機的時候,通過4萬億基礎建設的投入起到了很大的拉動作用。現在內需是實際存在的,問題是擴大內需,政府在持續的發揮這樣的作用,可能已經不是很明顯了,那就是說,怎么讓更多的民間的資本能夠進入到需要擴大內需的這些基礎性的產業,因為我們面對的產業包括鐵路的產業,包括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的產業,這都是我們目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鐵路只有八九萬公里,美國高峰時30多萬,現在也有20多萬,它是一個汽車國家。歐洲國家鐵路長度不如我們長,但是密度是遠遠高于我們,中國需要發展交通網絡的內需是非常大的,問題是我們通過一個什么樣的政策來引導更多的民間資金進入這樣一個領域把它拉動起來,這是我想講的一個。第二,調結構。調結構講得比較多,我覺得作為一個企業他自身的產業的升級和產品的調整,它是一個企業行為,過去我們一講調結構,好象應該發展這個產業,發展那個產業,作為一個新的產業,產業升級是企業自身發展的東西,更多的依賴的是企業而不是政府,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樣更好的創造一個有利于公平競爭的環境,創造一個有利于企業發展的環境,更多的是要在環境上做文章我相信我們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剛才有的嘉賓提到了,比如說我們更多的依賴技術創新,開拓國際市場的問題,更多的依賴勞動者素質的提高開拓市場的問題,我覺得這實際上都是我們作為企業發展一個最重要的話題,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的期望,我對未來三十年的發展,我個人的看法這些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將會有利于我們的經濟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李一:還是剛才那個問題,不好意思,我剛才出去了一下,剛才我在想,我也發覺振宇的主持有時候很尖銳,有時候很有意思,其實你今天問的兩個問題,在座的很多人沒有按照你的意思走,第一我覺得大家沒有回避,可能是大家的理解問題,我也在理解,我剛才在看中國經濟論壇,我也在回顧,我也是從三十年經歷到今天,大家經歷多了,大家開論壇多了,我記得早年沒有這么多論壇,現在無比之多,是不是一方面我們民族走到節點上,剛才我在說確實很糾結,照例我周末可以休息,可以不來,但是我抱著好奇心,想來聽聽,但是有時候聽完不知所然,當然我也希望作為一個課堂,也希望政府作為一個教育基地,也希望這里的建言和參與者有一個互動,三十年我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想這個問題,我們有的時候太復雜了,這可能我也想到了,這三十年中我們民族面臨兩個大的轉折,一個是從農村式的改革進入較為中級的工業化改革,這是大家清楚的,還有一個是習慣了的計劃經濟,走入了大家試圖去摸石頭的市場經濟,這兩個改革,同時大家知道中華民族在百年當中也經歷了思想和文化的沖撞,文化的形態,經濟的方式方法,經濟的類型,今天的論壇實際也很有意思,叫經濟論壇,實際更客觀一點可以是未來中國發展論壇,因為你的問題不光是實際經濟指標了,實際經濟指標是我們搞經濟學的專家們最喜歡,因為那是他們的專業,他們的知識、專注都在這兒,作為老百姓我更喜歡提到幾點,未來三十年一定有幾個指標是清晰的,第一國民性一定是提高的,這個包含很多方面,比方講現在我們不滿的成分非常多,沒錯,可以不滿,這都是我們自己的權利,但是反過來講,我們每個人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有時候也挺悲哀的,碰到不喜歡的東西也不敢去說,可能文化的價值觀就在這個地方,國民性的問題在三十年之后會是什么樣的狀況?三十年之后一定明顯改變。還有一個指標是國際化指標,你擋都擋不住,你這么大的經濟總量,這么大的經濟規模,這么大的人口規模,你不可能不在整個世界的舞臺上扮演一個合適的位置,那將會是什么呢?這個在前面的三十年我們的民族沒有太多的考慮,只是把大門開開了以后,自動的被動的在走著,未來三十年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第一個問題是國民性成熟到什么程度的問題,都影響到未來三十年的面貌,同時我相信未來三十年一定是高和低、遠和近、深和淺的問題,一定是變的。最后是經濟成熟度的問題,過去我的同事現在也坐在政府的位子上,這些年由于業務的關系,跟各個省也去交流,也時候被聘為顧問,實際感覺單獨交流的時候每個人都很急,單獨交流的時候你們發覺他們也很聰明,他們也有現狀不滿的狀況。

  李維安:實際上剛才臺上大家談的是一致的,國際化肯定重大,經濟總量肯定重大,再者人口紅利、制度紅利、土地紅利未來三十作用越來越小了,這些東西都可以看到,那么其他先生講的實際上是我們面臨選擇問題,我們有些政策選擇了就會出現這個特征,不選擇三十年就會出現另一個特征,舉個例子,現在中國就處在十字路口,包括上一次討論,腐敗、不公平、不平等都看到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往哪走?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市場經濟造成的,改革開放之前也沒有這么多腐敗,這么多不平等,因此要走另一條路。但是也有觀點認為,市場經濟的國家世界上很多,也沒有這么不公平,也沒有這么多腐敗,那么應該再往現在的市場經濟走,那你到底往哪走,我們用兩彈一星很成功了,但是搞經濟都用兩彈一星還是用高鐵的辦法?中國經濟現在就面臨這個問題,如果往這條路走深化市場經濟和偏計劃經濟,政府控制加強,那完全將來經濟是兩條路,所以我們現在面臨很多選擇,現在中國最關鍵的時刻。

  羅振宇:我覺得場上還是彌漫了一種氣氛,就是對中國經濟未來大家都不敢說不好,那我來扮演這個角色,反正我也看了一些書,有一些人有一些角度對中國經濟唱衰,我跟場上嘉賓來一輪對攻,王慶先生研究經濟,我的問題你必答,其他人有話也可以說,有這樣一個思路,中國過去三十都學日本、東亞四小龍,像一只猴子在美國這棵樹上跳舞,但是現在你已經不是一只小猴子了,已經長成了大象,再想在美國這棵樹上跳,美國就承受不了,請注意過去三十年我們的內需成長并不慢,每年也都10%幾,那還怎么拉動?莫非我們每年還要成長20%幾的內需,這是不可能的,內需的成長步伐不慢,尤其是今年冬天我們在家看趙本山弄的《鄉村愛情故事》,我們發現農村的生活挺好的,大腳超市里什么沒有,如果我們這只大象從樹上下來,不趴在美國和歐盟身上跳舞,是不是我們面臨命中注定的崩潰,從頭再來。

  王慶:您的觀點非常有代表性,我們經濟過去三、四十年的快速發展,大家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觀點是中國過去三十年、四十年的快速增長是經濟奇跡,經濟奇跡之后,你的規模體量已經很大了,再往前奇跡不可重復,所以充滿了不確定性,包括你剛才提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消費還能有多快的增長,談這個問題,不僅僅要看過去三十年,不妨看看世界經濟史,了解世界經濟史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前景恐怕看得更現實,也不是那么過于悲觀,經濟史我給大家描述一個圖,這個圖實際上是從中國經濟在公元400年左右的時候,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和西歐的水平基本是一樣的,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基本是一樣的,從公元400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西歐經濟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到了宋末元初的時候,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也就是公元1300年左右的時候,一直到上世紀中,中國的經濟水平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也就是中國的經濟是停滯的,相反從那個時候,西歐的經濟水平還在緩慢但是持續的上升,到了公元1830年左右,也就是工業化的時候,西歐的經濟水平有了攀升,相反中國的經濟水平那時候出現了絕對的下降,人均收入水平絕對的下降,所以你如果想象這么一個圖的話,想放在中國經濟發展,放在長的歷史區間來看的,你會發現所謂的中國奇跡也就是過去三四十年的快速增長,如果放在這樣的歷史長河中來看的話,與其感慨過去中國三十年是經濟奇跡,更應該感慨從公元1300年一直到上世紀中經濟沒有增長這才是奇跡,所以中國過去三十年四十年的增長是一個趕超的過程,我們說我們體量變大,等等,未來發展空間有限,實際上我們快速的增長只是彌補之前的停滯。

  羅振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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