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復旦大學主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贊助的“上海論壇”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開。圖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演講。

　　由復旦(微博)大學主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贊助的“上海論壇”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開。主題為：經濟全球化與亞洲的選擇——未來十年的戰略。新浪財經圖文直播本次會議。圖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演講。

　　翟振武：大家早上好！我的發言題目是中國的生育率變化與發展模式轉型。談到生育率的下降和經濟增長關系的時候，我們離不開人口紅利的主題，無論是日本和亞洲的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創造了東亞奇跡，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高速增長，都得益于人口紅利提供的發展機會，生育率下降、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的相互作用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長期發展。但是，隨著這一發展機會窗口的關閉，那些創造了東亞奇跡的國家和地區依然保持著經濟體5%～8%的增長速度。但是在中國，我們在人口紅利的后期，中國人口紅利不是完全過去了，出現了大面積的，而且比較嚴重的“民工荒”局面。同時，我們又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這樣一個矛盾的現象，都是年輕人，都是勞動力，一方面我們是民工荒，另一方面又是大學生就業難。

　　以前的研究都是從我們國家勞動力供求變化的角度來分析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的矛盾現象，我們的研究主要是想參照亞洲其它國家的經驗，從生育率變化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解讀。主要有這樣兩個看法，一個是勞動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方式和生育率下降不同步，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后，隨著生育政策的放松之后，經濟水平并不會進一步下降，去加劇這種生育率下降和經濟發展的矛盾。

　　首先，我們來看看經濟發展模式和生育率下降不同步、不協調的情況。這是亞洲的幾個國家：日本、新加坡、韓國和香港經濟發展與生育率的關系，在亞洲和其他國家地區，人均GDP的升高總是伴隨著總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這個圖的解釋度大概可以達到0.47%左右，擬合的程度還算不錯，這也是一個大家共同了解的規律。

　　中國的實際狀況就不太一樣了，中國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政策因素導致的，并非是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的自然下降，比如說我們國家TFR小于1.8，不管TFR有多少的爭論，整個的生育率水平在最近的十幾年都小于1.8的水平。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6816美元，還是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中國自己的統計是4000多美元，還不到新加坡、日本和香港1980年水平的一半，不到韓國1984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水平。現在的人均GDP水平只相當于日本、香港、新加坡的50%，但是總和水平率卻達到了1.8左右。西方國家TFR在1.8左右時，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經購買力平價后為26045美元，英國為17549美元，法國為23804美元，這是當初接觸到1.8左右，大體是這樣一個水平，就是在2萬美元左右。那么城市化率，我們知道香港在1982年達到了92%，當然香港是一個城市，新加坡也是一個城市(國家)，所以城市化率比較高一點，但是日本和韓國在那個時候都已經達到了61%和65%，就是當他們的生育率達到1.8左右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水平。中國的城市化率直到今天才剛剛達到51%。

　　中國的年齡結構，由于生育率不是自然下降，是在一種政策作用機制下快速地下降。所以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2000年的勞動力人口年齡金字塔，我們看到在這個勞動力年齡金字塔里面，年輕人其實是很多的，25～35歲的年輕人是主體。十年過去了，這樣一個大的主體已經上升到35歲～50歲之間，這一塊成了勞動力的主體。下半部分是越來越萎縮的，所以可以看到中國的勞動力年齡在迅速老化，我們的人口結構，特別是勞動力年齡的結構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勞動力的年齡中位數在2000年是32歲，2005年36歲，主要是50年代、60年代出生了一大批的人，現在進入40歲～60歲這樣一個年齡段，所以我們的勞動力在迅速老化。

　　那么在勞動力的15歲～24歲，比例是在下降的，整個勞動年齡人口是大幅度下降的。40～50歲是大幅度上升的，大家可以看到未來是有這樣一個趨勢的，那么我們看在未來高年齡的勞動力比例是在上升，低年齡的勞動力比例在下降。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2000年，25歲～35歲年輕型勞動力人口極為豐富，2012年，這批勞動力人口波峰進入35歲至45歲的中年期，年輕型勞動力人口恰為波谷，現在中國是年輕勞動力少，40歲以上的勞動力數量卻特別巨大的年齡結構當中。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長期以來，由于中國的勞動力供大于求，所以造成了支撐中國經濟起飛的產業基本上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過去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下，他們只使用勞動力最年輕時期的浪費型用工方式。我們可以看到東南沿海招工基本都招22歲以下的工人，因為在生產線下長時間工作還不生病，出勤率特別高。28歲以上，甚至包括40歲、50歲以上的下崗職工基本上在東南沿海找不到工作了。也就是說當時的勞動力供過于求的局面，造成了現在的企業走上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道路，而且還專門要去招年輕勞動力進工廠工作。

　　在座的中國人都知道，在廣東打工的都叫“打工妹”、“打工仔”，很少聽到說“打工嫂”或者“打工哥”，這是講的生育率和企業的性質。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變遷主要要講到教育變遷也不協調。2010年的勞動年齡人口金字塔底部20～25歲勞動力人口形成一個小波峰，但是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初次職業分流作用加劇了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口的減少，這是1985年～1990年出生的人口當中，是比較大的，1990年以后高等教育迅速發展，每年的招生人數在大幅度增加，使得本來就處于減少趨勢的新勞動人口，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口比例大幅度降低，低技術、低成本的勞動力人口大幅度減少，勞動力企業的需求依舊，這就使得原本就飽受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更加難以維系。

　　這是中國三次人口出生的高峰，這是50年代、60年代，這是1985年～1990年，到了1998年～2000年，這批勞動力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上一批勞動力還沒有退出來，所以中國的勞動力在那個時候供應非常充分。在1987年一年就出生了2500萬人，現在我們一年只出生1600萬人左右，所以從1990年以后出生人數在迅速下降。那么在當時2500萬人進入到15歲、16歲的時候，有一批人要繼續上高中和大學了，那時候大學的招生，在1998年每年只招收108萬大學生，現在招收了662萬大學生，就是說在不到10年的時間，我們的招生人數增加了6倍，相當于7倍，從100萬增加到了將近700萬的水平。在這一批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大概有100萬被招到大學里面去了，大學是職業的第一次分流，就是上了大學的人，將來會從事技術工作、管理工作，但是不會再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所以，在這個階段，當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大概有100多萬進入大學里面，從事管理和技術的工作，但是還剩下大概2300萬人會走向體力勞動市場，這就是民工那時候為什么供過于求的原因。1990年以后的大學生開始進入15歲的時候，我們的大學招生招到600多萬人，1990年一年出生2000萬人，比1987年少了500萬，大學又招走了四五百萬，所以這個時候進入體力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就比七八年前一下子少了將近1000萬人，所以民工的短缺當然就成了一個你可以看得見遍布在東南沿海和全國的現實。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在民工荒的同時，又出現了上千萬大學生就業難的矛盾。一方面是民工短缺，被爭搶；另一方面是幾百、上千萬的大學生在尋找工作，待業。亞洲和其他國家的經驗，他們完成了經濟轉型以后，使得經濟的發展模式和生育水平下降、社會變遷相適應。經濟在高速成長的過程當中，迅速地發生了轉變，從一開始也是勞動密集型的這種，實現工業化以后改變了經濟增長方式，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1980年到1993年，他們的經濟增長已經主要依靠要素的增加轉變為依靠要素產出率的提高。其要素產出率的提高最主要的就是來自于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高。

　　1960年到2010年，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情況，我們看到在亞洲幾個國家起飛以后，他們的勞動成長率是大幅度上升的，唯獨中國。中國在起飛以后，我們的勞動生產率雖然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非常慢，這是中國的情況，和它們差得很多。中國的勞動力是不是短缺？15～60歲的總量是9.3億，比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7.7億還要多，但是發達國家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民收入將近40萬億美元，中國大概8萬億美元，僅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一，但是勞動力還比他們多了1.6億。所以，關鍵的癥結在于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

　　在我們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得非常迅速，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們的每十萬大學生的比例也在提高，但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落后，這種低生產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形勢，使得我國大量高水平、高學歷、高能力的腦力勞動者無法“人盡器材”，不僅造成了人才培養的浪費，而且導致了近年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高才低就的現象。實現的人力資本價值的年均增長率，我們國家只有5%，發達國家最高達到19%，中等及以上教育普及率年均增長率卻和這些國家差不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生育率在短期內會不會降到極低的水平？我覺得大家都在討論的問題，中國的生育率快速下降，是與我國特殊的剩余政策導致的，并非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結果，若不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的絕對差距而將發達國家的生育水平隨社會經濟發展下降的速度應用到我國現在的情況，認為我國的生育水平將下降到極低水平是缺乏證據的，大部分高收入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一直在1.8左右波動，你看英國、法國，包括日本一個完全的工業化國家，TFR約為1.4，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社會保障、教育的水平比日本還是差得很遠，這是第一個理由，就是中國的生育率其實是政策導致的，如果沒有政策，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一定比現在要高。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內在生育驅動不會走向一個極低的水平。

　　第二，中國各地的發展狀況和生育觀念差異較大，低生育率只是發生在個別地區，大部分地區居民的生育意愿依然不低。包括到北京，生育二胎的愿望可以達到60%～70%，如果沒有政策，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即使到2008年也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上，一直高于中國的實際總和生育率。今后，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調整，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和地區逐步擴大，會將依然束縛在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解放出來，避免極低生育率的出現。說他有強烈的生育意愿，現在的生育率也不是統計的這么低。我們看一個數字，2000年人口普查的時候TFR1.22，2010年大概也是1.2，低年齡組漏報嚴重，導致我們的生育率計算偏低。

　　我們看歷年人口統計數據，2000年0～4歲，2001年1～5，等等，都是不同年代統計的，這是一批人，2000年統計的是6800萬人，2011年抽樣調查變成了7100萬，2002年統計變成7200萬，2007年統計的時候達到了8100萬，原因很簡單，就是低年齡組有大量的漏報。5個年齡組，多了將近一千一二百萬人。

　　教育數據也能夠看得出來，這是2000年統計的0歲的人口，這是2007年統計的中國7歲的小學生，多了240萬人，這是2000年2歲的人口，到2007年教育統計的9歲小學生，多了280萬人，1歲多的就更多了291萬人。結論就是，獨特的生育水平下降過程和社會發展過程造成我國出現了不同于亞洲其它國家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且對今后的社會經濟發展還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模式滯后，與我國的生育水平下降、社會變遷不協調為實現我國經濟長期快速發展，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迫在眉睫是經濟要適應人口變化。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常說經濟要適應人口的變化，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經濟勞動生產率非常低，我們的民工荒大量出現，一方面是人口供應在減少，另一方面是勞動生產率特別低，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導致的。如果中國提高勞動生產力，民工荒會大大緩解，在勞動生產力很高的情況下，勞動力甚至會富余，勞動力就業會成為中國長期的一個問題。

　　中國的生育政策應該結合實際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不斷進行調整，避免在短時間內下降到極低水平。我們有生育的愿望，只是政策使然，使得生育率非常之低，比如說1.6，如果政策發生調整，生育水平一定會重新上升到很高的幅度，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將來的生育率不會下到極低的水平。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