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四屆)大連·中國經濟論壇”于2012年5月26日-27日在大連舉行。上圖為摩根大通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龔方雄。(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第四屆)大連·中國經濟論壇”于2012年5月26日-27日在大連舉行。上圖為摩根大通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龔方雄。

　　以下為演講實錄：

　　龔方雄：尊敬的各位來賓，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到大連出席非常有影響力的大連·中國經濟論壇，我這部分的主題主要是講世界經濟的新變局以及中國穩增長所面臨的新的挑戰。

　　大家知道，我們今天論壇的主題切中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要點，改革和開放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那么，我們怎么來運用改革和開放，應對國際經濟的新變局和中國穩增長的新挑戰呢？首先要講講國際經濟的新變局。大家知道最近全球資本市場劇烈動蕩，大幅下挫，主要原因是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問題，又有了一個新的出人意料的發展，可以說全球金融危機自2008年發生以來，一直是在不斷的演進和發展的過程當中。這里面跌宕起伏，有的時候有好的發展，有的時候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最近，意想不到的發展就是希臘的大選，他的大選支持緊縮歐元區的政黨沒有能力有效的組成政府，而反對緊縮的聲音說主張退出歐元區的政黨在希臘日益做大。

　　這里面讓歐元區面臨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選擇性的挑戰。什么叫選擇性的挑戰？到底是希臘會不會留在歐元區？這個問題現在不是政治家們能夠解決的，現在是要等6月17日希臘再一次大選以后，看看希臘人民的選擇，他愿意不愿意繼續留在歐元區，留在歐元區的條件是繼續它的財政整合和緊縮政策，也就是說他要兌現他以前的承諾，但是實現這個承諾，希臘人民當然要承受很多的痛苦，或者要做出一些犧牲。希臘的選民會不會決定繼續承受這樣的痛苦，還是選擇退出歐元區。可以說，如果希臘的選民選擇退出歐元區，應該來說不但對希臘，對歐洲，對全球經濟都是巨大的災難。怎么說呢？大家知道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不是歐債危機問題的結束，而且可能是歐債危機深化的又一步，也就是說市場會擔心葡萄牙、西班牙未來能不能成功的進行財政整合和財政緊縮，有效的縮減債務。如果骨牌效應繼續向歐元區其他國家發展，那么歐元區的生存能力到底怎么樣？銀行體系能不能有效抵擋這個骨牌效應的沖擊，會不會引起另一輪銀行體系、金融體系系統性的風險，這個如果引發了的話，可能對全球經濟帶來一次深度的襲擊。它的襲擊可能不亞于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

　　現在歐元區結構性問題的解決，本來大家認為可能用5—10年的時間，也就是說結構性的問題在于有一個貨幣的聯盟，但是沒有一個財政的聯盟，這是一個怪胎，這種體制肯定是不可持續的。歐元區如果要維持歐元的長期生存必須進行財政聯盟和財政整合，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但是原來資本市場認為這一步可以通過5—10年的時間去解決。但是由于希臘選舉的意外，讓這個問題又提前了，這個結果有兩種，6月17日希臘的另一次大選能不能成功的讓他組成一屆新的有效的政府，而且新的有效的政府繼續推行希臘所必須進行的財政緊縮和財政整合。同時，歐元區跟希臘進行一些配合，推出一系列穩增長，促進經濟增長的策略，如果能夠出現這個結果，全球的經濟和資本市場又會回到3月份以前的緩慢復蘇的態勢，這就是一個好的結果。一個不好的結果就是所謂的反緊縮的希臘的政客，獲得希臘選民認可和支持，他們上臺全面否定財政緊縮和財政整合，歐元區其他國家不得不讓希臘退出歐元區。現在非常關鍵，但是結果會怎樣，未來幾個星期到底會怎么發展？可以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測，大家知道，我們可以從政治學的角度去預測政治家們可能做出的妥協，但是我們很難預測希臘的選民會選擇現在痛苦還是更深刻的痛苦。他能不能體會退出歐元區可能會給希臘造成更大的災難，這個問題確確實實非常非常難，作為預判和預測。

　　所以你們看到，有的時候民主體制從經濟的角度來講，不一定會得出一個最有效或者最優的一個選擇。因為希臘這個時候其實沒有什么其他的選擇，只有選擇留在歐元區，這是他一個最佳選擇。但是，有的時候這種民主制度，你想想要大家緊縮，要大家削減工資，要大家削減福利，甚至要裁員，把這件事情交給大家投票處理，大家會贊成這種結果嗎？所以可以說人類現在面臨自我經濟治理非常大的挑戰。民主制度能夠做到公平和有效，在社會治理、文化發展多方面可能都是一個比較優的制度，但是有的時候，在特定的經濟情況下，民主制度所做出的選擇會非常出人意料。所以，現在我們面臨的就是這么一個挑戰。

　　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還是要講一講歐元區，因為歐元對我們中國的經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它直接影響了全球經濟未來的發展。最終的出路在哪里？應當講歐元區最近的發展不全都是負面的，因為很多國家通過選舉和選民的發聲，也讓政策向更好方向的轉折。什么叫更好方向的轉折呢？大家知道以前市場上好象有一種共識，就是解決歐元區債務問題最主要方法是靠財政緊縮，但是，我以前強調過緊縮本身是不能解決財政上的問題，尤其不能解決債務問題。剛剛周其仁教授講的非常好，債務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于經濟下滑造成以前的很多石頭浮出水面，所以要穩定水位，用中國人的話來講就是穩定增長，緊縮所帶來的可能是衰退，可能是通縮。大家知道在衰退和通縮的情況下，債務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

　　所以，解決債務問題一定要做出結構性的和周期性的平衡，什么叫結構性的平衡呢？就是注重財政整合的一個長期的效應，就是財政紀律的實現要在未來3年、5年、10年當中去實現，大家要有這樣的共識和目標。但是，從中期、短期，從周期性的角度來講，大家還是要穩增長。不能讓增長無限度的下滑，甚至造成衰退，或者通縮。如果衰退和通縮，大家知道在通縮的情況下，債是硬的。剛剛周教授也講過這個觀點，我非常認同，物價越來越低，債的數額是固定的，在衰退和通縮的情況下，債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被放大，解決債務問題的有效方法是促進成長，甚至帶來某種程度的通脹，只有在增長和通脹的情況下，你的債務才會被稀釋掉，加上中長期的財政紀律和財政整合，債務問題才能夠解決。

　　所以說，以前歐洲是過度的強調財政緊縮，這個是不能有效的解決債務問題的，所以，大家看到法國的大選以后，現在把增長的問題又帶回來了，在解決財政長期的整合的同時，要在短期、中期盡量的促進成長，現在這個越來越成為歐盟和歐元區的共識，這個應該是非常非常積極的變化，可以說對全球經濟、對全球經濟的成長都是一個非常利好的消息。資本市場之所以最近大幅下跌，全球資本市場大幅波動，是擔心6月17日希臘的大選可能會把歐元區推入懸崖。現在風險是非常非常短暫的，但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希臘選民做出了理性的選擇，歐元區的國家和領導人，在整合財政紀律的同時，更加注重短期和中期的保持經濟相對平穩的增長，那么，我們的世界可能又會恢復到一個相對的太平當中。所以，資本市場也要看到積極的變化，資本市場不應該過度的強調緊縮對解決債務問題的效力和效應，一定要看到穩定增長對短期、中期債務問題的解決可能更加有效。

　　講到這里以后，大家知道確實短期全球的經濟還非常難預判，但是有一點對中國是明確的，就是說我們長期以來靠著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一定要變化，這個已經是共識了，我就不多講了，因為大家知道，我剛剛講全球經濟最多是穩增長，如果歐元區能夠把衰退降到最低，然后能夠穩定經濟增長就非常不錯了，長期的角度看，他們還是要削減債務，現在全球的問題就是各個地方債務過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把增長穩住就不錯，但是長期來看，歐洲的經濟增長、美國的經濟增長都不會太快，以前中國來看，20%、30%出口的經濟成長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這條路是走不下去了，所以轉型是迫于眉睫。

　　我們再來看中國，大家會看到我們中國面臨的挑戰跟歐元區、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是差不多的，我們有很嚴重的結構問題要解決，我們要強調結構問題的轉型和調整，強調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從外需轉到內需。但是你們看到這些經濟結構的轉型和調整，和企業的升級換代也好，都是一個中短期解決不了的問題，這都是要未來的3年、5年、10年去解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短期應該更加注重增長，應該保增長，也就是說溫家寶總理最近說，要把穩成長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中國很多結構問題的解決，如果你經濟的增長下降到8、7、6，這個結構性的問題的解決，經濟結構的轉型和調整只會更難而不是更容易。這一點充分的體現了以前我們改革開放的始祖鄧小平先生的一句話，中國的問題實際要靠改革開放和發展去解決，一定要在經濟保持適度增速的情況下，經濟換檔才可能換得過來，經濟結構調整轉型才能轉得過來，不能一味的強調經濟結構的轉型和調整，就忽略了經濟增長的作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全球這種新變局，以及給中國帶來的機遇和啟示，對中國的經濟和中國的資本市場都是正面的。

　　首先，全球經濟的低迷，大家看到把商品資源，把中國在發展過程中資源的價格都拖下來，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至少是中短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遇，如果商品資源這些對中國來講是成本性的東西下來，中國為什么不抓住這個機遇去大發展一把呢？大家知道我們剛剛強調的一個主軸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太遠，城市化的進程還沒有走完，還在初級階段，城市化的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城市化主要還是要發展服務業和消費，要拉動內需，在這一點，發展服務業和消費現在也都是國內的共識，但是我想強調的一點，用內需來啟動中國經濟的增長，不僅僅是服務業和消費，中國自身的投資還大有可為。這一點我非常想跟以前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來做一個比較，大家知道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也好，是在基本沒有原始積累的進程中進行的，中國的經濟為什么發展得這么快呢？中國在兩方面充分的展示了我們改革開放所帶來資本原積累的動力，可以說是靠改革開放創造了這種資本原始積累的動力。怎么講呢？首先大家知道我們2001年加入世貿，這是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加入世貿以后大大拓展了中國的企業在國際上市場的空間的廣度和深度，通過外需，通過我們長期以來外貿的盈余帶來了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可以說我們外貿和經常項目的盈余是中國發展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步驟，這一點非常非常關鍵。

　　第二點，就是在1999年、2000年啟動的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帶動了房地產產業的飛速發展。房地產產業的飛速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程又讓中國有一個非常稀缺的資源得到了有效的貨幣化，這就是中國的土地資源，土地價格的上升，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由內部啟動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兩個是中國過去發展的源動力。所以，大家想一想，現在繼續靠外需，繼續的大規模經常項目的盈余繼續累計資本，基本上不可能了。未來我們的貿易可能是均衡發展的格局，但是，在這同時，我們國內的房地產產業應該怎么發展，現在一直是一個爭論。

　　地價上升我剛才講了，帶來了中國內需資本延續積累的主要過程，我們中國缺乏土地資源和礦產資源，可以說土地資源、礦產資源在中國都是稀缺資源，就是因為這部分資源在充分有效的貨幣化過程中實現了它的市場價值，給中國帶來了資本積累，所以，它推進了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要不然中國一窮二白，一窮二白怎么搞工業化、城市化？我們知道歐洲有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國沒有。那么，現在房地產的調控是因為房價上漲過快，弄得民怨沸騰造成的。我想問一下另一個極端，要不要把土地資源或者是我們的房地產市場變成一個公共品，變成到改革開放之前，它是一個沒有市場、價格的社會公共品，房子是國家分的，國有企業分的，土地是沒有價值的，如果走這條路，那豈不是兩個中國資本原始積累的源泉都給切斷了。所以，中國怎么讓土地資源在市場化的情況下，充分有效實現它的價值，同時能夠滿足我們所有老百姓了住房需求，這個在未來改革開放和發展模式當中是一個急切值得探討的問題。我認為非常好的模式，就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模式，大家知道新加坡、香港的土地和房地產基本市場化了，但是同時新加坡70%人的住房問題是靠廉租房、政府投入資源靠廉租房解決的，香港40%的住房是靠政府投入資源，靠廉租房或者中國講的經濟適用房去解決。同時，市場化土地貨幣化繼續去維持，這個是我認為中國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不得不走的一條道路，你不可能把中國非常稀缺的土地資源變成一種公共品，變成一種無價品，這樣中國未來的經濟就會失去發展的動力。

　　你看現在地方我們剛剛講了，宏觀層面我們不用擔心，微觀層面有很多石頭，現在石頭水落石出，現在地方很多平臺性的問題不都是因為地方發展缺錢，同時中國又有巨大的城市化壓力，地方上的資源，地方上發展要靠什么來資助他的發展？以前是靠融資平臺，融資平臺大部分是靠土地資源作為抵押的，靠土地資源實現貨幣化，以實現他的資本化，通過資本的平臺帶來經濟的成長。這個事情我為什么要多強調呢？因為我是來自于資本市場的，我不會只從經濟去談經濟，因為講經濟發展一定要問資源怎么變現？怎么來錢？你怎么有資本跟你發展進行對接？你的發展的錢到底在哪里來？所以，我們在講改革開放的時候，這些非常非常可能說是常識性、傳統性的問題也是不能回避的。改革開放不僅僅要談創新，因為中國的創新更多的是體制和制度層面的創新，我剛剛講的，以前中國發展的兩個動力，一個是靠外匯儲備的累計，大規模的外貿盈余和資本項目的盈余累計資本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靠土地的貨幣化來實現發展需要的資本和資源。這個也是我們未來改革開放要充分解決的一個問題。

　　另外，我剛才強調一個觀點，有共識的東西不用我多說，大家都知道發展服務業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發展消費的重要性，服務業和消費在中國確實占比太低，剛才我們看到巴西的嘉賓在這里講演，講到巴西的服務業占經濟比重的65%，中國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只有42%，消費就更少，美國的消費占GDP比重是70%，中國的消費現在占GDP比重只有35%。所以，在消費和服務業還這么低的情況下，單靠消費和服務業，是不可能讓經濟有一個適度高速的成長，也就是在8%左右。單靠消費和服務業是拉動不了的。所以，在講內需的過程當中，不能忘記投資，很多人一談到投資就談虎色變，就覺得好象中國的投資率已經很高，中國如果繼續靠投資，我們現在很多產業都產能過剩，那怎么靠投資來拉動經濟成長呢？有這種觀點的人，他理解中國經濟可能太片面了，我可以跟大家說，現在中國需要投資的領域還非常多，這些領域的投資關乎中國能不能充分有效的釋放它的有效需求，因為現在大家知道中國有一個問題，中國有效需求不足，你看房地產業需要貸款，但是中國看來不會在短期甚至中期內放松房地產業的調控，房地產業要想拿貸款，可能不會有一個非常非常寬松的環境，即使現在政策由緊縮往寬松層面走，房地產層面對貸款的有效需求以外，其他行業對貸款的有效需求非常有限，因為內需有限，現在外需面臨非常大的挑戰，你要給我貸款，我也不一定需要。

　　那怎么來充分有效的釋放中國潛在的有效需求呢？我經常講的一個觀點，比如說中國傳統的產業——汽車，其實大家知道對經濟拉動最大的兩個產業，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汽車。房地產拉動了50—80個產業，但是現在看來房地產要來拉動經濟不太可能，在目前的政策環境之下。但是汽車產業拉動中國經濟理論上講還是有很大的空間的，大家知道我們中國雖然汽車銷量一年是1800萬輛，比美國還多，美國一般來講是1300萬輛，今年美國的汽車銷量可能會到1400—1500萬輛，但是還是比中國的1800萬輛要少，中國現在的汽車銷量已經全球第一。但是現在很多人在質疑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空間，為什么呢？你們看中國現在各大城市擁堵不堪，不僅北京首堵，很多二三線城市也堵得不得了，怎么靠汽車銷量的增加拉動成長？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大家知道汽車銷量非常高，1800萬輛，但是中國的汽車保有量只有1億輛，中國有13億人，不到10%，美國的汽車銷量1300萬輛，保有量是2億輛，是3億人口的國家，美國是17%，中國連10%都不到。美國這么高的汽車保有量各大城市像紐約、華盛頓堵車程度比中國要好得多。西方國家的大城市基本不堵車，即使看中國的香港，亞洲的東京，看倫敦、紐約、法蘭克福，很多國家的汽車保有量比我們高得多，但是他們的城市里都不堵車。那大家想想，如果中國將來汽車保有量不要說做到美國的水平，我們就說做到美國一半的水平，加入我們現在汽車保有量10%都不到，加入將來汽車保有量30%，這都不到美國的一半，但是中國的人口將來是15億，30%的汽車保有量，我們會有4.5億左右的汽車保有量，現在是1億。汽車的保有量假如5億，汽車的銷量是多少呢？大家知道美國的汽車銷量是1300萬，汽車保有量是2億左右，汽車每年的置換率是7%左右，2億輛汽車7%的置換率，美國的汽車保有量是沒有成長的，所以一年的汽車銷量就1400、1300萬輛左右，如果將來中國汽車的保有量是5億，也就是說30%，7%—8%的汽車置換率，我們的汽車銷量一年到3000—4000萬輛，現在才1800萬輛，大家想想這個產業的成長空間有多大？怎么會說中國沒有成長潛力了呢？但問題是怎么解決交通擁堵的問題。我們一年銷量1800萬輛，我們的汽車保有量不到10%就把各大城市搞得擁堵不堪，為什么西方的城市就不堵車呢？

　　公共交通網絡的發展，尤其是地鐵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你們去看東京、看紐約、看倫敦，他們每個城市，東京有60多條地鐵線，紐約幾十條地鐵線，倫敦幾十條地鐵線，現在我們比較好的地鐵線，北京、上海不過有10幾條地鐵線，地鐵下班高峰期擁堵不堪，不是老百姓不愿意坐，你們當干部的、當官的自己去坐坐地鐵試試，擁堵不堪，非常不方便，為了坐個地鐵，因為不是家門口，沒有，找個地鐵出口要找半天，要打車，好不容易找到，做完以后出來還得折騰，打車，公共交通折騰半天才到辦公室，地鐵現在擠的人跟餡餅似的，很多同事跟我說，上班人擠的兩條腿不著地，懸在空中。你們想一想，地鐵這種非常傳統的投資，在中國來看是最綠色、最環保、最節能的投資。所以，在中國講綠色、環保、節能不是說只講戰略新興型產業，只簡單講地鐵投資，中國如果每個城市都搞幾十條地鐵需要多大投資？如果解決這個問題，地面的擁堵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如果地面的擁堵問題解決了，汽車產業的發展空間就解決了。為什么美國的汽車保有量這么高，西方人買車不是為了開車上班，大部分時間是停在家里的車庫，是周末享用的，去郊游、去購物、去看體育比賽，他們不是每天開車上班，在紐約和倫敦大家上班大多數人不管貧富貴賤，幾乎所有人都是乘地鐵等公共交通上班。在中國能實現這個嗎？所以這個投資量會有多大？我只是舉一個例子，如果這個問題能夠解決，中國城市路面擁堵的問題就能夠解決，就能夠帶動汽車和很多傳統產業的飛速發展，還能夠帶動很多消費服務業的飛速發展，而且這項投資是非常綠色、環保、節能的投資。為什么不做呢？

　　好了，你讓各個地方政府去做，各個地方政府都去大力發展地鐵，錢從何而來？所以我剛才講了，土地資源價值如何體現？我為什么講要學香港，香港地鐵發展多好，香港確實也不堵車，香港是全球地鐵營運為數不多的賺錢的地方，為什么呢？香港在發展地鐵的時候，跟房地產一起來發展，地鐵沿線和開發商共同來發展。地鐵沿線的站發展，比如大連所謂的城市綜合體，像我們這樣的酒店、辦公樓、公寓，要靠這個，由于公共交通的發展，能夠讓這片土地升值，同時能夠引入更多的人在這附近居住，還有更多的人在這附近辦公，所以香港是通過公私一起合營，歡迎私營企業投標、競價，通過這個回收資金，讓政府有能力發展地鐵。

　　中國要解決發展問題，要不要靠改革開放？所以說，你怎么可能把土地價值歸零呢？讓土地成為社會公共品呢？所以講到這里大家就很明白了，中國發展潛力非常非常巨大，問題是我們怎么去做？怎么去做要靠我們今天大會的主題，改革開放去解決，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