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于2012年3月25日在上海召開。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所所長蔡昉演講。(來源：新浪財經)

　　由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聯合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國(微博)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政府舉辦“2012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于2012年3月25日在上海召開。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所所長蔡昉演講。

　　蔡昉：大家下午好，剛才陳錫文主任提到一個觀點，今后我們城市化的速度有可能要降下來一些。過去我也認為應該是這樣，但是剛才他講了以后我覺得我們確實需要這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常住人口口徑的城市率超過了51%，但是非農業戶口的比重大概只有36、37%的樣子，中間至少有14個百分點的差距，這個差距體現在公共服務均等享受的差距。

　　我們城市的功能是什么？其實最重要的一條，人口聚集在這里，要為他提供生活服務、生產服務，但是政府首先是公共服務。

　　因此如果要達到城市的功能，利用了城市化的功能，但是不要過快的講速度，我們想一想，即使這些人已經住在這里了，那么從36%到51%之間的十幾個百分點，也足夠你一年繼續保持一個百分點的增長，但是可能不反映在統計數字上，實實在在的把這些人納入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融入。所以我想結合主辦單位李鐵主任給我出的題目，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可持續性談兩個觀點。

　　第一個，經濟增長現在處在什么樣的階段，對城市化提出什么樣的要求。韓俊主任提到我們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過去我們都講劉易斯轉折點，他說轉折區間，我想轉折區間就是兩個點，在這兩個點之間，我們現在在這里正好給大家解釋一下這兩個點是什么。

　　第一個也可以叫劉易斯轉折點，很簡單，就是普通勞動力出現了短缺，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出現了持續的上漲。這個圖(現場PPT)顯示的就是農民工數量，盡管還是大規模的在增長，去年我們已經達到了1.59億。

　　同時增長速度會下降，并不是因為他的就業條件、轉移的制度約束更多了，其實不是。反而是轉移條件越來越好，政府環境越來越好，但是他的人口總數已經沒有那么多了。也就是說從2009、2010年開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業年齡人口)已經絕對的下降了。

　　這是一個導致必然這種轉移速度，要有所下降。那么經濟增長還在繼續。對勞動力需求還再繼續擴大，因此供求關系的變化導致工資必然上漲，而且是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因此這兩條，另一條線就是工資上漲。兩條結合在一起，就給我們判斷，大概在2004年中國已經進入到了劉易斯轉折點。

　　按照韓俊主任的說法，從那以后可以叫做轉折區間，那么這個區間到什么時候為止呢？我再給大家提供一個點，就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的一個轉折點。我們講人口紅利的核心第一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規模大、增長快。

　　相應的就是被撫養的人口比重相對小一些、慢一些，因此表現為人口撫養比的下降。我們都有足夠多的勞動力供給、高儲蓄率，從而保障我們的投資。

　　當它下降到最低點，然后不下降了，轉而繼續往上漲的時候，我們叫人口紅利就消失了，因此按照預測，這個圖是官方的，國際組織的和學者的預測都擱在這里，大概也是在2009年到2013年之間，也就是說今天或者最保守的說明年，2013年，是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相應的也可以把這兩個點之間的距離叫做劉易斯轉折區間。

　　這個區間多長？其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調整的時間。反映的時間、觀念轉變的時間，比較日本、韓國來看，看看三個國家在這兩個轉折點之間要經歷多長時間。按照學者的研究日本是1960年到達了劉易斯轉折點，從那以后工資上漲比較快，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

　　到了1990年，30年以后到達了人口紅利消失的那個點，也就是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從那個時候人口撫養比就開始上升。因此兩個轉折區間經歷了三十年。韓國是1972年到達了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的點跟中國完全一樣，也就是說2個轉折點之間經歷了40多年的時間。

　　如果中國的轉折點是2004年的話，明年到達了另外一個轉折點，中間只有9年的時間，給我們沒有多少時間進行調整。因此我們遇到的問題，大家都給它概括為未富先老，相應的也是一個先來的挑戰。一個以前任何國家的經驗都沒有經歷過的一個特殊的挑戰。因此，他提出了我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用新的經濟增長來代替過去的增長源泉的任務。

　　在這個時候，人們就判斷說中國是有可能要減速的，我見到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一個研究是說國際上一般一個國家高速增長，平均到了GDP按購買力評價計算，在17000美元的時候，通常要減速。還有一個減速點要低的多，大概在7000美元也是購買力評價，這個時候通常要減速。

　　就取這兩者之間，再來一個區間，叫做減速區間。在人均7000美元和人均17000美元之間，經濟增長減速的可能性最大。中國按相同的口徑算，目前大概在9000美元左右，這是購買力評價的計算，因此我們恰好落在減速的區間。我看過很多研究報告，有的說中國落在了劉易斯轉折點區間，其實幾乎已經轉折完了。接下來就更大的可能性落在減速的區間。

　　減速按照我們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安排，減到7.5%，這個是我們希望減的速度，跟“十二五”規劃協調，跟節能減排的要求，以及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這里講的減速，可能是減到一個我們不希望的水平上去。因此我們需要有一些條件來解決未來經濟增長可持續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知道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傳統的依靠大規模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經濟增長模式就要轉變，產業結構升級就必然要發生。但是這個產業結構升級，并不以為著說，我們從勞動密集型轉到資本密集型，而主要的核心是轉向創新驅動型、技術含量更高，人力資本含量更高。

　　同時技術創新、制度的創新也要求在人口聚集的城市中得到更快的、更優先的解決。同時還要進一步延長我們的人口紅利，同時推動城市化釋放尚有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動能。這些都提出了未來的城市化不是以人口為中心的，也許長期看是如此，短期內也可以適度的放慢，但是真正的含義是讓今后一段時間的城市化，體現城市本身的原來的功能。

　　因此我想非常簡單的說一下，要重新認識城市，也許不是重新認識，是本來城市的功能，但是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把它忘了。那么城市的功能是什么呢？我想了想應該看一些文獻，應該是產業聚集，然后導致人口的聚集，城市本身要為聚集的人口提供生活服務，這是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這是城市本來的功能。

　　也就是說城市產生于產業，但是它產業是原來的理由，并不是說城市本身是要去創造產業的。因此城市的本意不是創造產業，并不一定是經濟增長。而是經濟增長導致了城市。因此我們應該把原始功能和派生的功能，以及原因和結果，區分開來。

　　我們的問題是，第三產業沒有達到目標，供給是一個因素，但是更重要的，過去說人口沒有聚集到這個程度，沒有產生城市化，就沒有產生足夠多的服務業需求，但是現在看51%的城市化率，已經聚集在這里了，但是他們沒有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種待遇，因此只是城市的生產者，但不是城市的消費者，同樣他的需求也沒有產生出來。

　　從生產型服務業的角度也是一樣，我們過去所長期依賴的經濟增長模式，價值鏈比較低端的制造業，這些東西既不需要產前的設計創新技術，因此是別人給他的訂單，也不需要產后的營銷，各種過程。因此說產業結構升級，也是生產性服務業巨大的需求之一。

　　同時我們目前城鄉差距還在高位，收入差距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這些也都導致了人們還要大規模的流動，除了理性的選擇收入更高的這種經濟流動之外，人們其實還有尋租的流動，也就是說僅僅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福利待遇流動和遷移。

　　歸根到底我覺得還在于說城市，現在的地方政府越來越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當做自己重要的政府責任。但是政府管理是稀缺性的資源，還想相當大程度上發展管理、發展經濟的程度上，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職能，只能是事倍功半。

　　因此說，城市的職能要回歸，政府職能要轉變，我想非常簡單的說，第一城市應該是以吸引、容納、服務人口為中心，也許長期看吸納人口是重要的，中國不可能在50%、60%，甚至70%以上，城市化就停頓下來，終究要達到世界一般的標準。

　　但是在一定的時間下，也許容納他們、融入他們、服務他們，可能是我們更需要補進的一個恩城市化的過程。相應的政府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不是經濟發展的促進者。

　　最后一個，因為我們傳統的體制是說，城市為什么要發展經濟呢，其實不把自己看作是城市。其實城市變成了一個級別、變成了一個行政等級、行政區域，因此很自然就把他的職能擴展到了發展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領域。

　　但是如果說真正回歸到城市就是城市，北京也是一個城市，地級市也是一個城市，縣級市也是一個城市，我們都叫城市，那么它們中間共性的東西就不一定是發展產業了，而可能首先還是提供城市的各種服務。

　　目前農民工和城市有戶口職工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在這些社會保障的項目上都能夠體現。這也是我們目前可能首先要做到的補課的工作。我們在50年代提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講了農輕重的發展序列，為什么講這個道理呢？他是說取決于你真想重工業還是假想重工業，如果真想重工業要按照農輕重的比例發展優先順序。

　　現在的道理也是一樣，真正想發展城市，推進城市化，保持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其實應該相對的放棄以產業為中心的城市化經營，而變成提供城市本身的基本功能。我就講這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