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新浪財經 趙鏡波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3月24日，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海現代服務業聯合會和上海國和現代服務業股權投資管理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海)研討會”在上海舉行，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轉型發展與現代服務業“。圖為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自己對現代服務業研究不夠，對上海研究也不夠，我想也是先從全國的一般變化趨勢來開始。然后結合一點國際經驗，借機關于上海提一點政策建議。

　　我們先看中國的情況，中國處于什么樣的狀況？從我自己關注的領域，人口、勞動力的變化來看，過去我們都說未來一兩年之后，中國的人口紅利就會消失。但是我們知道，2010年做了一次人口普查，這個新的普查數給了我們更新的，更有警示性的提示，如果說我們把15-59歲的人們作為一個就業人口群體的話，從2010開始已經在下降了，這就是我們的勞動力基礎，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已經是絕對數量的下降了。其他年齡的人口略有增長，總體上我們估計，不到2030年中國就達到人口頂峰，而且很有可能到不了14億人口。這也可以算是勞動力供給的約束，也可以算是人口紅利消失的警示，提出了更快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

　　因此勞動力開始短缺了，很自然工資就要上漲了。我們從農民工的情況來看，農民工轉移、就業和生活在城市的條件是逐漸改善的，但是它的增長速度是減慢的，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那么多人了。相應勞動力供求關系就發生了應有的變化，工資就上漲了。2004年之后，普通勞動者工資加速上漲，去年農民工真實工資數字上漲了21%，按照我們的二元經濟理論，這種出現了普通勞動者的短缺，普通勞動者的工資的上漲的現象，就意味著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了。這是一個簡單的定義。

　　我想我們大家還關心另外一個轉折點，就是中國的人口紅利什么時候消失，人口紅利說穿了是勞動力供給充足，養老負擔輕，可以實現較高的儲蓄率。勞動人口和所要養的人口的比例就成為非常關鍵的一個數字。基本上我們目前就處于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最遲不會超過2013年，因此第二個轉折點也到來了。我們發現，如果說劉易斯轉折點意味著勞動力開始短缺，但是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我們還要判斷它，但是工資上已經在改變著我們的比較優勢。第二個轉折點就比較實實在在了，他是確定的點，部分的人群不再增長了，人口結構發生變化，這兩個點之間的距離決定了我們有多少調整的時間。

　　我對中國、日本、韓國做了比較。日本的劉易斯轉折點是1960年到達的，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是在90年甚至是以后到達的。因此兩個轉折點之間是30年或者是更多一些。韓國劉易斯轉折點在1972年到達，人口紅利消失點是今年或者是后年，跟中國一起消失。因此他兩個轉折點之間有40多年時間。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2004年到來，而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充其量是明年要到達了，中間只有9年的時間，當然有很多人不贊成說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那么兩者之間的距離就更短，甚至沒有距離，反過來都有可能。因此我們看到人口紅利絕對意義上消失，勞動力人口絕對意義上不增長了，這是一個中國根本性的資源稟賦的一個結構上的轉折。過去我們說從中等收入成功增長為高收入，沒有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寥寥無幾。但是從現在兩個轉折點之間那么短小的情況來看，中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而未富先老的國家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接進入高收入國家的到現在還沒有。

　　日本很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他停滯了。日本確實有一些教訓可供我們吸取。大家看一下左邊的圖，這就是我們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們勞動力短缺就要提高勞動生產率。用什么辦法，這很重要。藍色的面積是靠資本深化，用機器替代勞動者。這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貢獻越來越大，但是它可持續嗎？按照經濟增長理論來說不可持續，因為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你不斷的投入資本，最后遇到資本報酬遞減的情況，經濟增長最后就沒有可持續性了。最重要的是可持續的，對勞動生產率做出貢獻是全要素生產力，但是它貢獻的份額是逐漸減少的，再減少下去是什么樣的結果呢？就是日本的情況，日本跟我們這個算法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日本在90年之后，就是靠資本深化，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貢獻了91%，全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是-15%，因此90年之后，日本陷入了徹底的停滯現象。當然它已經是發達國家了，它停滯一點沒有關系，但是如果說我們完全步了日本的后塵，我們就是進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

　　再講一下新加坡，這是和全要素生產率相關的，我們知道世界銀行在90年代初提出了東亞奇跡，遭到了很多的質疑，因為有很多的數字是用的新加坡的數字，因此批判東亞模式就以新加坡為代表，特別是提出了新加坡沒有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主要是靠資本的投入造成的經濟增長，因此它不可持續，當然新加坡的經濟學家也奮起反擊，但是新加坡政府做了非常正確的事，政府把全要素生產率每年增長2%作為國家目標。因此我們看到新加坡到目前為止還有可持續性，還發展的很好。另外新加坡在勞動力短缺之后，也形成了一個高度依賴外來人口的現象，40%的新加坡GDP來自于外來人口。我不知道上海能不能算出有多少GDP是農民工生產的，但是他們沒有享受到當地同等的服務。

　　回到上海，上海很多方面是領先的，大家看上海率先在全國第一個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達到了人均GDP1.2萬美金以上，按照世界銀行現代的分類，他是進入了高收入行列，大大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第一個率先。再一個，看看老齡化也是率先的，大大的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中國的平均水平是未富先老，而上海是率先的先富先老，他率先實現現代化，也是要率先應對各種挑戰的。

　　我首先非常贊同我拜讀的一些材料。我覺得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四位一體的戰略是符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大家可能對創造性毀滅的那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辦法比較擔心，說我們可能承受不了，當初日本政府也沒有承受得了，我們希望盡可能的多創造，少毀滅，因此靠從低端向更高端產業轉變，應該成為我們提高生產率的主要手段。

　　圍繞這個我提幾點建議，第一，服務業發展不足確實是一個正確的命題，但是我發現，發展慢并不是供給制約，而是需求制約。因此，我們更多的精力應該放在創造需求上，需求包括產業的聚集和人口的集居，這兩種可以提供重大的需求，當然上海是一個超大的城市，很自然在這方面它是有優勢的。

　　第二個，我的判斷和樊綱有一些接近。現代服務業的需求來自于上海和長三角新的比較優勢相關產業的延伸需求。要看服務業和實體經濟距離有多遠，我們要研究和對接制造業的升級和轉型的趨勢，產業也應該多樣化，不能形成太單一的產業，所謂的資源型城市不僅是自然資源的單一，任何一種產業的單一，都可以稱之為資源型城市，也就可能會出現枯竭的問題。

　　第三個，現代服務業具有創意密集型的特點，也就是說不僅僅是技術密集型、教育密集型，更主要的是合并為創意密集型，因此，創新點其實我們不知道在哪里，因此你有更多的需求就有更多的創新產生，有更多的產業發展也有更多的創新點會出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上海應該是一個創意交流的地方，我們常常說全球化，新的增長理論是說，全球化其實是創意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和交匯，我想我們應該把握后一個層次，也就是說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喪失比較優勢之后，就意味著我們對傳統的全球化利用達到了最高點，接下來我們向新的全球化的概念去尋求新的增長點。

　　最后一點建議還是和樊綱比較接近，上海不是一個城市經濟，不是一個新加坡，我們對上海的期待是它是中國的前沿，是中國的技術可能性邊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新技術應用、新產業形成，新建制度建設的源泉。因此上海應該是一個高度動態，開放、包容、充滿活力的城市，是創意和人力資本涌流的地方。其實真正的政策建議就是戶籍制度，我希望上海真正是一個開放的城市，不僅是對高端的人才，應該是各類人才，都要讓他們進來，這才是真正城市化的本意，他們只要進來就可以產生更多的創意，也就是說，不貢獻創意的人也貢獻創意的需求，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