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2月4日-6日，2012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二屆年會在黑龍江召開。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市場的力量——紀念鄧小平‘南巡’二十年”。圖為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微博)。

　　以下為演講實錄：

　　任志強：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市場的力量，所以我用市場的力量說一說，什么是市場的力量沒有人用辦法去衡量，拿稱去量？還是有多少重量，張維迎寫了一本書叫做《市場的邏輯》，提到250年的時間，大概占人類歷史三萬多年的1%，但是生產了近99%的GDP，他告訴我們實際上是市場的變化，有了市場經濟的250年之內，產生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這個發展速度無法用時間和重量等等其他辦法來衡量的，最重要一條是市場激發了人們的創造力。我插隊的時候，我發現和三千年以前沒有什么區別，犁還是犁，牛還是牛，我們上山還是背著綠皮編著的麻袋，還是用的碾子，都沒用鐮刀，用的就是一根棍兒，用短棍兒打麥子，把麥穗打下來，這和孔子時期沒有什么差別，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實行市場經濟，所以導致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農業工業都沒有發生變化，市場經濟就是讓歐洲有了蒸汽機等等其他的發明的原因，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短短的一段時間，或者說十幾年的時間，我們的互聯網已經讓世界經濟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

　　我們奉行的是計劃經濟時期的東西，解放前30年，計劃經濟時代舉全國之力，奮斗了很長時間最后還是飯不飽肚，衣不遮體，用計劃的辦法是失敗的，我們不需要別人說服我們，我們前30年已經證明了這一條，極度短缺的商品，共產主義第一條件就是物質的極大豐富，如果總是貧窮饑餓的話，無論如何不會走進共產主義的，這個爭論有很長時間了，我們大概在30年的時候就提出了三民主義，政府提出了要實現民主國家，要實現市場經濟，甚至于我們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段時間要保留中國資本主義相當一段時間，還要堅持市場化的一部分，實際結果在解放以后，我們逐步取消了市場。改革前的30年，土改消滅了勞動致富，地主常常因為勞動致富，中農也是因為勞動致富，但是由于他們富了，所以他們被打倒了。勞動致富在改革的時候就變成了一種奢侈品。

　　而不勞動的人可以分到田，所以耕者有其田，不是從勞動結果而產生的，而是說你擁有財產多少決定的。工商業改造的時候，我們消滅了私營經濟，馮侖在前幾天的一個論壇上強調了，溫水煮青蛙，大概用六七億的股息沒收了23億左右的財產，我看了一本書，叫做《讀史求實》，楊奎松先生寫的，談到了毛主席說用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極大的私人資產，又有反右，消滅了我們社會的良知，讓百花齊放，變成了沒有人敢說話，所以我們今天只好用微博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都是匿名的。大躍進完全違背社會經濟的辦法，我們后來生產了400萬噸的廢鐵，沒有了鋼鐵部、冶金部，突然發現我們可以生產7億噸鋼，或者說8、9億噸都不在乎，這就是市場和非市場化的原因，四清的時候，把小農經濟里的自由交換，比如說拿雞蛋換咸鹽也被消滅掉了，然后我們也沒有了自己的信仰，因為當時我們的信仰，我們都是那一代的紅衛兵，我們的信仰是共產主義，但是共產主義，當我們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的人，發現我們是最窮的，就是因為改革之前的30年，形成了一個共識，今天下午的討論會上還有人說，我們的改革是在倒逼機制下形成的共識，市場經濟的變化是實現了人身自由，市場經濟以后我們可以隨便跑了，可以從南方跑到北方，可以做小買賣了，取消了投機倒把，從短缺開始走向過剩，局部產品開始形成過剩，重要是生產要素的流通，包括人、資源、資金等各種方面的條件。于是人們生活水平開始提高了，因此我們從市場經濟看到最大的就是這樣的一種變化。

　　從92年到2010年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人民幣的增長，鄧小平提出21世紀的中葉人均GDP要達到4000美元，我們大約提前了40年，2010年就實現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目標，恰恰也是市場經濟導致了這樣一個速度，這也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如果中國和世界經濟水平相比，會發現在多少年以前，人們已經實現了這樣的一個目標，我們是在市場經濟之后才開始進入和走向這樣一個目標，所以我們大概和日本和韓國相差了30年到60年，和美國大概相差了80年以后，這樣一個平衡增長的過程也預示著我們未來雖然保持一個市場的增長，但是前提條件是我們必須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實行市場化和非市場化之后，人均住房制度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雖然今天作為開發商我們被稱為人民公敵，大家都說房價過高導致我們很多年輕人沒法買房子，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市場化讓人均居住面積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從城市化的發展也可以看到，如果按完全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來看，農民被死死的綁在農村的土地上，今天我們的城市化速度在迅速的增長，今年宣布超過了50%增長速度，去年是49.6%，從世界各國情況看，凡是實現了人口自由遷徙的權利，市場自由化程度的時候，當人身自由出現變化的時候，市場程度比我們高得多得多，二戰之后，韓國在抗美援朝之后跟我們是同步的市場化建設過程，跟韓國相比，可以明顯看出我們之間的差別，這個差別重點顯示的恰恰是90年以后，或者是92南巡講話之后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

　　95年城市化率達到接近3%的時候，每年2400萬人口進城，當國進民退，市場化程度受到抑制以后，就變成1200萬人進城了，充分體現出來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變化情況，我們有知青上山下鄉，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去當會計等等，我們那個時候是反向的，改革之后發現我們城市人口增長速度迅速增長，快速增加了，恰恰符合我們現有的經濟規律，從城市化率超過30%進入到70%之間的時候，確實是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而我們國家正是處在這樣一個現象之中。

　　目前為止，我們大城市只有60%左右的城市化率，三四線城市到四五線城市接近30%，不是中國未來沒有發展的動力了，而是在于我們用什么樣的辦法來指導中國的經濟和適應中國正在發展的經濟階段，從世界的平衡點來看，在同等的人均收入，人均GDP收入發展條件來看，我們和國際的平均線差14到16個點，盡管我們努力的直追，未來還是一個高增長的城市轉化率，仍然和國際的平均線相差很多。這恰恰是我們可以保留一個為留預期發展空間的一個過程，只是在于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政策，鄧小平先生告訴我們，南巡講話說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沒有階級斗爭，這在前兩年的討論當中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為什么？從階級斗爭的角度來看，他抑制的恰恰是人權、自由權和產權，這也是張教授提到的一些問題。不提姓資姓社，是因為我們從20年前就開始爭論姓資姓社的問題，是要走1905年的一段，蘇聯革命的反復，還是直接進入1917年以后蘇聯直接進入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這段爭論在黨內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停止過，一直到七屆二中全會以后，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短暫時期，最后到解放以后又發生了變化，所以姓資姓社的一種爭論恰恰抑制的是我們的進步，也抑制的是我們社會的進步，社會主義也需要市場經濟。

　　但是現在的疑問是我們要不要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發展之后我們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說貧富差別問題，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社會腐敗問題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會歸罪于市場經濟，但是實際上這些是不是市場經濟產生的呢？我們認為不是，根子不在于市場經濟，而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滯后于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如果我們的政治制度改革不能隨著經濟發展而進步的話，必然會帶來這樣一系列的矛盾。比如說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央企和國企大概占全國就業人數的8%，但是分配的工資和福利占到了55%。所以是壟斷在造成更多的社會分配不公，有人說小資本家發財了，在座的企業發財了，如果是發財的話，他們是用勞動，用財富獲得的，在分配制度上，你跟我干同樣的活兒，但是你得到的收入比我收入的高。

　　我們同樣有民營石油企業和國營石油企業，假定我們完全開放了，都形成國有和民營的自由競爭，也許這個公司不是因為資源獲得的福利，分配才能公平，因為我們的資源壟斷形成了腐敗等等，導致了二元結構，農村的土地，使農民無法把土地變成現金，變成就業的資本，不能把財產性的收入進行轉換，城市里面一個破房子，隨著時代的進步，發展，突然他的房子從兩百塊錢一平米，到現在12萬塊錢一平米，但是農民的房子還是那個房子，可能是新蓋的房子，但是仍然不值錢，就是沒有辦法轉換這種二元結構，同時導致了權利的失控，于是利用權利而實行的腐敗是很多的。我們有歷次的反腐敗運動，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次，但是現在的腐敗仍然在盛行，盛行結果主要在于權利不被監督，如果把權利關在籠子里面去，也許我們的民主會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使監督不再僅僅依賴于舉報，依賴于計委，也許我們會獲得更多的成功，可以看看醫療、教育方面，民眾都在抱怨，包括中央制度都在抱怨，但是我們高級領導干部擁有醫療費用的傾斜、服務占的比例非常高。甚至于占了醫療經費的80%以上的比例，教育業也同樣，這一系列的問題恰恰導致的是，因為我們沒有完全市場化，醫院、學校、教育等等一系列都不能實行市場化，在加拿大是用社會公益的辦法，保險基金限制醫院的收費，那么這一系列都是因為有了市場化的一些約束條件才導致的，我們也提出環境污染，也是因為能源的壟斷而形成的浪費和污染。

　　我試圖把所有的一些原因都歸結于非市場化的因素，也許我是錯的，但是恰恰是市場化因素會讓所有這些弊病都有一個限制性的條件，當我們實行民主的時候，不是因為民主會選出最優秀的領導，而是因為民主有糾錯機制，我們認為市場化的最大功能在于它擁有一個很良好的糾錯機制，當你錯的時候會在競爭當中淘汰，于是就會有一個新的東西產生，這樣會刺激或者是打破舊的壟斷，而形成一個新的生產結構，創造出更多的價值。這十年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國進民退，越來越多的國進民退讓市場經濟在萎縮，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行政干預，甚至于我們的發改委約談說你的價格如何如何，我們也看到了我們的政府官員或者說我們的政府在操縱市場，限制價格和規定價格就是操縱市場，一個人只能買兩斤豬肉，就是限制價格，也變相形成一種操縱，包括我們的福利分配制度，都可能因為這個產生差別。

　　98年以后的市場化導致住房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是不是要進行保障，這個問題不需要進行爭論，因為聯合人權公約上明確規定所有政府必須確保我們公民的居住權利，這就是保障。但是居住權利在中國變成了財產性的權利，分配制度的財產性權利，福利性的分配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倒退，是更加不公平的一種壟斷性的權利造成的一個結果。而我們也越來越看到不斷加大壟斷，導致的結果當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最需要的是還原到南巡講話小平的基本精神上來說，還是要發揮市場的力量。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