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誠信董事長關敬如(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2月4日-6日，2012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二屆年會在黑龍江召開。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市場的力量——紀念鄧小平‘南巡’二十年”。圖為中國誠信董事長關敬如。

　　關敬如：我還是想根據自己的理解，理清一些問題。剛才大家認為吳總講我們不適合做金融，其實不是這樣的，他是抨擊我們背后的制度。第二大家認為王巍理事和均豪有沒有問題有爭論，其實沒有爭論。有人跳樓了，有人跑路了，如果說短期和微觀的看是有問題。我對王巍理事理解，他非常接近市場。其實他一直認為溫州的成長是市場的力量，是市場經濟的結果。其實我對溫州不是很了解，但是一說到溫州，我馬上想到88年初的時候我曾經到那邊去過，我相信王巍理事肯定是記得，當時對溫州的問題有一個爭論。當時我在國家體改委，我那時候是管點金融和財務，我憑自己的理解到了溫州，做了一些調研。做調研之后，我們對當時的民間金融持支持態度，我個人是這樣。實際在當時有一點差異，差異是在體改委的系統上，支持的傾向多一些，但是在專業部門，支持的傾向要少一點。我提了一個基本的意見，我提的意見是說，能不能結合當時集體所有制供銷社的模式，農信社的模式，做一些改造，把民間的金融發展起來，當時我有這樣的一個提議，這個提議后來就不了了之。

　　回憶這樣的歷史，我曾經大概在90年代的時候又去了溫州一次，當時看到我們扣子的工廠和制鞋的工廠，盡管有很多手工作坊的作業和流程，但是我認為還是非常好，感覺非常好，我們的實業在溫州已經興起來了。我有一個同事也是溫州的，他當時告訴我，溫州人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不炒股票，不做投機生意，和今天有一點反差，和我記憶里面的溫州人有一些反差。如果說再談溫州的話，我感覺又一次直面溫州的時候，就是現在所碰到金融危機以后，溫州人所面臨的問題。如果說把兩點結合起來，我們以前的溫州人是干嗎的？做實業的；現在的溫州人做什么，是做投機的，這兩點就完全不太一樣了。我個人認為，還是過去20、30年的成長過程當中，它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溫州人扎扎實實的做實業，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改變自己，80年代、90年代這點看得很清楚。但是溫州出了一些問題，我們要承認，溫州是出了問題，問題是企業家的問題，是溫州自己的問題，還是我們的政策問題，我們要理清這點。

　　如果說，我們按照現在實業來做，溫州是從輕工起步的，其實它不具備任何重工的基礎，資源貧乏，當時也沒有我們國家計劃經濟給的資源和資金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它靠自己的實力，把輕工，把消費者做起來了。其實它按照市場自然的軌跡是有希望的，可以通過自己的積累把企業做大。我們一直在談做鞋的老板，他可以讓世界每個人有一雙他的鞋。他想做大，他的金融支持在哪？他做大以后，科技的進步在什么地方。其實我認為要檢討一下。我暫且不講科技進步，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需要資金的支持。我們一定要看到，溫州的企業自然成長的過程中，受到的壓力就是金融的壓力，這點大家一定要承認。我相信溫州人很聰明，大家一致認評價，溫州人是中國人的猶太人，猶太人的智慧，沒有人可比，他們經商是一種本能。剛才王總已經講了，溫州人怎么可能去借高利貸呢？有時候是我沒有辦法，一切的問題是背后壟斷的問題。

　　當然大家講到涉及到融資背后的中小企業的制度問題，中小企業，有人成立中小企業部和工業信息產業部分出來，我感覺溫州靠市場成長起來的，我們不一定靠政府的力量起來。我們必須在正常渠道發展，必須打破壟斷，這個壟斷不打破是不行的，昨天維迎講得特別好。實際上我們如果真的踏踏實實的按照市場的軌跡往前走，我們政府在政策的支持上有一定的放開，循序漸進，我也不贊成完全是放開，造成金融的紊亂，現在確實是監管越來越嚴，很多事情都碰到刑事的角度，誰敢碰？吳英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背后顯示出來的中小企業的一系列問題都在他身上體現出來，我們經濟學家為什么比法學家呼吁得還強烈解決這個問題呢，就是因為這點。

　　這個問題解決之道，我們拿不出現實的辦法，但是我們要靠市場，靠實踐琢磨這個問題。政府在中小企業上，也想了很多的辦法，比如說張行長做中小企業的貸款問題。過去的金融體制，基本上的設計是沒有面向中小企業的，基本是國有企業，現在的股份制企業稍微好一些。比如說現在的村鎮銀行，我們的小額貸款公司都出來了，現在銀行要按照金融的辦法，必須去銀行做。我們為什么不能請溫州人自己去銀行做呢？還是市場沒有放開。我們在未來中小企業融資找出突破的時候，一定要尊重市場規律，同時要尊重政府的政策。要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尋找一條出路，我們一定要調和去做，不能說你這樣，我偏要那樣，不可能，我們必須做守法的功能，所以要找出一條中間道出來。我個人認為，我們能不能在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找出一些辦法，能夠協調市場和政府監管，這是我們的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