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年2月4日-6日，2012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二屆年會在黑龍江召開。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市場的力量——紀念鄧小平‘南巡’二十年”。圖為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

　　以下為演講實錄：

　　秦曉：首先我看到這個題目，就是原來叫做堅信市場的力量，有的建議做修改，我很贊同廣昌的觀點，但是原來叫堅信市場的力量不是沒有原因的，就是因為這個問題變成問題了，如果說這個問題不是問題，我們不需要用一個詞把它強化，盡管廣昌講我們可以平淡的對這個事情，但是現在是不是堅信市場的力量變成了一個問題，沒有講什么深刻的東西，都是講市場中間最基本的共識，維迎的這種聲音不多了，如果大家都這么講，我想維迎也不需要這么富有激情講這么一段話，原因何在呢？從全球來看，大家都看到3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機出現了，無論是發達經濟或者是市場經濟主體的國家。

　　那么在中國就產生了一個所謂中國模式論，產生了一個北京共識對應華盛頓共識，就是因為我們這種體制好，我是不贊同這種觀點的，但是我并不是說否認有一個中國的道路和中國的模式，我是不贊成有些人把它包裝成為一個中國模式論，為什么我不贊成？我覺得首先對發達經濟體，我們叫現代國家認識的深度還是不夠的，我們往往說它碰到了危機，它出了問題就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它的制度有問題，我覺得這種思想方法要徹底調整。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們說不要講理論問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人有短期利益、長期利益，有各種不同集團的利益，什么叫做一個好的機制呢？

　　不是說這個機制不犯錯誤，或者不發生危機，而是在于這個機制能不能有一個自我調解的力量去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犯了錯誤之后能夠改正，而這個自我調解的力量不是靠某個智人，某個圣人，是靠一個民眾的力量，多元的力量，社會的力量，所以我們不贊同過去經典作家說他們有一個結構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比如說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生產的社會性，這樣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應該講它是一對張力，是兩種不同傾向的人，一種人可能更相信看得見的力量，一種是更相信看不見的力量，一種人更愿意獲得自由，就是我把我贏得的錢拿到，該交稅的交，一種人更相信福利，我把稅收提高了，財政的赤字搞大了，然后由政府來給我福利，一種人關注短期的經濟問題，一種人關注長期的經濟問題，一種人關心公平，一種人關心效率，這種人是有不同的利益和理念的，但是他們中間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我不認為如果在西方，我們說的發達經濟體投票的話，大家會贊同采取中國這種模式。

　　盡管可能有一些左派經濟學家去這么說，有一些寫的書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我不贊成美國會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價格要管制，注冊公司，搞交易要經過審批，我認為美國大部分人是不會贊同的，就像當年說東歐發生了劇變，是一個休克療法，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我認為如果要是東歐人投票，他們不愿意回到那個時代，這是我對西方的看法，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

　　中國的問題，我覺得在80年代改革的時候，是一個體制內經營和體制外經營高度共識的時期，都認為原來的制度不行了，要告別這樣一個計劃體制。那么我們就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中間出了很多的問題，也有很多的反思，但是總體這條路是走下來了，當時留下了兩個問題，是沒有在思想上達到一致的，有的為了不影響我們的改革，就把它擱置起來，閑置起來，一個就是產權的問題。我們有公有制的概念，計劃經濟，社會主義三個經濟基本原則，按勞分配和既有計劃，按比例都已經被圖形解釋了，但是公有制的問題沒有突破，所以在保護私人產權上擱置起來了，以至于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

　　第二，政府在經濟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當時我們轉了一圈之后，發現日本對我們的模式最有吸引力，就是東亞發展主義政府的模式，就比較容易和原來的體制嫁接，現在出現的問題是什么？就是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團，如果說完全是計劃經濟的話，可能沒有那么多尋租。政府的官員也沒有那么大的權利，如果是完全進一步改革的話，這個東西也沒有，在中間這個階段就會產生大量的盈利空間，造成很多人去尋租。這個制度本來是一個過渡性的安排，現在被有些人包裝成一種制度的創新，希望把它固化下來，現在爭論的焦點就是這樣一個焦點。其實這個爭論在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如果畫一個光譜的話，不要把馬克思和列寧斯大林經過變種以后的計劃經濟放在里面，就是從奧地利的凱恩斯學，這樣一個光譜中，整個這個光譜中，就是說一直是存在著一個邊界爭論的問題。

　　第一，對這個光譜以外的爭議是來自30年代蘇聯的模式，斯大林模式，當時是美國一戰大蕭條，反襯了蘇聯經濟高速增長，那就有一場大爭論，有很多的思想經濟學家討論這個問題，第二場爭論是就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引發的爭論，這兩個都被稱之為光譜以外的模式，凱恩斯都沾不上邊，這兩種爭論最終說的是一個事實，第一，蘇聯的體制，可能在短期能創造極大的效率，但是它是以個人的私有和權利為代價的，是一個封閉的，維迎說強盜邏輯，可以不用這么尖銳，就是你把企業工人都變成成本中心，然后去工業化，這個名字是好聽的，但是你怎么能夠假設這個東西第一是誰同意的，如果說全民投票都同意這么做，這是一個概念，沒有人同意這個事情，沒有一個民主程序保證這個事情。第二，你集中起來干這個事兒不是好事兒，大躍進干這個事兒不是好事兒。所以它不符合經濟發展正當性。

　　第二，日本的模式，扭曲價格，官商勾結等等，現在經濟學界的人沒有再談論東亞模式了，現在能聽到所謂中國模式的就是東亞模式的翻版，比東亞模式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東亞模式的東西，歷史上發生過這種事情，我想我們的改革，我們主持人也講了，就是它20年之后碰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去把中國的實際情況納入進去，把全球的實際情況納入進去，把歷史的情況納入進去，然后再考慮中國未來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還要堅信市場的力量。

　　我講完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