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發言（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1年12月24日，由中國經濟周刊主辦的“第十一屆中國經濟論壇”在北京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全球衰退與中國機會”。圖為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發言。

　　厲以寧：當前歐債危機以及希臘二次探底對我們經濟不利，出口訂單減少，出口下降，外資來華投資減少，中國資本走出去更困難，這些都應該充分估計到，但整個來說經濟還是可以保持8%左右的增長率。保持8%的增長也不是容易的，要把經濟增長上去方法很多，亂采亂伐，經濟就上去了，所以要調整經濟增長質量，調整結構放在重要位置，這一點下面我再展開論述。

　　先從國外的情況來看，中國商品要走出去，主要靠什么呢？主要還是要靠自主創新，我們經常說的低素質勞動力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技工時代剛剛開始，從低素質勞動力要轉向技工時代，這個工作國內正在進行，產品成本是隨著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而增長，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對我們來說，走出去靠什么，最近有一些調研說靠抱團，國內有500家企業積極抱團，看哪個國家歡迎，他們說比利時，一切優惠。單個民營企業出去是不行的，單個國企出去也會被人家認為中國有什么企圖，抱團出去就可以了，到冰島投資，500家他們就要考慮。

　　對國內來講，最主要就是調整結構問題，調整結構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誰都不愿意調，不調也行，經濟也不錯，何必找麻煩，經濟衰退的時候又不敢調結構，實際上這兩種辦法都有偏差。調結構對中國當前來說是生死存亡之道，因為企業要能夠進一步的發展，在產能過剩，部門缺乏投資的情況下，你怎么來調，你不調怎么行，而且GDP的結構比總量更重要。1840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GDP比英國大好多，但是結構不如人家，1840年他們工業化已經70年了，他們從生產到制造都有的，而中國都是手工的產品，英國已經到了火車、輪船，中國那時候仍然是帆船、馬車。跟日本相比，總量超過日本了，這是我們多年努力的結果，但是一說到結構，應該說不如日本，人均也不如日本，我們比日本人口多十倍，日本產品技術含量多高，超過中國，我們不以總量超過日本為滿足，我們的結構要調。相應還有人力資源結構，人力資源結構也是這樣的，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英國工業化70年了，小學普及了，建立了那么多大學，有很多研究人員、教授，還有經濟學家、金融管理專家，技工也大量培養了。中國1840年農民大多數是文盲，婦女大多數是文盲，少數讀書人是四書五經，都是為了考科舉，有幾個人懂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不如人家。

　　現在跟日本相比，人力資源結構不如日本，日本每年培養出大量的技術工人，比重比中國高，不調結構是不行的，關鍵是要調結構。

　　現在又遇到經濟低碳化時代，你不調結構行嗎？這個擺在我們面前，更重要的就是結構問題要真正考慮到、調的好，最大的結構要調的是什么？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購買力之所以上不去，城鄉收入之所以有差別，原因何在，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這背后是一個體制問題。農民收入怎么能提高呢？這是當前最大的改革。

　　另外我們要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最重要就是提高工資的收入，隨著勞動素質的提高，用工成本當然就要上升，光這個還不夠，必須解決老百姓的后顧之憂。這里我可以簡單講一場經濟學界的爭論，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大蕭條，失業問題嚴重，主流經濟學派是英國新古典派，他們怎么解決失業問題，一個人工作兩個人做，一個人工資兩個人分，這樣失業問題就解決了，可是當時年輕的瑞典經濟學家尼爾達爾寫了報告，說要解決失業問題必須解決民生問題，多建平價出售的房子，多建公租房，搞失業保險和養老基金，那些馬上就擴大，人們之所以不敢銷售就是有后顧之憂，你把后顧之憂就解決了，消費就提高了，增加更多的人就業，就業是靠就業擴大的，一部分人就業了就有收入，就業了，別人就就業了，這就是經濟學當中就業乘數理論。中國隨著城鄉二元結構要改革，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F在不一體化，擴大了差別，經常說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情況下，一次分配不足，就擴大了這個差別，同樣是一個醫療費用問題，城市公費醫療多，農村合作醫療，城鄉差別就擴大了。所以不但要解決后顧之憂，而且要讓農民感到社會保障上更成熟，一樣的待遇，這樣整個內需就擴大了。

　　內需擴大還有一個重要的，一定要建平價出售的房子，廉價出租的房子，這是擴大內需的方法，不敢消費，買房子又買不起，這怎么辦，這種任務是政府承擔的。政府承擔這種任務以后，就讓人有房子住，有房子住以后收入又提高了，生活狀況改善了，而且后顧之憂解除了，這些問題都應該有新的認識。

　　前幾天在中央電視臺跟他們講過，他們問這次國際金融風暴對我們最大的啟發或者教訓是什么？我講財政收支平衡，歐債危機就是歐洲那些國家多年來的財政赤字所造成的，主權財政缺失。美國經濟學家說財政赤字不用擔心，經濟有周期，經濟困難、蕭條的時候赤字多一點沒關系，經濟繁榮時期來彌補，這樣一個蕭條時期，一個繁榮時期，財政赤字、財政盈余一抵消就可以了，經過幾十年時間驗證，這完全是一個幻想。經濟蕭條的時候，國債可以大量放，但是經濟繁榮的時候，不是這一屆政府了，要表明自己的政績，給老百姓留下好民生，同樣擴大財政，現在經濟還過的去，所以財政赤字就這樣，最后造成了赤字的依賴。那怎么辦呢？就是貨幣量適度放松，要穩健，中國跟外國不一樣，中國是雙重轉型，一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貨幣流動量肯定大的，農民在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過程中貨幣需求大，計劃經濟體制下不需要那么多貨幣，現在進入市場經濟軌道，特別是農民進城了，一定需要更多的貨幣，而且在雙重轉軌時期，貨幣流通速度是慢的，比正常要慢，很多流通渠道還沒有暢通，根據西方國家計算出來的貨幣流通水平對中國不適用，它的正常水平在中國就是緊縮。宏觀調控最重要就是找時機的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是穩中求進，這是重要問題。我個人認為晚了，提前兩三個月開效果會更好一些。

　　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