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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 由《經濟觀察報》社主辦的“2011觀察家年會”于2011年12月1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以下為演講實錄:
遲福林:盡管張老師號召大家不要聽經濟學家的,但是我是這個經濟學家在此也想闡述一下我的觀點。會議主辦單位來請我談談走向民富優先,給了我半小時,由于張老師剛剛超了5分鐘,所以我盡可能快一點。
兩年前我提出了由國富優先走向了民富優先。在當前這樣的背景下,我想主辦機構請我講一下走向民富優先有兩個特定的背景。
第一個場景由我簡略的闡述一下,當前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大,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矛盾加大的背景下,我們在下一步的發展中,如何能夠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同時又能帶來多數人福祉的增加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這樣一個課題,關鍵在哪里?我的一句話是關鍵在于加快推進以民富優先為導向的轉型與改革,把13億人的巨大消費潛力轉變為現實消費需求。就是剛剛張老師說的,不贊成物我要側重講講物。我想這件事情不僅對重要經濟轉型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且對未來公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有重要的影響。
今天有經濟學家公開對我提出的民富優先提出了批評。有的人說我挑撥了國家和老百姓的關系。我這里講了這幾條是有針對性地提出來的。為什么要提出走向民富優先?
怎么來防止?我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以民富優先來扭轉當前的增長主義傾向。我們要增長但不要增長主義。因為當前從現實的情況來看,我們應該總量擴張的思維方式是官員目前的主要思維方式。所以形成了某些帶有一定傾向或者是比較突出的增長主義傾向。那么我把它做了四點概括。第一,以追求經濟總量為目標。第二,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第三,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業項目為突出重點。第四,以行政干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這樣一個增長方式應該說在短期內或者是相當一段時期內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不平衡、不可持續、不協調的重大隱患。所以,在我們國家現實的條件下不能沒有物,需要追求物的增長,增長是一切發展的前提。沒有增長我們何談心和身,我們都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心和身也存在的現實中,沒有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沒有資格來奢談其他。問題在于增長不等于發展,等于不能夠代替一切。尤其是不能用階段性的經濟增長來掩蓋中長期結構性的矛盾問題。我們為什么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在哪里?就主要是把總量導向的發展轉變為國民收入民富優先導向的國民收入的發展,以走出一個靠老百姓消費為主導的發展新路。
第二,能不能以民富優先來緩解和縮小貧富差距。現在無論用什么指標衡量,我國的貧富差距都呈現了迅速拉大的趨勢。比如說2010年我國最低工資只有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是50%。我們國企高管的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而世界平均值只有5倍。所以這樣一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有可能形成經濟社會轉型的高風險。
這樣一個貧富差距的現狀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這是我們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在我看來,它是與總量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相同的。客觀來說承認也好或者是不承認也好,重點有三個快:第一,GDP的增長長期快于城鄉居民的實際增長。今年我們頭11個月財政收入增長在28%左右。今年我們整個的GDP增長只有9%左右。第二個財政收入長期快于GDP增長。第三,國有資本的擴張長期快于GDP的增長。比如說,2005年到2009年國有資產總額年均增長20%以上。所以,這樣一個以帶有國富優先的增長應該是一個過渡性的增長方式、體制。它有它的歷史貢獻,對改變短缺經濟和解決貧困問題確實有貢獻。問題是到了今天,這樣一個增長第一使國家的生產能力快于老百姓的實際消費能力。因為我們現在主要靠出口來消化這個。現在歐債危機以后我們馬上面臨這個問題,國家的生產能力快于老百姓的實際增長,所以我們的實際消費率在下降。
第二,勞動報酬因為長期偏低或者是逐步走低,這樣一個投資增長是優先于資本的,所以如果不實現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轉型的話,我們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是難以解決的。
第三,我們看民富優先能不能奠定共同服務的基礎。
在我看來共同富裕是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口號。如何盡快地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如何盡快地調整國家與社會財富的分配格局。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我們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恐怕難以扭轉。那么實現共同富裕也恐怕只能是一個口號。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確立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我們才有可能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來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大問題和大家討論一下走向民富優先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是我最近一兩年一再到處提出和講的一個自己的觀點。我想恐怕有人不贊成,有人說中國指望消費是沒有希望的,可是我們的希望在哪里呢?我們的投資來得快,可是投資在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怎么引導消費呢?我想重要的是在提升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使國民消費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內在的動力。所以我想,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句話特別好,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重點,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這樣一句話,我想我們今天保增長或者說未來一兩年的保增長恐怕不會用4萬億投入到鐵工基上。更多的投入在住房和教育醫療上。
我提出三個問題。第一,以民富優先來釋放社會消費潛力。我的一個總的觀點是,進入到現在一個新的階段,應該說城鄉居民的消費潛力正處在釋放的重要歷史時點或者是歷史拐點。為什么?我講三條。第一條,城市化正處于快速推進當中。我們知道,城市化或者是城市消費的主要載體,未來十年我想中國的城市化至少還有十到十五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到48%到60%左右,那么將釋放中國巨大的消費能力。過去的30年,中國年均0.9%的城市化支撐了中國經濟每年3個百分點。我看到買殼系公司的報告里有一句很好的話,他說,按照目前中國城市化發展趨勢,中國的城市消費量在2008年到2025年這17年的增量就足以創造一個相當于2007年德國市場的總規模。
第二,我們服務業還有相當的發展空間。服務業只有43%,離世界的60%我們至少有17個百分點。未來17年左右,如果服務業提到15個百分點左右,意味著中國消費市場加快擴大的趨勢。第三,按照中央總的部署2020年基本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如果這個目標能夠在未來九年實現,我想會十分有助于改善城鄉居民的消費預期。
根據世界26個主要國家的歷史數據,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服務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將提高0.2個百分點。
第二,我們以民富優先助推中低收入群體成為消費主體。我講兩個方面的例子。
我們大家很關心農村和農民工。第一個例子我們講農民工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我認為不僅有助于釋放2.3萬億農民工的消費需求,還能夠拉動相關的投資。研究表明,每轉移一個農民工大概需要10萬元的投資。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轉移1000萬農民工,由此帶來的投資規模會超過1萬億。
第二,在廣大農民的消費水平來看,應該說這個巨大的消費空間。以2009年的數字計算。如果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占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的60%,如果提高一倍的話,就是一個農民的消費相當于城里人的一半多一點的話,按照6.7億農村人口測算,每年新增的消費規模就將達到3.6萬億。所以我說以民富優先推動中低收入群體能夠成為或者說逐步成為消費主體。
第三,以民富優先來促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大家有不同的判斷,中國的消費主導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人說不可能。我認為是有可能的。不但歐可能而且有很大得閑市可能性。可以兩步走。
第一,十二五這五年我們能初步實現消費督導。最終消費力從49到55。第二,居民消費力從35提到45。我想收入分配改革能夠出臺,并且把消費力作為政府的約束性指標,十二五初步實現消費主導是有基礎、有條件、有可能的。第二,未來十年以及到2020年中國有沒有可能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格局。這個格局是什么?是我們最終消費率達到60%左右。居民消費率從現在的35%達到50%或者是55%。如果這樣一個目標資本形成率降到40%以后,如果能實現這樣的話,未來10年、20年中國實現保8的增長的目標就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問題在于,按照中央政府提出得如何牢牢地把擴大內需尤其是拉動消費需求作為我們的戰略重點,并且加快推進以民富優先為重點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最后一個大問題走向民富優先課題收入分配改革。
昨天李克強副總理在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上提出來抓緊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儀器了內外關注。應當說,這些年業績經濟增長方式的制約,收入分配改革是嚴重滯后的。這是收入分配秩序混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矛盾和問題不斷積累,賓成為經濟社會矛盾的焦點。我前幾天在海口的國際論壇上提出來,我們的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所以鄧小平在1993年有這么一段話,少數人獲得那么多的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的。我想今天要防止這個問題的出現,防止大的問題的出現有些矛盾已經出現了。恐怕根本的問題就在于我們要真正地把我們的發展方式由國富優先走向民富優先。
第一,以民富優先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們現在一再講兩個比重。問題在于我們怎么樣才能把這兩個比重提上來。我想不是說我們沒有基礎。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要不要下大的決心來調整國民收入的格局。為什么下大的決心。下一步我們到底是繼續堅持總量導向的增長方式還是民富優先的方式。只有有這樣的方式才能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才能實現兩個比重的提高,不是口號而是變成了一個行動。
第二,以民富優先助推誠信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最近歐債危機以來有的學者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這些國家的高福利上。并且提出來我國要防止高福利風險。我的基本風險是恐怕我們國家還處于較低的福利階段。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有利于實現公平可持續的發展目標。有人當著我的面說,你老講這件事,你奢談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們要對這個問題有清醒的認識,我們國家從2003年以后,從一個原來以溫飽為目標的生存階段開始進入到人的自身發展的新階段,這個時候社會的突出矛盾變了。由短缺變成了公共產品短缺。這樣一個公共產品短缺取代了私人產品短缺,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突出矛盾的背景下。我們的收入分配改革也有了再分配的問題。總體上我們的財政要達到10萬億應該說我們在再分配方面有相當大的空間調整。
第三,以民富優先調整國有資本配置。在公共產品短缺的背景下,國有資本的配置需要做一些戰略思考。哪些戰略思考呢?第一,要加大國有資本的輸入力度。2011年國有企業累計凈利潤接近2萬億元。如果收入分配比例可以提高到50%左右的話,每年就有1萬億資金能拿來用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第二,要把一部分的國有資本下決心從經濟領域配置到社會領域,使國有資本尤其是資源性國有資本及其收益成為社會福利建設的一個重要的來源。
第四,以民富優先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是不是可以說,現在收入分配領域里的許多亂象都與財稅體制有直接相關。
第五,以民富優先推進政府轉型。我想我們面對兩個很嚴峻的現實。第一,這兩年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面臨新的挑戰。為什么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也就是在經濟生活領域應當是市場主導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在經濟領域堅持市場主導它的目的在于除了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外,防止權力與市場的結合,防止形成壟斷,有利于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有利于實現民富優先的發展。
第二,面對政府自身利益的挑戰。這些年來由于多種因素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的方面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的趨勢。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政府自身建設改革不突破應該說政府是難以切好蛋糕的。我贊成有的專家講的政府主導做蛋糕又主導切蛋糕。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問題不解決又難以處于社會公眾之下,這樣會不可避免地帶來體制機制性的腐敗。
最后我做一個簡要的小結。我們走向民富優先最重要的提供可持續的二次分配改革。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公平可持續,老百姓更容易理解。今年年初我提出了二次轉型和改革。
第一,我們要以調整經濟結構和擴大消費總量為重點。第二,它是以民富優先為導向。第三,不是以做大總量為規模,而是以公平可持續為目標。如果這樣一次二次導向的改革做好了,我們能達到這樣五個追求的目標。比如說使多數人能夠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使消費能夠成為經濟成長的內生動力,使市場能保持仇恨的活力和效率,使資源環境可持續。使政府能夠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我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作為一個長期改革的研究者,在追求這樣一個目標,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繼續作出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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