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經濟觀察報》社主辦的“2011觀察家年會”于2011年12月1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由《經濟觀察報》社主辦的“2011觀察家年會”于2011年12月1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以下為演講實錄：

　　鄭永年：非常感謝《經濟觀察報》的邀請，跟大家交流這個意見。因為題目很重要，我很認真地準備了一篇演講，但因為時間有限可能只能講一半。資老師剛才說在中國很多方面來看，中國的確是崛起了，總體GDP已經是世界第二，有高鐵、有航天飛機、有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世界博覽會等等。這些被很多人稱之為中國奇跡、中國震撼。所以，每當創造這樣一個奇跡的時候我們會激動不已。對外國來說中國整體力量日益強大，世界也感受到了中國的力量。中國威脅論已經影響了很多年，這種聲音越來越響。不過我們經常講，任何事物都有兩方面，奇跡和震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是怎樣呢？片頭上，有那么多的國家奇跡，老百姓的感覺又怎么樣呢？關于腐敗、貧富分化、貧富差異、社會分化，道德審判、環境惡化、窮人憤怒、中產階級外逃，我們的負面的東西可以列出更長的單子。

　　國際層面各個國家都在要求中國承擔國際責任，但他們在沒有對中國做任何妥協的同時，對中國的要求越來越大。歐洲發生了危機要中國拯救，但歐洲并不想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美國，中國每年都在買美國的國債，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銀行家了，但美國并沒有作出對中國有利的事情，尤其是戰略上。美國在要求中國合作的同時處處提防著中國，從南海問題到TPP，中國各個方面都感覺到很大的壓力。今后幾年中美關系怎么走我們也不清楚。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人民努力勞動但是生活卻越來越難過，國家越來越富強，但社會是越來越軟弱。從前大家都期望中國崛起了我們拋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世界會尊敬我們，重新回到一個大國應有的位置。我們仍然走不出去，我們的企業走不出去，我們的形象走不出去，我們的文化走不出去。從歷史經驗來看，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要在世界上崛起，首先就必須是國內資本的崛起。僅僅是GDP沒有什么用處。1820年代中國整體GDP占世界1/3。短短20年之后中國被印度所打敗，印度不僅沒有成為大國反而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實際上，思考一下從前的大國，美國、歐洲還是日本，還是其他一些國家。所有強國的特點就是國富民也富。無論是富國強兵還是中產階級，他們背后就是一整套全新的國家制度，內部建設好了，外部的崛起只是一個結果，也就是我一直強調的，一個國家的外部崛起是其內部制度建設的外延而已。所以如果我們想看到最終革命的局面的話，內部制度建設意味著要通過內部改變來完成。

　　然而中國實際的情況是如何呢？盡管有積極的改革的舉措。但我覺得已經失去了大方向。鄧小平說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改革的方向是明確的就是要過河。而改革的過程是需要摸索的，也就是摸著石頭。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之后的改革和發展就是在極其明確的方向下取得的�，F在方向是沒有，更不要說積極的改革措施了�，F在的很多政策與其說是改革倒不如說是救火。我們的領導班子都是救火隊，著火的地方越來越多。當然還有很多以改革名義出臺的改革都是對具體利益的追求。尤其是表現在各個部委和地方政府層面，撈一把利益，各方就出現了利益導向的政策，美其名曰改革。

　　近年來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F在越來越激進。與此同時官方在改革路線的表態上長期處于守勢，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能做什么。沒有一種共同的聲音。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一些大的方面，無論是改革的方面和正式的角度，改革是不是出現了倒退？舉一個例子，1992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路線，并明確地表明這是黨的基本路線，要保證100年不變�！度嗣袢請蟆樊敃r發表了以后很振奮人心�？墒墙�年來雖然左派力量的崛起，我們簡單地把中國社會存在的很多的問題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聯系起來。批評市場經濟，少數一些人甚至是懷念貧窮社會主義的實踐。而在一些地方，很多領導都在提這個觀點。

　　實踐層面，隨著國有企業的大擴張，市場空間快速地被擠壓，問題是如何確立改革的方向，這是對中國改革者的一個巨大的挑戰。我想從一個歷史的宏觀的角度，我們或許能夠對方向性的問題看的更加清楚一些。所以我想把當代中國的改革和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建設結合起來。當代改革是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建設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回答幾個重大的問題，包括我們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如何建立國家？我們已經走到了哪一步。現在的問題在哪兒？

　　所以我想從辛亥革命開始講。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終結了中國傳統的皇權體制，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辛亥革命是中國探索一個新型國家的開始。如果不用考慮到政治上的正確問題，我想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我們可以認為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這一探索的組成部分。到現在為止這個過程還沒有終結，這不是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不一樣的國家，我們要明確今后國家建設的方面就必須具有這種歷史觀。

　　這一個重要的問題我覺得要提出來，就是要搞清楚國家建設的兩個功能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國家建設包括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第二個是我們能夠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第一個問題是規范性的問題，我們應當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施政的問題，我們實際上能夠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規范的問題很重要，規范性目標的提出，往往是人民碰到了一系列的國家的形勢，所以要建立一個人民理想中的國家。不過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一個理想的國家，人們提出很多的理想，但能夠受實際的影響并不多。我覺得第二個問題更重要。我們能夠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我們理想中的國家必須要擁有建設一個這樣的國家的資源。我們不能空想和幻想。我們可以從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的思想。三民主義是近代來中國政治精英提出的其中一個國家建設藍圖。盡管在孫中山之前也有改革者提出了國家建設藍圖，但都沒有像三民主義那樣全面和系統。今天由于很多的政治原因我們不再提三民主義的概念了。可是三民主義的很多的內容我們是接受的。

　　三民主義也包括了國家建設的手段和方法，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從孫中山之后的主要的政治力量，包括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認同的。國共兩黨都是追求一個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家。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民族主義的任務基本完成。我剛才非常同意資老師的觀點，我們不能再搞民族主義。當然民族主義仍然存在也不會消失，只要主權國家還繼續存在，民族主義就會存在下去。同時中國的客觀現實環境也不容許民族主義的消退，包括臺灣、南海、新疆、西藏等問題的存在，也不時地觸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F在的主要問題是和民權、民生相關的。實際上民生和民權問題的解決，能夠幫助我們解決民族主義在國際社會上所面臨的很多的問題。民族主義一個是人民主權一個是民族主權，我們的民族主權已經解決了。同時我也不認為中國有民族主義。中國是義和團主義，一來就是打打殺殺。因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違背國家利益的。

　　從內部發展來看，民權和民生問題的實現更是關聯到國家建設的內容。我上面所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樣認同民族主義，為什么一個失敗了一個成功呢？國民黨走的是一條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線，而共產黨走的是自下而上的大眾路線。國民黨一開始也是想走自下而上的�？墒菄�民黨越來越脫離民眾，也就是說國民黨在國家建設過程中沒有解決民生和民權問題。共產黨作為反對黨不一樣，它處于社會的邊緣，共產黨開始和社會的底層有很密切的聯系。國民黨的進步思想到精英階層就停止了，而共產黨的進步思想一直延續到最下層。國民黨的精英路線或許一開始就會被共產黨的大眾路線所打敗。當然國民黨到臺灣后總結了的失敗教訓，開始強調大多數民眾的民生和民權問題，短短的時間里在經濟上成為亞洲四小龍。民權問題上，孫中山提出了漸進的政治發展道路，可是孫中山沒有討論民權、民生這兩個誰先誰后的問題。如果廣義的角度來看，我們民權和民生是密切相關的，很多的民生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民權的問題。例如，今天我們強調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權利就是民權的有機組成部分。今天我們討論的民族問題，民權的概念不如它多。當代中國對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民族存在很大的爭議，可是民族的概念越來越存在概念。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沒有學習就沒有民族。我們討論協商民主等其他所有種類的民主。所以我們提出的國家建設和改革方向里，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民生和民主誰先誰后。

　　我覺得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就是以民生促民主，以民生保障民主。世界歷史演變證明，發展民主并不是難事，但要發展優質民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社會經濟發展都是可以開放的，農業國家可以開放選舉，工業國家可以開放選舉，人均GDP3000美金以后開放選舉，但可以確信地說，農業文明的民主和工業文明的民主絕對不是一件事。人均GDP3000美金的開放選舉，和人均GDP3萬美金開放的選舉質量是不一樣的。

　　對中國來說我們要提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民主，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爭取優質民主和避免劣質民主的發生。民主政治產生于西方，經過一兩百年的引進，西方民主進化到當代所有的合格的選民都可以參與，西方民主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里都是精英民主，是少數的民主。現在的大眾民主歷史并不長，人們也可以在發展中國家看到類似于歐洲、北美那樣的民主，幼稚的民主大多發生在西方，而劣質的民主都在西方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在亞洲，日本是第一個優質民主。一些社會過度地學習西方民主，甚至是模仿民主，可是問題很多。日本之所以會成為優質的民主，主要是因為它可以集成傳統的特色。但日本的民主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民主也被西方的很多人批評。日本之后，亞洲四小龍也走上了不同的民主化道路，這些經濟體的民主化也還在進行。民主化的路徑也不相同。但我們不難看到這樣的特點，和其他的地區和社會相比，四小龍的民主新的理性。亞洲四小龍被視為東亞模式的代表。可是我覺得不僅存在著東亞模式，而且四小龍也可以被認為是這一模式的代表。進一步覺得東亞經濟模式跟東亞民主模式是密切相關的。總體而言，東亞模式的特點是經濟在先、發展在后，簡單地說，東亞模式是以民生促民主，精煉地看，以民生促民主，民主有很大的可能成為民主。但如果是以民主促民生，民主有很大的可能成為劣質民主。

　　日本和四小龍花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達到高度的社會經濟發展。在新加坡這個過程李光耀先生把它稱之為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會經濟的高發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質基礎。西方在進入大眾民主化之前，也經歷過近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社會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很高的水平，高水平的社會經濟發展，既是推動大眾民主化的動力，也是大眾民主所能生存的物質載體。但西方式媒體全部到西方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推動民主，和這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民主往往和暴力聯系在一起，尤其是非洲的國家。四小龍不一樣，很長時間政府的重點在于做蛋糕，并把蛋糕做大，這是我們學界所說的發展性政府，政府通過發展把蛋糕做大以獲取人民的信任。

　　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優質民主的關鍵，民主盡管表現為投票的一種行為，但這種簡單的投票行為背后是民主的問題，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中產階級發展了，選民就不會因為一點點經濟上的好處而出賣選票。如果人均GDP3000美金的時候，這個選票就不值錢。我到廣東和浙江都去看過。如果是人均GDP達到了3萬美金的時候，這個選票就買不動了。

　　當然還有一個是臺灣的黑金政治，買選票主要是發生在社會的低收入階層。另外一個是人均GDP3000美金的時候，可能大家的教育程度都非常低。到人均GDP3萬美金的時候大家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大家對政策都可以很好地考慮。

　　以民主促民生是可以考慮的，但大多數是失敗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在成為獨立國家之后都走的這樣的道路。這些國家的精英們努力地學習西方的模式，希望用民主促進民生的發展。但在國家顯然沒有成功，泰國和菲律賓是亞洲民主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模式。到現在很少有人模仿這兩個模式。前段時間我碰到一個韓國大使，他說60年韓國派人到菲律賓去學習，沒有想到到現在為止菲律賓是這樣的一個亂七八糟的國家，而韓國成為了一個非常發達的國家。

　　在經濟上，這些國家長期陷入了我們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我覺得從政治上看，這些國家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象，其更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低收入陷阱。盡管人人都接受了民主，但民主既沒有能夠幫助這些國家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反而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且更帶來了社會的腐敗。如果這些國家不能度過地等收入陷阱就不能逃過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政府是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的力量。

　　中國應當把重點放在民生問題上還是放在以開放學習為主體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上。我的判斷是中國現在的問題主要是民生，因為民生問題嚴峻很多人就想到了民主化。不過，單純開放選舉既不能保障民生問題的解決，也不能保證優質民主。盡管民主化不可避免。但在現在的條件下，一旦大規模的民主化開始發生，也沒有人可以保證優質的民主。

　　很多年來從經濟上說，民生問題的惡化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這主要是表現在三個方面，出口跟內需的平衡，國企跟民營企業之間的失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失衡。

　　民生問題的惡化導致了很多的社會經濟問題。比如說導致社會的失序、貧富分化，社會越來越不穩定。我自己覺得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中國已經從歷史世界的經驗來看，已經進入了一個戰略機遇期。我們講戰略機遇期是想進一步發展GDP主義主導的戰略機遇期。中國現在要解決民生問題，已經到了一個戰略機遇期。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國家的財力問題，沒有財力就無能為力。一旦到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緩慢下來了，政府和社會財力不多的時候，民生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的。而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因此今后一段時期必然成為解決民生問題的戰略機遇期。

　　所以中國如果抓住了這個并不長遠的戰略機遇期，中國就可以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一個新的臺階，有可能跨入發展中國家的行列，同時為優質民主打下一個社會堅實的基礎。如果失去了這個機會就會無可奈何地面對中等收入陷阱所經歷的社會經濟問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