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2011年度)中國軟科學獎頒獎典禮”于2011年12月6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第二屆(2011年度)中國軟科學獎頒獎典禮”于2011年12月6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

　　以下為演講實錄：

　　王錫鋅：各位尊敬老師、各位朋友，各位媒體界的朋友，今天非常高興能夠站在這里成為第二屆中國軟科學獎獲獎者，說實話能夠獲得第二屆中國軟科學獎，我第一感覺就是有一種中了大獎的驚喜，但也有一種不安。因為我知道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關于“中國”這樣修飾詞的大獎，與我們國家泱泱大國的萬千人之眾，以我個人學術之淺薄、貢獻之弱小，能夠得到這樣一份沉甸甸的大獎，說實話這是一份幸運，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誠惶誠恐的感覺，其實我感覺內心也有一些不安，就像剛才樊綱老師在介紹整個評獎規則和評獎過程的時候，已經講到的，這個過程其實有可能，就我而言，在我相識的和不相識的人之中，一定會有更多的人比我更能對得起這份沉甸甸的大獎。因此，我的獲獎理解為，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對我所從事的研究主題的肯定和支持，對于我們一直推動中國的公共決策過程和基層治理領域中的公民參與、有序的政治參與的一種認可、一種支持、一種召喚我們繼續前行的精神力量。

　　我個人對軟科學的研究限于決策科學領域，我本人是做法學研究，特別是關于政府法制的研究，但在過去幾年中我也關注到，如果我們僅僅只是去考慮一項政府決策的合法性，很多時候這種合法性，特別是形式合法性的獲得是比較容易的。比如我們出臺一項政策，只要做出決策的主體有權限，作出決策的程序符合法律的要求，在法制的形式意義上，這種決策的結果就可能被賦予合法性。但即便是這種形式合法性滿足了，我們并不能說這個政策本身是否一定是科學的，是否一定是符合民眾的利益、是否一定是對每個真實命名的人真實的生活有真實的回應性的，所以在政策的合法性之外，很明顯存在著一種政策是否科學、政策是否合理、政策是否可以得到民眾的認同、社會的認可以及來自多方面的合作這樣一些更加根本的問題。

　　我對于整個決策權利行使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我理解為它有軟科學的一個領域，特別是軟科學的民主化、科學化這一領域有高度的契合，也正是因為這一個原因，可能使得我有幸進入中國軟科學發展基金會評審委員的視野。我特別感謝深圳市綜合研究院軟科學發展基金設立了精神和物質密度都如此之高的獎項。我特別感謝評委會委員對我的信任，我特別感謝多年來一直支持我們進行公眾參與研究和行動的同仁，雖然他們的名字在這里我沒有辦法一一提及，但我內心中對他們的感謝，一直清晰而永久。就像我們對更加美好的公共生活的信念一樣，在心中、在行動中歷久彌新。我想以這一點作為我對于各位，特別是對深圳綜研院各位評審的感謝，也希望通過各位媒體朋友把我內心的感謝表達出去。

　　我這次有幸獲獎的成果，只是在過去七八年來一直總是的對于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參與研究的一部分成果，這個成果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成果。在過去幾年中，我們一直在做公眾參與方面的制度建設、制度設計、制度試驗和制度評價四個方面的工作，主要的動因正如剛才所說，從法學的學者來說很多公共政策的考慮都會去關注形式的合法性，但僅僅有形式的合法性其實并不能夠滿足于今天越來越明顯的我們對于政策的有效性、政策的科學性以及政策的社會認同這樣的新的社會需求。因此，國家在自上而下的維度上，一直在提倡“參與式”的政策制定，比如說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要引入有序的政治參與”，十七大報告更加具體地講到“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引入有序而有效的公眾參與”。

　　因此，總自上而下的推動來看，我們會發現或者是有一種關于公共生活的新的想象，那就是由過往的政府壟斷決策的話語、知識和權力的體系，轉向政府與多方的利益相關者乃至社會公眾在一種交流、對話、協商的基礎上，來進行合作決策新的公共生活的模式。這種公共生活的模式的核心應該是利益相關者和公眾有序的、有效的參與到與他們真實的生活事物密切相聯系的公共領域之中，它的核心制度建設就是：第一，如何充分地賦予公眾的參與權。盡管我們過去一直在講公民的參與權利，但從實踐中來看，這種參與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權利的泡沫。有權利，但很難行使。因此，制度的設計和完善，首先就應該是保障這種公眾的參與權得到落實。第二，我們需要在程序上保障信息的供應，如果要讓公民有效地參與，就要提供充分的信息，就是政府的信息公開和過程公開，同時保障民眾比較有效的表達權，因為參與首先意味著訴求觀點的表達，其次有效的參與可能需要在制度層面上完善有效的監督權，那就是民眾可以通過他們對于公共政策實踐的體驗去對錯誤的政策、無效的政策在實踐中進行校正和糾偏，如果發現政策錯了，這個時候民眾應該是有能力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監督和糾正這些政策。這種知情、表達和監督的權利，如果不能夠得到充實，參與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會依然停留在權利泡沫的層面上。因此，我這本關于行政過程中公眾參與實踐研究，主要是評估當今行政過程中已經存在的一些參與形式，首先描述這些參與形式，對這種參與形式，聽證會、網絡征求意見、座談會、開放式會議等等，這種公眾參與的基礎上，我們描述現行公眾參與的機制在實踐效果上到底存在哪些功能上的障礙，對這種障礙進行分析，進一步從邏輯上提出未來在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的實現上，如何通過制度的改進保證目標的實現。我覺得這樣一份工作，這種研究和行動對于今天中國以及未來我們國家的治理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以從治效、治術和治道這三個層面來理解當代中國新公共參與運動的意義，如果僅僅從治效的意義上來說，今天社會所面對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說環境污染的問題，公共事務治理失范的問題，群體性事件以及社會沖突的問題，所有的這些問題過去都有各種各樣的治理方式，但問題依然存在。其原因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主要是政府或權利，或者是組織這一方，他們是依據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偏好，甚至有些時候是某種權謀而采取的主要策略采取的行動，在這些治理公共問題的效果上，如果不能引入利益相關者有效的參與，不能夠喚起公眾的參與意識，不能夠通過制度化的方式鼓勵和激活公眾的參與能力，我們所面對的公共問題治理在效果上就會一直在低位徘徊，解決社會沖突的成本就會非常的高昂，從工具治效的意義上來說，參與可能是未來治理技術的很重要的一種。

　　如果從治術的層面來看，我覺得像中國這樣大國的治理，它的核心國情是要區分宏觀和微觀。在宏觀的層面上，國家采用《憲法》第二條所說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解決宏觀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把它叫做政治制度的議題，人民通過全國人大以及地方各級人大來行使權利，但這種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對于治術來說只是解釋性的，而非功能性的。換句話說，在功能意義上，中國今天對于很多公共事務的治理技術很難通過人大這樣一種制度完成。在治術的層面來說，如果我們能夠在宏觀上把這樣的問題交給執政黨，或者通過人大解決宏觀問題，在微觀上包括特定的政策制定、社區的治理、環境問題的應對，涉及到民生等等領域的問題，這些問題當事人、利害相關者和民眾有切實的利益訴求，有足夠的參與知識，應該當事人既有欲望，也有能力參與到這些事物中，這就會使得許多微小的事物在特定的空間中得到解決，宏觀的治理可以借以微觀的民眾得以實現，而公眾的參與是非常有效的微觀民主的技術。

　　最后從治道的層面來說，任何國家的治理在最終極意義來說都涉及到治理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問題。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在中國需要去面對的問題，盡管中國的《憲法》序言，以及在今年胡錦濤總書記的“七一”講話中闡述了執政黨合法性的根源、闡述了政權合法性的根源，但這只是在宏觀上解釋了這種政權的合法性。從治道來說，一種更為可靠的能夠為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所檢驗的治道，應當是植根于民眾的生活實踐之中的，那就是日常化的、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式治理。

　　因此，這樣一種治理的技術、治理的策略，可以在短期內促進治理的效果，在中期的意義上可以改進我們治理的技術，而且從長期和根本的意義上可以完善國家治理的根本之道。這種意義，我想應該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我們在我們所做的研究過程中，關注的主要是既然這樣一種制度對國家的治理來說如此重要，那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將它做好，如何將這樣一個美好的理念能夠落實，能夠在日常的生活中加以檢驗和實踐，這個在描述的意義上引入了一種分析的框架，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和制度改進的建議。公眾參與最重要的不是理論，而是行動。因為我一直相信，民主可以在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理解，但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最核心的就是一個，就是行動。我愿意今后在各位朋友、各位老師的支持下，一直在這個領域中去行動、去實踐。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