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1年11月26日，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1)頒獎典禮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隆重舉行。圖為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微博)。

　　辜勝阻：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來賓，我演講的題目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制度安排和環境營造》。為什么要講這樣一個題目，我昨天剛從寧波回來，寧波現在準備用五千萬培養1400名“喬布斯式”的領軍人物，所以一下子引來了網民轟動。有人問，中國有沒有喬布斯產生的土壤？有人說如果喬布斯在中國，八成搞房地產去了。幾年前我到中關村調研，中關村有一位資深民營高科技企業的老板跟我講，他這一輩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沒做房地產，搞高科技非常辛苦，不賺錢，而且每天很糾結。我們也看到很多民營企業，相當大的比例都在做房地產。還有人說，喬布斯如果在中國，可能連工作都找不到，因為他沒有本科文憑。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我們現在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把蛋糕做大，不能依靠原有的通道，原有的路徑，要靠創新，創新關鍵要有喬布斯這樣的人物，因為喬布斯被稱為商業奇才、創新驕子，同時也是藝術的天才，他改變了消費模式，改變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僅滿足消費需求，而且引導消費，他的財富富可敵國，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怎么樣才有“喬布斯”呢？我們覺得要改良“土壤”，我們要有創新的文化，要營造環境，要制度創新。

　　前段時間講中等收入陷阱，有專家就說，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含義呢？哪一類型的國家沒有陷阱呢？貧困的國家，低收入的國家有貧困陷阱，高收入的國家有高福利陷阱。比如，歐債危機、美債危機都是高福利造成的。有人說中國是救歐洲還是救溫州？救歐洲，歐洲怎么樣救？所有的政客上臺首先要么加福利，要么減稅收，無論是加福利還是減稅收，都會增加政府的債務。我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沒有動力，經濟失去活力，貧富鴻溝加深所造成的一種現象。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去年講過，中國目前面臨的新問題是中等收入陷阱。亞行的行長黑田東彥到中國來，也講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時，保持可持續發展。林毅夫先生也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產業升級，其次要做好分配，再次要處理好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北大的副校長劉偉也講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創新不足。清華教授胡鞍鋼講，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比較優勢下降了，社會原因是貧富差距，政治原因是改革不能深化。中國社科院的鄭秉文還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表現，比如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人口陷阱等。中國的人口陷阱表現為未富先老，老齡化和民工荒普遍化的問題，還有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老一代農民工給錢就加班，新生代農民工除了物質需求，還有精神需求。

　　人民論壇雜志就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曾做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三個阻礙因素為腐敗、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和分配難題。我認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誘因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做大蛋糕”的原有動力難以為繼。我國傳統的方式是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代價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我們是強大的制造，低端的設計，虛弱的品牌，巨大的排放，微薄的利潤。比如，Ipad售價500美元，富士康代工僅得到11美元，平均利潤只有2%。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1/12，日本的1/11，創新對經濟的貢獻是40%，而發達國家是70%。所以，有人講創新不足是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理想與現實落差很大。“十二五”規劃最精彩的地方是提高兩個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理想很好，現實落差很大。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長7%，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31%。我們現在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但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日本的1/10。人均GDP超過4千美金也不能反映真實水平，背后是嚴重的貧富差距，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已超過警戒線。

　　怎么樣解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做好制度安排和環境營造。

　　一要改良“土壤”，營造有利于人才成長的環境。十六大報告中有一句話非常精彩，要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現在看起來和現實相當遠，我們現在做得很不夠，沒有這樣的環境，打造“喬布斯式”的創新領軍型人物迫切需要營造良好的環境。

　　二要做好有利于人才發揮作用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和技術的問題上，制度重于技術。當前，中國不缺創新的要素，無論是技術、人才、資金都是不缺的，但是我們缺少的是把要素集成起來的制度創新。

　　三要培育創業創新文化，使創新成為一種習慣。文化是一個社會創新的基因。我們不缺少科技型的企業，但是我們需要和創新相匹配的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和創業文化。美國硅谷的創業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是寬容失敗鼓勵冒險，我們的文化是以成敗論英雄，所以這樣文化的沖突，很難形成讓創新人才成長的土壤。

　　四要將創新的國家意志轉化為企業行為。當前，我們不缺乏創新的國家意志，有人講轉變發展方式已經講了幾十年了，但是很難創新，創新的問題幾十年前就認識到了，但是現在現實和國家意志還是不一樣的，最需要的是把國家的意志轉變為企業的行為。我對大量的科技企業進行調研，總結出科技企業之所以缺乏創新有四個原因：動力不足，不想創新；風險太大，不敢創新；能力有限，不會創新；融資太難，不能創新。怎樣把國家意志變為企業行為，政府應該解決這四個問題。

　　五要在“人口紅利”消失后，依靠改革和創新形成的“制度紅利”推動經濟轉型。從低收入國向中等收入國家的邁進，我們靠的是“人口紅利”，有人說改革開放30年，第一個十年靠“人口紅利”，第二個十年靠國有企業“改革紅利”，第三個十年靠開放，靠加入WTO十年的“開放紅利”。總的來說，主要的因素還是“人口紅利”。下一步，向高收入邁進，要靠“制度紅利”。我調查了幾百家企業，利率、匯率、稅率、費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讓金“三金”，原材料進價和資源環境代價“兩價”九種因素疊加推動企業成本直線上升。十年前加入WTO，廉價勞動力是我們的武器，十年后我們發現中國制造不再便宜了，在中國制造不再便宜的環境下，我們必須要走創新之路。

　　溫州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高利貸化，民間資本熱錢化，大量民間資本，錢多，人急，大家想賺快錢，房價高企，導致兩個“癌癥”：高利貸和高風險。但是溫州問題背后實際上是實體經濟的空心化問題。美國為什么爆發金融危機，因為美國實體經濟空心化了，制造業空心化了。我們也要防止制造業和實業的空心化，溫州問題正折射出我國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空心化。中小企業老板跑路，大老板移民。據有關統計，約27%的人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而正在考慮投資移民的占比也高達47%。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靠改革。首先，要破除改革設計的“碎片化”，應系統設計、通盤考慮，打好政策“組合拳”，防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標的“應急化”。要有長遠的戰略目光，抓住和解決事關長遠的重大問題，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門層面的“小修小補”，以致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許多老問題久改不革、新問題層出不窮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動主體的“部門化”，防止讓既得利益者設計改革和推進改革，防止部門利益對改革的鎖定。比如“新36條”允許民間資本來發展小型金融機構，但是最終形成“上面放，下面望，中間一個頂門杠”的執行難情況。

　　未來，最重要的改革有三項：一是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拓寬投資渠道。當前不僅要解決融資渠道的問題，而且要拓寬投資渠道，解決大量的民間資本彷徨、糾結，錢沒地方投的問題。二是進行財稅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進行金融體制的改革，構建多層次融資體系。通過三項改革創造制度紅利，使我們的國家從中等收入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