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陳繼勇（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1年11月26日，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1)頒獎典禮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隆重舉行。圖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陳繼勇。

　　陳繼勇：很高興作為主辦方之一，來這里交流一些看法。上一次在人民大學談到了海峽兩岸合作框架協議問題，這次和大家談一談歐洲債務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從08年爆發以來，到現在經過幾年的演化，在世界經濟動蕩不安，世界經濟發展相當蕭條的背景下愈演愈烈，法國總統薩科齊非常著急，積極在G20進行協調，我國主席胡錦濤訪問奧地利之后，馬不停蹄趕到戛納，就建立公正合理的治理世界經濟的機制發表了稿件，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應該說經過這幾年來，看不到光明的前景。歐洲債務危機，對于歐元啟動以后的規定，是兩條，一條在制度設計上，總債務超過GDP的60%，財政支出不能超過GDP的3%，大家現在看一看，歐元區這些國家絕大多數都突破了這個界限，總債務占GDP的比重大大超過60%，老牌的歐盟國家意大利已經超過了一倍，其他的國家也超過了，甚至有的更多。從債務占GDP的比重，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大大超過了所規定的3%。這種狀況就使得歐洲的經濟發展在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復蘇的時候是可以的，去年的情況不妙，尤其美國股權債務信用降低，兩個最主要的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停滯或者有二次探底風險交織下，歐洲的債務危機就愈演愈烈。

　　哪些問題造成的呢？歐洲的債務不管是希臘，原來已經破產的冰島和歐洲幾國都有一個共性，是什么呢？相關的政府沒有實施審慎的財政預算制度，過多的透支政策。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債務危機引發的國際環境，為了應對應急過后的衰退，擴大政府支出是必然選擇，面對財政收入有限甚至負增長直接導致了這些國家的收支失策。三是政府對債務提高的警惕性較差，缺乏明確合理財政計劃，使得債務不斷深化，最后引發危機。

　　談到根源的問題，過高的福利，福利占到GDP的30%，推高的財政赤字。勞動力市場僵化，創新法律增長緩慢，公共債務居高不下和高福利政策。

　　制度設計的缺陷，在歐元區里面超國家主義權力統一的貨幣政策和擁有主權的財政政策，設計的缺陷導致可能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遇到其他債務就會產生債務危機。

　　差異化的應該發展水平，由歐盟6個共同體到現在的27個國家，尤其東歐這些國家紛紛加入歐盟，南歐的國家加入歐盟，政治聯盟與經濟承受能力之間嚴重不匹配，再加上北方和南方之間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德國經濟發展比較好，但是歐洲內部經濟發展不平衡也造成了債務危機。

　　歐洲的債務危機爆發以后，對世界各國應該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美國是一個國家，這里是27個國家，我覺得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第一是投資者的信心下降和金融市場的振蕩。從圖表當中看得非常清楚，國際市場的股權市場和中國的股票市場都是一樣的，就像過山車一樣，世界經濟的發展前景非常不明確。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尤其是今年以來，今年第二、第三季度以來非常明顯。

　　第三，世界經濟衰退風險加大。中國也是如此。第三季度的增長率和第二季度和第一季度相比也在下滑。

　　第四，歐洲美國和主權信用危機降低，相互激蕩造成的沖突，美國有占領華爾街運動，最后以清場結束。歐洲現在更為復雜，歐洲是27個國家，原來最穩定的北歐，由于歐洲債務危機在德國、意大利也爆發出了占領歐洲央行的抗議活動，而且提出寧要馬克不要歐元的呼聲，希臘、葡萄牙、英國、意大利等直接導致歐洲債務危機兩個國家的政府，意大利的政府和希臘的政府不得不辭職下臺，社會動蕩急劇加劇。

　　歐洲債務爆發和影響對我們有什么樣的啟示呢？首先要看一看歐洲未來的發展方向，由于歐洲債務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構性的矛盾，債務危機的考慮，歐洲改革形成兩個不同的道路，一是一體化進程加速，將財政政策也統一到歐元區，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也就是說要找一個超國家主權的貨幣政策，超國家主權的統一的財政政策，絕對不是一個很輕松的事情，達成這個協定是路漫漫其修遠兮。第二，一體化競爭將不符合歐元區成員國標準的國家開除，建立歐元成員國的退出機制，希臘要公投，但是希臘政府總理搞了小兒科，我們就公投吧，一公投就是攪局了，公投是否在歐元區內？不行就出去，這是原則問題，什么公投不公投，當然沒有攪局就下臺了。

　　歐洲的債務危機，尤其是希臘，冰島破產就破產了，冰島不是歐元區的國家，但是希臘是歐元區的國家，希臘一旦倒過去，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發生。第二，意大利有沒有救？意大利的情況大家也看到了，公共債務占到GDP的120%，財政赤字也大大超標，它是否值得救呢？如果說救它，發生債務危機問題，它已經是債務危機引爆點，它是老牌六個國家之一，德、法、意，他排在第三，在歐元區是第三，它有沒有救？其他歐元區愿意不愿意救它呢？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現在漲到了一萬億歐元，希望把這件事情處理好，我的觀點是，如果說希臘的問題處理不好，引發意大利的債務危機，一旦爆發債務危機，歐洲的情況不太好收拾了。我們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

　　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和歐盟，中國和美國經濟關系是相當緊密的，按照傳統統計口徑來看，中國對歐盟、中國對美國具有巨額的順差，絕對不能用文化大革命的觀點，如果他們都下去了，中國必然好不起來。

　　第一加強政府債務風險管理，穩定的債務結構，使國家更少受金融危機風險，維護其他經濟部門穩定發展。一方面穩健債務管理政策和穩健宏觀政策和經濟刺激方案相一致，我們國家進行審化體制改革和調整。另一方面確定政府債務風險臨界值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夠在某一方面的改革單兵突擊，這是第二。第三，在外匯投資方面，怎樣化解風險提高我們的效益，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四，調整結構，拉動內需。鄭會長講到拉動內需的問題，中國拉動內需關鍵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想消費沒有錢，如何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地區收入差別擴大的問題，使個人消費從現在的34.8%能夠漲到55%，把我們的投資降到25%—30%，我想這樣是最好的，恐怕要通過深化改革實施。第二個就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美國對我們要求升值40%，1978年我們是1個美元兌換1.3人民幣，九十年代1個美元兌換到7.8個人民幣，現在升值到6.35人民幣，按照中國的經濟實力，提出人民幣大幅度的升值，升值是必然的，但必須小步快走，每年3%，最高不要超過5%，如果說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的人民幣不國際化是沒有希望的，中國人民幣不斷升值，3%—5%中國的企業接受得了，升值40%，是不能接受的，中國在國際上可持續可協調地發展和和諧的發展，人民幣穩步升值，小步快快走，即使升到1990年的水平仍然有競爭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