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1年11月22日，由中國經營報(微博)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聯合主辦的“2011(第九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在北京舉行。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發言。

　　李揚：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非常高興一次又一次的被邀請參加這樣一個我們企業界的盛會。今天，我們從主持人到剛剛致辭都強調了一個“變”字，我借這個機會也同大家來討論一下變在國際和國內的表現。

　　我選擇的題目是“國內外經濟形勢正在發生變化”。在這個題目下討論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全球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第二個部分中國經濟增長格局或者已經進入了新時期。關于全球經濟問題，我想已經逐漸獲得共識，看起來從2007年3月份開始這次危機，短時間內可以看到。我們看到歐美債務危機持續發酵顯示出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長期波動和低速增長時期。

　　如果我們把眼界放的跨度大一點，我們用100年全球歷史來做分析和參照就會看到，在從上個世紀初到現在100年來發生了三次性質比較接近，影響力差不多大危機。第一次危機是著名的30年代危機，那次危機非常之深重，幾乎使資本主義世界滅亡了。而且那次危機之后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改革，福利國家成為他們的一個制度基礎，國家放棄了守夜人地位，對經濟進行了調控，理論上有了凱恩斯主義的產生。但是那次危機算下來恢復時期用了接近20年的時間。

　　第二次危機是上個世紀的70年代，那次危機也同樣是多重危機綜合，我們至少可以列出布林頓森林體系危機，黃金非貨幣化危機，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彌漫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滯脹危機，這些危機聚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經濟在70年代，80年代進入長期低迷時期，真正恢復是在90年代，新經濟興起之后。這次危機我們看到從復雜性，涉及的深度和光度而言足可和那兩次危機相比。

　　這次危機也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又經歷了一次國際貨幣體系危機，又經歷了黃金，大宗產品，已經蔓延到小宗產品危機，又經歷了一次全球債務危機。從這次情況來看，我們覺得這樣判斷是有把握的，這次危機恢復時期將延續很長時間。這次危機嚴重程度和30年代危機，70年代危機是可以相比的。因此，我們對這個變化要做好準備。

　　為什么說這次危機深重程度和上世紀30年代，70年代可以相比呢，因為非常深刻，廣泛涉及到經濟發展的方式，涉及到經濟結構，涉及到金融結構，涉及到財政平衡狀況。大家想這樣四個領域都發生了根本性的問題，經濟已經可以說病入膏肓了。問題嚴重的是，必須解決這些問題經濟才能恢復，但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又產生了新的問題。

　　所以，我們傾向于這樣來概括，造成危機舊患未除，在應對危機當中推出一些超量的，未尋常的措施，舊患疊加，使得危機充滿不確定性，充滿了障礙。

　　下面想進一步分析一下，為什么我們對形勢有這么一個判斷，是哪樣一些根本性問題造成了這次危機，從而使得這次危機恢復過程困難重重呢。首先我們看到在經濟發展方式上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們完全相反，他是消費主導，在我們這里天天要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國內消費為主，我們在努力。但是在全球經濟體作為我們的一個相反的表現，在發達經濟體是消費過度，消費過度超出了收入就要借錢，借錢如果長期持續越借越多就自然是債務危機，我們看到債務危機連綿不斷。

　　而且這些債務危機不是一個單獨的，發生在某一個層面，或者某一個部門的危機，是一個全面性危機，是一次公債危機和私債危機全面爆發。美國情況大家都知道次貸發生在私人部門，發生之后為了救助，聯署，財政部介入或發貨幣，或發政府財政債券，最終使得國家用自己的債務承擔了私人部門的損失，造成私債和主權債務危機同時并發。

　　在歐洲的情況演變路徑先從主權債務開始，由于歐洲特有金融體系，主權債務廣泛被私人持有，而且私人也是消費主導的。所以，在那里主權債務蔓延到私人債務，私人部門，也是私債公債同時并發。總之在歐美是普遍的，全面的一次債務危機。這個危機表現在很多領域，表現在實體經濟領域就是儲蓄率低下。因此，我們說要想解決危機就必須提高儲蓄率，但是大家都知道提高儲蓄率是一個經濟緊縮過程，于是就產生兩難矛盾。要想最終走出危機，就必須提高儲蓄率，但是提高儲蓄率的過程不僅痛苦，不僅困難重重，而且本身就是一個緊縮過程，會阻礙經濟恢復，這個問題很突出。

　　我們看幾個指標，這是OECD國家儲蓄缺口。可以看的出來，從80年代初開始，整個發達經濟體作為一個總體都是負債的，儲蓄不夠。中間在97，98這兩年稍微又恢復一下，大家知道克林頓時期美國在長達40年來只有這兩年是財政盈余的。但是，很快又被上來一個小布什給折騰掉了，于是整個儲蓄率繼續下降。美國儲蓄率大家也很清楚，是不斷下降的一個趨勢，是毋庸置疑。歐洲區13國也是相同，總之歐美儲蓄率不高，要想恢復經濟必須提高儲蓄率，現在看來這個事情，因為危機現在正在向深重方向發展，提高儲蓄率目標都提不出來，雖然這是一個必要前提條件。

　　表現在金融領域，那就是杠桿化，過度的杠桿化。出去它是危機的原因，就必須去杠桿華才能夠得到經濟恢復。但是去杠桿化，無非就是提高資本金，就需要籌集，資本金從哪來？這個問題非常突出，我們待會在講外國的事情，下面我們企業家們也都有感觸，在中國要增加資本金談何容易，不容易。而且，一個國家作為一個總體去杠桿化是一個實體經濟的活動，不能考慮印鈔票來降低杠桿率，因為印鈔票本身是提高杠桿率，有歸到全面儲蓄率是否能提高的情況上。

　　另外一個我覺得特別值得注意的，這次危機中顯示出去杠桿化的過程是一次修復資產負債表的過程，這是一個新的理論研究熱點。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有了幾代國際金融危機模型，這是一個最新模型，就是資產負債表沖擊的模型。他講的大意是什么呢？危機是因為各個主體都是負債過高，表現在資產負債表中資本金不足，大量資產靠借貸來予以支撐。這時候如果借貸市場出了問題，所有經濟周期就出問題，包括實體經濟部門，企業，居民，包括發鈔票的部門，中央銀行，法國運營信用的部門商業銀行都有這個問題。

　　于是，恢復過程就是一個修復資產負債表的過程，就要減少負債，減少資產，提高資本金。如果這個過程是一個大家都要做的事情，就出現了一個非常令我們頭疼的現象，過程這個現象在日本出現過，現在全球都出現了。就是一面政府當局為了救市，為了使得經濟恢復拼命的，超量的，非常規的發行貨幣以至于造成泛濫。另外一點貨幣進入經濟之后，進入微觀經濟主體之后拿在手里，用來修復資產負債表，在企業不去擴大生產，在銀行不去增加信貸，在居民不去增加支出，這就是貨幣泛濫，信用萎縮。

　　我們可能當今美國，歐洲出現的就是這個情況，QE3，QE5都是值得期待的，金融主體拿來之后就修復自己，這個問題非常討厭。當然還有巴塞爾III也是提高核心資本充足率，本質上也是一個修復資產負債表行為，這個對于世界經濟恢復是不利的。這就涉及到過去沒有大規模發生的現象，非常值得關注。

　　那么債務危機表現在財務領域更加一目了然了，赤字占GDP的比重以及債務占GDP的比重都超出了人們公認的警戒線，而且超出很多。于是經濟恢復的必須條件就是要平衡預算，平衡預算就需要減少支出，增加稅收，一減少支出就開始有社會動蕩，增加稅收也會有社會動蕩。我們看到現在連綿不斷在發達國家群眾游行，抗議，罷工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平衡預算是很難做到的，現在有的政府被迫要投信任票，冷靜一點都知道要平衡預算，否則經濟不能恢復，但是平衡預算誰都覺得不能減少支出，不能增加稅收，那靠什么呢？這也是一個兩難境界。

　　我們說從實體經濟，從金融，財政來看都是兩難的，要恢復經濟必須要恢復正常，恢復正常過程困難重重，阻撓重重，而且是一個緊縮的過程。我們在看這樣一個事情從全球眼光來看，全球來看發生在發達經濟體這樣一些問題，長期延續是因為有一個全球經濟格局存在著。在全球格局中有這么一些國家，發達經濟體過度消費，有中國這樣的國家過度節儉。他那邊要借錢正好我們外匯儲備就增加了，要在全球這樣一個眼界下來判斷經濟，必須看到我們之間相關聯。

　　這種情況又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一些重大變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進行改革，蘇聯發生巨變，原先這些和資本主義體系基本上是平行運行的一些國家突然進入了市場體系，進入這個體系之后，使得全球格局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分工發生了變化，生產鏈進行了重組。結果是什么呢？形成了新的中心外圍結構，中心是世界發達經濟體，他們生產各種高端制造業，生產服務業，生產金融業。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世界的中央銀行，世界的投資銀行，世界的對沖基金，他們做這些事情。

　　而這些發展中經濟體作為外圍，以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為代價從事傳統制造業，并被動接受各種關于“國際慣例”，“最佳實踐”，基于發達經濟體實踐和價值基礎之上的規則，標準，和秩序。想一想我們接觸太多了，動不動國際慣例你就得執行，現在我們發現這個慣例不對。但是，這種情況也延續了一段時間，但是發展中經濟體，特別中國在這個背景下興起了，隨著新興經濟體在高端制造業，服務業，金融業等各個開始對發達經濟體提出全面挑戰，這種全球格局已經難以為繼了。

　　我們說難以為繼表現在兩個方面，從兩個方面看。從實體經濟領域來看，發展中經濟體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渴望超過一半。我們看這個圖，這個圖刻畫是在2013年就會發生這樣一個歷史性轉變，這在過去是沒有過的。那么，發達經濟體在全球GDP的比重中已經開始下降。如果安全現在整個發展中增長7%左右，發達經濟體2%左右，這種情況再延續若干年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況是可想而知的。更重要的是在另外一個層面，在金融領域我們知道每一次世界危機最后集中表現在金融領域，每一次都是債務型危機，債務危機總要有人去整，過去格局陷入債務危機是發展中國家，拉美，亞洲金融危機，韓國，泰國等等，整他們的是發達經濟體，美國資本，通過債務重整發達經濟體一次又一次加強了在金融上對于發展經濟體的控制。

　　這次情況不同了，陷入債務危機的是發達經濟體自身，而且他們還握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他陷入債務危機。他現在需要誰去救他呢？需要我們去救他，我們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窮國去救他。所以，現在中國格局變化很大，中國代表團到哪去都最受歡迎，首先談的事情你買不買我的債。這種格局是過去沒有過的，如果說這樣的話，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領域中話語權，影響力當然會提高。我們想在實體經濟領域中有此消彼漲，在金融領域中債券人，債務人異位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個情況我想逐漸已經被大家認識，我們這里面列舉幾個認識，來印證一下我們對這個問題看法。去年9月份美國一個研究報告認為這個危機還會延續很長時間，引用他們話至少有10年過度期。今年，大家要關注一下，我也寫了一篇文章，關注一下今年美聯儲召開兩次會議，推出一些舉措，這些舉措只是在歷史上發生長期簫條的時候才會有，特別是“扭曲操作”。這說話聯署對美國經濟恢復的前景是缺乏信心的。歐洲的情況很糟，現在是接連不斷在采取措施，但是接連不斷出現更大的問題。最新情況歐洲中央銀行原來奉行絕對不為成員國的赤字來提供資金的，現在已經開始決定印鈔票了。

　　說真的，如果在此之前我對歐洲中央銀行還滿懷信心，認為歐元區不會解體，不會有重大受挫。那是因為他始終堅持著貨幣政策不為財政買單，財政赤字買單。他現在放棄了這個基本原則，他以后會怎么樣，前景已經挺難預料了。即便如此，情況還在發生變化。意大利債務就十幾萬億歐元，這誰去替他買單，即使我們想去拉兄弟一把，也是心有余力不足，我們就3萬多億儲備，歐洲問題比美國問題更為復雜。

　　因此結論就是，全球經濟增長會進一步放緩，我們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已經開始下調了經濟增長預期，并且警告如果不采取全球協調行動，歐美經濟可能會出現嚴重衰退，經濟可能10年內無法增長，這是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直接說出來的。

　　我們看看有一些證據，這是全球主要國家，17個國家以及全球總和制造業PMI指數，現在都不要解釋，一看全體一律下滑。這種下滑預示著經濟下行的趨勢，這種趨勢是有三個原因造成，一個需求面歐美債務危機持續發酵，加上GDP通脹高起，抑制了全球制造業增長動力。第二在生產層面，包括原材料以及能源價格，勞動力成本上漲之間導致企業負擔加重，利潤下降，再生產的信心受損。第三在政策層面，從07年開始就折騰，無所不用其極，十八般武器全上還是沒有解決問題，現在各國武器庫里已經沒有彈藥了。

　　所以，有一個判斷制造業活動在50點上下徘徊可能會成為較長時期的一種常態，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問題，全球經濟看起來已經進入一個長期低迷的時期，為此我們要做好準備。

　　我們再看全球經濟下的中國，我們的標題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格局或進入新時期”，這個判斷還不敢非常確認。但是，有些跡象已經顯示，我們首先看由于全球經濟低迷，對中國最直接的影響是什么呢？就是我們的出口受到了限制，今年已經很清楚的看到我們不再能夠依賴出口來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一個重要引擎會逐漸失去它的動力。當然說起來從增長校對來說，這不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從更根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說，這是我們值得歡迎的，而且期待已久的一個新時期。

　　我們知道過去我們老是說有所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問題，什么叫做不可持續啊？兩個不可持續，一個是說過度依賴出口這種增長方式不可持續，第二過度依賴投資這種增長方式不可持續。現在看來過度依賴出口這種增長方式，用外在壓力告訴你不能持續，我們應當歡迎這個過程。當然這里面我們還是要體現出兩難，前面我們說世界經濟兩難，發達經濟兩難，我們其實也是兩難。你要接受我們這樣一個追求科學發展的道路，你就必須接受一個相對低的經濟增長速度，現在這個事情已經面臨著我們不能葉公好龍。

　　我們下面看一下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趨勢已經顯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運行實驗室長期跟蹤分析宏觀經濟形勢，有一系列的預測，這些預測國內外主要預測單位都有相同的看法。值得說一說，實驗室有一些領先指數和一致指數，這在國內還是比較領先建立這套指數，這套指數也顯示有輕微下降趨勢，而且這種趨勢和PMI趨勢是基本一致，互相印證的。因此，我們覺得經濟下滑的趨勢已經有了苗頭。

　　我們下面從三個層面再看，構成需求三個層面看。國內實際消費是實際上是下降的，今年下降比較多，我們說實際上也要扣除物價之后。物價上漲速度快，汽車銷售下降，新房銷售面積下降，導致家電，家具，建材消費是造成實際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當我們把提高國內消費作為目標提出的時候，我們應當清楚的看到，消費主要是居民的校尉，因此國內消費要想有一個增長，首先必須居民收入增長。也就是說，這個消費問題看起來表現消費領域，實際上是國內收入分配中，而這當中居民收入占比沒有變化，在這當中如果提升居民消費比重，與之對應第一是政府收入上升，第二是企業收入上升，政府收入上升你到底歡迎還是不歡迎。

　　今年我們預算收支，政府收支又會有一萬億的超收，怎么評價這個事情？如果講企業，從經濟學層面涉及到資本與勞動力關系，資本對于勞動在收入分配上基于強勢地位，這兩個趨勢能不能扭轉，如果不能扭轉，所謂居民收入比重上升很難實現，上升不了我們國內消費要想成為主導因素這是不可能的，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是貿易順差，貿易順差今年是比較顯著縮小。1-10月是1千多億美元，預計前年1600也就不得了，這是很少有過，最近這些年很少出現這種情況。這樣一種情況使得我們一下子就，我們貿易順差占GDP比重一下子落在4%以內，今年大概是在1以內，這樣一個水平。大家知道4%是我們一個心頭之痛，在G20首爾會議19：1，19個國家逼中國表態，你同意不同意把你的貿易差額給我們順差，把你的順差壓在占GDP4%以下，我們最后也沒有表現直接接受，我們接受是貿易項目，其他經常項目，對經常項目子項目我們接受，對于總和4%我們還是不能接受，因為我們覺得這個規定達不到。

　　現在看來不經意間達到了，可能會長期持續。如果這樣的話，進出口對于GDP的增長貢獻就會很低了，大致保持0點幾的水平。長期以來我們保持在1.5左右，如果從1.5降到0點幾，對我們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個投資，正如我們這個標題所顯示增速正在下滑，有很多原因。制造業投資下滑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以前我們靠的是的“鐵公基”投資，隨著高鐵出事投資不太容易可持續了。我們和銀行的研究人員交流，他們說在銀行看來傳統大的制造業，大的商業性基礎設施投資3，5年就到頭了，沒有東西再頭了。于是我們就需要轉向城市基礎設施和住房，而這個領域現在正陷入僵局。目前我們還不好說向什么方向發展，我們覺得今年的情況，很重要是因為今年啟動1千萬套社會保障房投資，社會保障房這個問題現在看起來也是問題重重，住宅建設部頭一天公布已經超額完成1千萬套，可見這里面有好多問題，最重要就是錢從哪來。

　　我們注意到在社會保障住宅這個領域中，他的投資模式復制了我們現在正在整頓地方融資的模式，中央給一點，一個指標給下去讓你地方去籌。地方財政沒錢你去借錢，就在這個口袋里，到最后絕大部分都是銀行貸款。如果說這個銀行貸款所支撐的這個項目沒有商業可持續性，到時候又不能還款在銀行就是不良資產，和地方融資平臺是一個邏輯。我們覺得作為地方項目投資，在四季度面臨下滑趨勢，如何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如何處理好融資平臺問題就成為決定我國投資能否保持的一個關鍵。物價已經見底，我們判斷類似上半年上升的局面很難出現。

　　今天早上從家里出來的時候電視臺在播豬肉價格又下跌，一漲大家都漲，一跌一直跌，國外也跌，國內也跌，跌的不可收拾，順便說一下中國物價上漲是很復雜的，簡單說都是流動性造成的那是不解決問題，非常復雜。

　　一個總結性的看法就是，國際上出現美國經濟增長放緩，歐洲債務危機惡化等不利因素。國內一系列緊縮政策疊加造成了增長出現減速，進一步判斷就是形勢看來已經發生變化，調控重點致力于物價上漲和經濟增長之間尋求恰當平衡。我注意到我們經濟報還有一些敏感媒體說控制物價上漲已經逐漸淡出第一位調控目標，我同意這樣一種判斷。

　　這個時候面對這種情況就應當強調我們的前瞻性和靈活性，事實上面臨目前這么一種情況很復雜，前所未有，中央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已經體現出前瞻性和靈活性。我們看貨幣政策，大家知道貨幣政策今年我們年初確定目標是7.5萬億新增貸款，到了10月份的時候才5萬億左右。根據這十幾年來的模式，貸款都是年初拼命發，下半年基本上不太發，11月，12月基本上根本就不放，現在的情況是11月份新增貸款可能會有5，6千億。

　　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建議已經被采納，在后兩個月適當放松流動性緊縮力度，讓新增貸款增加，這個措施已經有了。至于法定準備金率，利率等等，因為形勢還沒有明朗到那種程度，還要看一看。財政政策，適當增大財政政策力度，采取多種措施減少稅收，這點措施都在采取。特別是浙江債務危機發生之后，財政一方面增加支出，一方面減少收入，刺激力度還是可觀的。

　　我們轉了一圈之后，對于中國來說投資仍然是關鍵，所以，處理好投資問題，一方面處理好投資總量必須有一個適當增長。第二，在這樣一個增量得以保障前提下，優化我們資本結構，這個問題我記不太清楚，至少在我們經營報辦的一些會議上說過這個事情，我特別憂慮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說以前憂慮是因為我專業釋然，我是做金融，我看錢都是不同的錢，穿著不同衣服，穿著股票，穿著債券，貸款形式是不一樣的。這次危機告訴我們錢恐怕有一個如何用的問題，因為錢太多了，而且形成負債的話，那就是高杠桿率，高杠桿率造成的危機。

　　這次危機進一步的，而且用一個生動的實例告訴我們資本結構至關重要。我們其實不妨回憶一下30年代危機的時候，那時候美國一個經濟學家分析有一個很著名的話，“問題不在于過度投資，也不在于過度投機”，我們經常投資太多了，投機部分太多了，特別講房地產的時候，問題在于過度負債。他把問題集中在資本結構上。因此，危機之后，對這點應該有非常清醒的認識，我們支持經濟增長，支持投資，要講究用什么性質的資金去支持他，或者在說的更結合中國的情況，我們不能一味的依賴信貸資金，不能一味依賴借款去增加投資，去促進經濟增長，如果那樣的話美國債務危機依然如此。

　　問題是，如果金融體系銀行主導一定是這個樣子，一定是債務融資為主。這種情況導致金融體系中股權類資金供應嚴重不足，這使我國投資領域和生產領域中普遍存在資金結構失衡問題。如果工業化還可以，相對投資周期短，而且經濟效益是能夠看的出來。一個鋼廠投下去，現在鋼鐵不夠，一個鋼廠投下去馬上賣的價格很高，立刻就還款，借錢倒也無傷大雅。問題我們如果全面轉向城市基礎設施，轉向居民住房，環境保護，醫療衛生，教育，休閑，娛樂這些商業模式都不確定，因此商業可持續性是大可存疑的這些領域的時候，又借錢就不合適了。

　　我覺得現在問題主要在這里，他會有期限錯配，會有杠桿率提高的問題。所以，我們覺得中國下一步資金結構失衡問題應當解決。結構失衡集中體現在地方住宅和保障性住房。因為從資金結構上來說，從資本結構上來說，都是提高杠桿率的一種投資方式。另外作為印證，近來國外一些研究者“唱衰”中國經濟，也是說你地方融資平臺會出問題，你保障性住房投資會出問題。看起來大家，國內分析也逐漸的聚焦了，中國消費比較平穩，中國外需逐漸萎縮，靠投資，投資現在從逐漸支持工業化轉向支持城鎮化，城鎮化住房為主，而住房和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結構，由于長期存在著這樣一種扭曲，現在更覺得有問題。

　　因此，調整投資資金結構，改變中國資本結構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如果把問題提到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看一看，迄今為止中國在資金配置，包括財政和貨幣資金配置存在著三個偏頗。第一是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關系上，偏重于政府主導。在中央和地方財力分配上中央集中過多，在資金供給結構上，過于倚重債務性資金，這三個問題必須解決，如果不解決，美國這次危機慘重教訓，我們應當汲取。

　　于是就有一些簡單建議，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覺得應當強調推動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成熟基礎設施，進入保障性住房建設領域。現在我們看到從中央到地方都開始在推進這個事情，當然要想做這個事還有一系列周邊環境要理順，但是已經提出這種。同時，我們覺得應當明確城市基礎設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設，主要應當走市場化的路子，而不能靠政府，包括用市場化手段解決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時間關系我們不展開說了。

　　在中央和地方關系，看起來我們又需要重新塑造一次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十二五”提出是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財力關系，我覺得這恐怕是不夠的，財力是不動體制，現在看起來要動體制，要調整財權關系，而不僅僅是財力關系，現在財力調整靠的是轉移支付，大規模轉移支付，控制權在中央政府手里，加強了行政干預的力度。第三就是權益性資金和債務性資金關系，通過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我們看到幾十年結果越發展比重越小，也許我們思路上有點。

　　在我看來我們過于偏重發展資本交易的市場，主板，小板，二板，創業板，這個板，那個板，板板都是交易。我們在中國最重要，最缺的是資本形成。所以，我們發展資本市場思路應當遷移，遷移到資本形成，有資本形成再談資本交易可能會更完整一些。另外，像發展各種各樣，通過金融創新手段來，比如說像把債務性危機轉向股權性資金，各種各樣集合投資，PE等等都有這個作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發展支持股權投資各種各樣金融創新是我們下一步金融改革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我今天就講到這里，總之我們呼吁一下我們這個主題“世界在變化”。從全球來說世界在向著有利于我們方向變化，在這樣變化背景下中國自身也需要變化，否則我們抓不住這個機遇，這個變化我們知道“十二五”規劃等等都在精心籌劃，落實“十二五”規劃，落實中央一系列調結構，轉方式戰略措施是絕對必要的，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