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全球年會”于2011年11月8日-10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全球金融架構的改革”論壇。

　　以下為演講實錄：

　　羅蘭德：我是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局長。今天上午聽到了非常不錯的報告。我們必須開始從國內環節出發，立足國內，這樣的話，能夠提出一些宏觀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愿景。然后才能形成國際層面的一些意見。這點在剛剛結束的20國峰會上也提到了這一點。另外一方面，我們要在國內監管體系方面進行調整，剛才Kenneth W.Dam先生也提到了這點，我們必須要把那些監管的名義落到實處，然后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又提到了美國一些具體的例子，我非常榮幸有非常不錯的嘉賓參與到接下來的50分鐘左右的探討中。我們現在有請嘉賓到臺上來，有請IFF顧問、阿根廷前財政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羅先生。您親自見證了阿根廷金融危機之后，提出了一些力挽狂瀾的一些解決措施。

　　第二位嘉賓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李昌鏞先生，李昌鏞先生不光是知名的學者，也是20國峰會中非常重要的智囊團，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同一框架下整合，我覺得非常出名，也是亞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實際上也代表了當前銀行對構建全球金融框架的一個看法。

　　第三位嘉賓是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奧特曼。西門斯，也在德國任過職，在德國任職期間，他希望能夠構建一個將東德和西德經濟在冷戰后進行整合。在這個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當時在東德和西德在經濟融合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的情況，他在這個方面提出一些思路，解決了一些技術難題。

　　第四位嘉賓是西班牙對外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艾麗西亞。加西亞。埃萊羅先生，他不光是經濟學家，更重要的也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過職，也在歐洲中央銀行任過職，現在在一家商業銀行供職。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有這么豐富的履歷，非常感謝您參加我們的討論。

　　第五位是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執行長官馬克。讓先生，他也是經濟學家，他在伯克利和哈佛大學深造過，他也構建了全球的金融框架體系，也希望在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構建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后一位是張紅力先生，他是中國工商銀行的副行長。從中國角度來說，他有非常不錯的銀行背景，更重要是在國際層面上，像高盛，包括一些國際銀行方面有非常多的履歷和任職經驗，他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怎樣將原則落到實處。在我看來，這也是前幾位演講人提到的，監管原則固然重要，但是落到實處更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請多明戈-卡瓦羅先生談一下。你曾經在危機中被人稱為英雄，在80年代經歷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機，這個也讓我想到了德國方面的一些經歷，后來您非常完善地解決了一些危機。這是2000年的事情。后來阿根廷發生危機的時候，您也力挽狂瀾，能不能介紹一下在構建全球金融框架體系情況下，您有什么樣的看法？

　　多明戈-卡瓦羅：實際上在阿根廷，我處置了不是兩例危機，而是三例危機。首先第一次，通貨膨脹。當時89、90年的通貨膨脹，在91年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美聯儲之下解決的。第二，在95年阿根廷遇到了經濟危機，作為墨西哥危機的副產品，當時阿根廷也未能幸免。我們在三個月內儲備消耗了25%左右。后來在三個月之內，我們其他的也下降了20%左右。銀行存款下降，可能會達到20%左右。大家可以看到，當時是一次非常舉步維艱的金融危機。這點和20年代，特別是30年大蕭條前的美國銀行特別相似。但是美國花了三年才使得銀行的儲蓄下降了30%左右。但是別忘了，在一個季度之內，銀行存款下降20%左右，我們很快就把那些危機給克服了。我們能夠克服它因為我們得到了IMF的支持。

　　我們也認識到一點，當時出現了流動性問題，并不是一個償付能力出現了問題。因此，國家必須進行良好的改革，他們給我們提供了一些融資，當時阿根廷有一些資源，但是到95年的時候或者96年的時候，后來就恢復了快速發展的態勢。

　　第三次危機就是2001年、2002年的危機，那次危機，實際上和現在歐債危機非常相似。這樣的話，也是跟我們的監管框架體系息息相關。我們沒有辦法很快克服經濟危機，我們需要相應的救援計劃。如果說沒有救援計劃的話，我們現在流動性輸入就沒有辦法克服危機。后來我們對銀行進行了重組，克服了危機。一開始沒有解決那個問題，因為一開始阿根廷的情況跟其他國家完全不一樣。在整個重組國內銀行體系過程中，我們沒有從外面獲得相應的信貸資源的支持。當時銀行經濟的基本面還是比較不錯的。這讓我想到了在經濟大蕭條之后的一點，我們必須要重新考慮一下阿根廷的金融貨幣體系，在任何一個國家，作為流動性的提供方，另外一方面，不光是保證系統穩定，還要保證金融的穩定性。你可以在短期時間內實現金融的穩定，但是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你不可能避免。

　　經濟危機的時候，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些解決方案的話，就會出現混亂。在混亂當中一切都有可能發生。因此，在我看來，如果說考慮到未來全球全新的金融架構體系的建立，你必須要在任何一個監管領域，必須要有央行，央行有法律和實際方面的作用。未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它旗下的一些組織，也應該有責任和義務來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穩定。在構建全球金融架構過程中，它沒有辦法提供一個框架來穩定全球的金融。因為，大家知道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曾經有一段時間出現了逆全球化而行的這么一個趨勢，甚至跨界金融方面的活動也在縮減。這實際上和全球化的趨勢是背道而馳的。

　　羅蘭德：謝謝您對幾次金融危機的介紹。剛才您提到了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必須要有強大的央行。另外在歐元區，必須在財政政策方面有強有力的財政政策制定者和流動性提供方。實際上在阿根廷，在危機發生之后，在幾年之后你們就解決了這個危機。當人們看不到危機解決的出路之后，他就會出現沮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國際清算銀行等等，你們對于剛才多明戈先生提到的國際組織的觀點，不光要看價格方面的穩定，還要看一下財政方面的權威性，您覺得這種思路對不對？

　　艾麗西亞-加西亞-埃萊羅：非常感謝能夠讓我表達我的觀點。基本上來說，我是同意多明戈剛才的意見。金融能力方面我們要很強，而且對于監管方面我們也要來進行很好的應對。另外就這一輪會議來說，基本上來說，我們由于金融所造成的危機，而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已經經歷了這么長時間，而且對于金融而言，看起來它好象是屋子里的大象一樣，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其實金融還是非常有益的。我并不是站在政治角度來這么說，而是我們不能忘記這點。

　　我也強調兩點，為什么說財政是有益的。因為對于金融來說，它有金融性，而且就它的本質而言，有單個公司有很好的項目，但是他們的資金不夠，需要得到融資。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有這樣的企業。現在進行的監管，尤其對于銀行是非常嚴格的，這就是為什么信貸規模比以前要小。我們知道杠桿是有益的，但是在什么地方我們要進行杠桿，因此，在不應該應用杠桿的時候應用，對于國際的組織機構來說，他們都能夠為我們提供相應的服務。

　　還有一點，對于金融而言，我們如果要控制它的話，它總是存在的，我相信中國的同事很了解。它之后脫離監管會有更多的問題存在，問題會更嚴重。我之所以說金融有益，是指對于好的項目來說，不應該由財政方面的一些限制。比如說對于跨境的借貸。跨境借貸聽起來好象跟實體經濟不相關，但是實際上它在很多方面都能夠作為一個指標，它主要是和貿易融資方面相關，不言自明，而且我們也可以看一下，像國際貨幣基金資質，它是我們的一個合作伙伴。我們認為對于十萬億美元資本流入，這是我們明年預測的，將會流入到新的經濟體。我們認為兩萬億的貸款也會流入到新興市場，將會發生很多跨境貸款，這個就是實體經濟的情形。

　　我們知道對于巴塞爾協議，它主要強調的是貿易的流動。我們也知道貿易已經在不停地進行流動了。有關的貿易數據，能夠展示出每個季度在全世界貿易的流動量。而且還有一些更新的數據，還有之前的一些老的數據，大家每天都看。如果在10月份出現了貿易流量20%的下降，大家可以理解它的意義。我們希望對貿易進行融資，而不是等到太晚的時候再這么做。

　　現在已經建立起了一些機制，我們有ECA，它比過去更強大一些了。我們把所有的機制整合在一起，因為金融對于經濟增長也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說它部分有害，我們一定要加以處理。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不同的金融體系。

　　最后一點，我們希望能夠就不同種類的金融進行區分，看一下哪些對經濟有益，我們對它進行加強，尤其是在應對危機的情況下。

　　羅蘭德：非常感謝您剛才的強調，您強調了金融的重要性，而且此次國際金融論壇召開，如果不相信金融的重要性的話，或者不相信貿易融資的話，其實會引起我們對貿易貸款方面的高度關注。對于金融來說，我們要發展高收入的國家，比如說像英國、美國他們進行了討論，他們希望對金融進行重新的調整，我想問一下，對于中國的金融行業，還有像您這樣的銀行，因為你們是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您覺得在未來，在實體經濟和銀行之間將會有什么樣的關系的演變？

　　張紅力：非常感謝，我非常愿意討論這個話題。首先對于金融方面的一些觀點的應對，對貿易要進行融資，每個銀行都應該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對于有關實體經濟和金融之間的關系這個話題。實際上在中國，我們總是不斷地引用鄧小平說的著名的話，金融是經濟的核心。

　　我們有很多詮釋的方法，但是如果我們只是要回顧過去12到15年，在全世界發生的兩次危機都是金融危機，98年、99年，我們當時出現了危機，最近又出現了危機。這一點能夠展示出金融在現在的世界是多么重要了。對于它說擁有的對經濟的支持角色，有的時候被忽視了。因為我們有一些銀行，大概有70%、80%的收入來自于貿易，他們主要服務方面得到的收入，但是從客戶那兒得到的收入只有30%，我覺得這種結果要加以改變。因為最終對于銀行來說，他們是為實體經濟服務，是為客戶服務的。最終對于銀行來說他們應該起著服務的作用，來為實體經濟進行服務。

　　對于多明戈-卡瓦羅先生提到的關系，我想做個應答。一方面問題沒有提到，它是政治性的。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其實很多都嵌入了政治的因素，對于政治家他們都是由本國所選舉的，可是對于經濟而言，它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地區性的，政治家是當地性的，我們希望采取一個長期的視角來進行業務。這一點產生了內在的沖突，它可能會來使得有一些討論停止，比如說應對財政、金融或者是一些地區性的，或者是國際性的組織，我們都進行了這樣的討論。但是卻終止了，我們應該從政治層面來加以處理，以便能夠來看一下這樣的初級金融是否應該存在。

　　羅蘭德：這一點非常重要，當我們提到經濟、金融的時候，我們應該加入政治的視角。因為它會引起大家來爭論。我們希望能夠得到一些政治的時間框架或者是得到一些經濟的框架，我們也希望采取長期的視角。對于政治家，他們是短視的，我們討論2020年、2030年的情況比較困難，這一點是我們在處理國際金融系統的時候要加以考慮的。您在韓國有過工作經驗，您在97年經歷了金融風暴，而且您也到過一些歐洲的國家，比如說在周日的時候滿天陽光，但是在周一的時候出現了風暴，現在你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這主要涉及到了有關融資和投資方面的業務，您就這方面的需求是怎么考慮的？比如說金融、投資以及經濟的發展，您覺得對于像在亞洲開發銀行的結構有什么調整？

　　李昌鏞：指的是在實體經濟和金融方面，主要是依賴一些戰略，我們要來進行具體內容的探討，就目前的危機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問題。因為有的國家他們實在是情況非常糟糕。因此，對于金融市場來說，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其中對于金融來說，它有著內在的價值。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地區的話，尤其是97年的韓國的時候，當時對于金融市場所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呢？比如說金融的行業被政府拿來進行作為一個管理的領域。所以，對于金融行業來說，根本沒有競爭。但是情況非常不同，在97年之后，很多亞洲國家意識到了銀行他們是壟斷金融行業的，同時由政府進行了嚴格的監管，之后我們對資本市場進行了開放，而且由于這次危機，我們得益于這次危機得到了比較開放的系統。

　　現在討論的話題是在亞洲國家，現在有一些趨勢認為金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監管很糟糕，我們認為有的想法是對的，但是在未來，誰來進行風險的管理呢？如果我們要把我們的國家從低收入發展到中收入或者是高等收入的國家，怎么做呢。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我的意思，一方面我們不能完全解除監管，很多國家他們從10減到5，有的國家只有1，但是他們要增加到5。對于很多亞洲經濟體來講，他們要恢復到10，不管現在是1還是多少。我覺得我們需要進一步討論。

　　現在并不是很好的時機來談論長期的話題，因為現在的危機已經起火了，我們必須要先滅火。正如多明戈。卡瓦羅提到的一樣。

　　多明戈-卡瓦羅：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我們首先應該滅火。如果你的房子著火了，你應該怎么做？就您的經驗而言，對于私營部門，對于各個企業進行合作，因為德國，有自己的一些做法，您覺得在實體經濟、政治家和金融之間有什么樣的一個關系？這是現在的關系，那么未來有什么變化？

　　奧特曼-西門斯：在德國我們也學到了教訓，我們國家有一個部分完全崩潰了。另外一個部分也出現了衰退，對于經濟活動發展速度，一般來說在90年代的時候放緩了，我們認為兩個部分的合并，但是它之后也造成了全球經濟蓬勃發展，我們相信全球問題應該得到解決，每個人都覺得很高興。對于金融領域解除監管，之后可能會造成大家毫無節制的過度消費，比如說消費者在歐洲過度支出，或者說會使得金融服務領域也出現過度的支出。而這就造成了現在的危機。

　　正如今天上午李先生和Kenneth W.Dam先生的發言，現在我們發現大多數工具是政府所擁有的，但是政府必須對這些工具進行重新的設計和重新調整。這兒有一個清單可以給大家展示一下，我可以給大家舉幾個例子看一下現在在什么地方，應該怎么糾正。另外給大家展示出各位參與者之間達成的協議是什么。但是我們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看一下如何就特定的議題進行糾正。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出現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我們已經明確了我們要加以改革，但是現在沒有形成政治的意愿或者是政治的理解，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在這兒就一一列出了。大家之后可以去看一下，其中展示出我們要一致同意做哪些事情，而且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一定要團結，而不是四分五裂。

　　對于沃爾克規則，我會給大家看幾點。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還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我要給大家介紹一下，首先是一些特定的國家，我們已經提到了要進行財政整合。這樣的話，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要有一些和其他公眾機構進行所謂斗爭的問題，因為有些時候，根據立法來講，我們要把那些在整個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違規形成進行披露，但是有時候很難落到實處。因為有時候很多國家很多國營企業，很難在不同機構達成一致意見。另外一方面，包括一些關稅壁壘的消失，將會使得一些勞工在跨界流動方面實現自由流動。在德國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在構建全球金融框架體系下，金融體系的流動非常至關重要。

　　另外一方面，我們還要額外采取財政方面的措施。比如說通過減少相應的一些薪資方面的一些支出。到目前為止，其實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是各個國家在這個方面在緊縮公共機構的薪酬，支出這方面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比如說我們可以通過公共采購的方式來減少相應的支出。但是我們需要相應的一些技術，使其能夠實現。另外一方面，減少跟國防相關的開支，還有社會福利方面的一些開支等等。所有一切都是在財政方面要做減法的。有一些時候我在這塊能說30到40頁左右，每天晚上看新聞的時候，都在電視上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貢獻自己的真知灼見，但是關鍵問題是能夠在公共和私人機構之間就一些削減計劃達成一致意見，這點非常困難，特別需要一些政治方面的意愿能夠實現。昨天拉加德在演講中也提到了，我們需要在各個政府機構棘手的問題進行投票選舉，大家不光需要真知灼見，更需要政治層面的東西來剔除壁壘。在舉步維艱的環境下，需要什么條件才能實現？我們提醒自己和同事們，到底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展。因為這樣能夠幫助銀行。有一些時候銀行持的觀點跟你們這個銀行可能不一樣，它必須需要一個綜合性的觀點。

　　有些時候，可能銀行在做債券發行的時候，可能做的非常之好，國家非常開心，因為它融到了一些錢，但是最后你會發現，交易風險到底在哪里，很難達成一致共識。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講，我們必須要對學習的曲線進行相應的調整，這也就是我們進行內部溝通討論的一個結果。這些幫助我們能夠在未來決策方面更加明智一些。

　　羅蘭德：你現在把我們的任務弄的非常復雜。有些時候我們作為決策者，我們有些時候睡一覺之后可能會提醒自己，你必須從一個地方具體的開始一些舉措的落實，我覺得具體落實非常之重要。為什么把你放到最后呢？因為你在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中，花了大很多很多精力，您覺得在此次改革中，一些重大貢獻到底體現在哪些層面？到底從哪些層面去改革？

　　馬克-讓：非常感謝，感謝能夠給我提供這次機會，邀請我到這個大會做嘉賓討論。我覺得就構建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已經醞釀了15年，從墨西哥危機發生之后，他們就討論一個新的架構。后來在亞洲金融危機、美國金融危機，還有2008年的大蕭條等等，這一系列的事情，警告我們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而且危害性越來越大。幾天之前在加拿大，在加拿大20國峰會上，大家也在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所發布的所謂戛納宣言，大家共同討論的一個問題，大家對于危機的全球性觀點來講，可能沒有達成一個一致意見，特別是關于流動性，包括在國際現有貨幣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大家很難達成一致性的觀點。

　　今天我們面臨歐債危機，歷史上第一次必須要了解一些歐債危機的影響，從全球基礎架構角度來分析一下，我覺得這些問題不光值得我們去思考，否則的話，可能歐元將會崩潰。因為大家知道我們需要了解一下歐債危機發生之后，如果不加阻止的話會有一些什么樣的影響和結果。首先最大的危機，就是歐債危機。歐債危機最后演化為銀行的危機，現在甚至轉化為政治危機。現在從歐元區危機轉化為歐洲的危機。剛才也有人提到了這點。

　　如果構建金融架構體系需要一定的時間的話，如果我們現在沒有把歐債危機解決，會產生什么負面影響呢？首先是歐元的崩潰。比如說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的話，可能會把一些國家，把小的國家從歐元區剔除出去。另外一方面，如果說在歐元國家退出的話，相當于在歐元區有一些退出機制。但是對那些退出國家，他們的銀行系統，可能會陷入快速的簫條。因為他們現在財政赤字非常之高，整個銀行系統，國內就坍塌了，沒有辦法獲取相應的流動性。這時候就會出現銀行的擠兌、信譽違約。剛才已經提到了，因為現在主要的一些歐元區國家，都出現了大量的財政負擔，因此他們會出現整體主權債務違約的特點。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講，整個歐洲銀行要做相應的一些這個方面的重組。如果說沒有辦法得到解決的話，歐洲銀行只能通過加印鈔票法方式來解決流動性短缺，這樣可能會導致歐元進一步貶值。

　　另外一方面，我們會對整個歐洲區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在20國峰會上德國總理也提到了相應的情況，如果說歐元區國家對自己的現有金融政策不進行緊縮的話，可能最終導致為了維護歐元區存在，把他們剔除出去。這也是做出的一些犧牲。

　　那些退出歐元區的國家，由于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沒有辦法對那些主權債務國家進行積極履約，德國和法國進行的討論，以便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流動性。到目前為止，大家對這個方面，特別對全球基礎架構，特別是歐元區的基礎架構的建立還是非常悲觀的。在90年代的時候，大家已經開始構架全球的基礎架構了。比如說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我們應該用什么方式來解決？哪個機構應該承擔起構建全球金融穩定性方面的重要角色？討論歸討論，最后大家還是沒有采取具體的措施。到目前為止，在整個全球金融架構要進行相應的調整的話，可能新興發展國家做出了一些努力，到底我們的經濟是否能夠進入更大的蕭條，這樣取決于我們是否有非常強有力的央行，包括對財政體系進行重組和構建。要確保歐元區的一些國家承擔一些歷史責任來對自己的財政進行削減。但是目前為止，歐元區整個債務危機，包括發展總額已經達到了歷史非常高的水平。

　　羅蘭德：非常感謝。你剛才提到的問題的核心，也提到了用政治意愿來解決一些歐元區的問題，從歐元區危機轉向了公債危機，有可能會轉成全球性危機。到目前為止，可能還沒有轉化成政治危機，但是有這個趨勢。

　　我稍微總結一下討論中獲得的信息，剛才多明戈。卡瓦羅提到了他生活的一些經歷。在90年代阿根廷發生危機的時候，如果說沒有相應的央行的一些措施，可能夠沒有辦法從89、90年的危機中解脫出來。2001年阿根廷的財政危機再次發生，如果說沒有對當時的銀行體系進行重組，也沒有辦法使得阿根廷從危機中解脫出來。這次稱之為歐債危機，這個已經跨越了國與國的界線，甭管付出什么代價，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危機。從我們的討論之中，我發現金融行業和實體經濟以及政客之間，包括政治體系之間，他們之間的互動非常之重要。我們實際上非常有興趣探討一下，我們實際上在歐洲也好，在美國也好，確實出現了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情況。當然在危機發生之后討論這次危機對于中國會有什么樣的影響，發現中國還是有非常強勁的制造行業。另外英國在發展了幾十年的金融產業以后，重新回歸到高端制造業。全球決策層可能會把這個意見認真的對待，來確保他們經濟大船在行駛的時候既快，同時又有救生圈，這個救生圈可能就是非常強大的制造行業。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