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小企業協會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五屆中國中小企業節”于2011年11月5日-6日在成都舉行。圖為成都高新區管委會發展策劃局局長、青年經濟學家湯繼強演講。(來源：新浪財經 謝桑田攝)

　　由中小企業協會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五屆中國中小企業節”于2011年11月5日-6日在成都舉行。新浪財經圖文直播本次活動。圖為成都高新區管委會發展策劃局局長、青年經濟學家湯繼強演講。

　　湯繼強：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里向大家作一個匯報，并且把成都、成都高新區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上的一些思考、探索，與大家作一個交流。

　　現在，全世界這些年都在談中小企業融資難，而且把這稱之為世界性的難題。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解讀，這十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中小企業難在何時、難在哪個處、難在哪類、中小企業在什么階段難、困難的具體表現是什么。

　　昨天，我還看了一位國內著名經濟學家的話，他得出的結論是，政府應該退出經濟，要充分強調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我頗費思量，后半句話在中央文件中反復出現，但是政府退出經濟工作，政府能退出嗎？政府不僅不能退出，而且要善于領導經濟，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情況下，我認為政府責無旁貸。中國的政府、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一直不遺余力的在探索、在努力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但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在地域上是有分別的，在國內和境外是有分別的，在不同的體制機制的背景下，它是有分別的。前幾天輿論比較關注的東部沿海，像浙江，像溫州，像廣東，像江蘇等一些地方，他們也在談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但是中國內陸的中西部地區來說，像成都這樣的地區，內陸城市，它講中小企業融資難，它的內涵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認為除了中央政府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上責無旁貸之外，地方政府一定可以因地制宜的根據本地的資源要素的情況，充分的發揮和調動各個方面的資源，來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

　　當然，在這里，我也要做一點稍微發散式的考慮。

　　有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包括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對自由經濟無限的崇拜，他們特別按照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的調子，在過多的強調或者大力的吹捧自由經濟。但最近，大家留意到英國有一位經濟學家，他指出自由經濟不是政治經濟的靈丹妙藥，自由市場也不是全民化的終極狀態。無論是歐債危機，還是美國的金融危機，再次印證了完全意義的自由經濟是行不通的。還有一位學者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他認為在21世紀的兩大發明，一個是民主，一個是市場，他認為解決政治的問題用民主，解決經濟的問題用市場。但實際證明是怎么回事，在政府無能的前提下，民主也解決不了政治的問題，市場也解決不了經濟的問題。

　　我們再把思考的眼光再往前追溯一下，有一個經濟學家在探討自由經濟的時候提出了一個非常大的前提，必須要有一個法制的、高效的制度，如果離開了一個法制的、一個高效的政府，那么我們目前的西方所談論到的純自由經濟體系將會變成另一種機制。大家琢磨一下，大家思考一下，政府還能夠退出經濟嗎？能夠完全把經濟這個事交給市場來做嗎？我看這樣的觀點是值得思量的。但是成都、成都高新區這些年的實踐，包括全國各地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例證，說明地方政府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上是大有可為的。

　　說到成都，這些年，我們在全國能夠叫得響的中小企業，能夠比東南沿海相比的中小企業，我們沒有太多的話語權。但是我說一個人，大家就可能有很多想象，在西漢的時候有一位文學家叫司馬相如，司馬相如的岳父從早的冶煉開始，最后做到西漢時候的首富。有史家做過一個比方，當時他在西漢的富有程度相當于比爾·蓋茨富裕的一個城。在成都這個地方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中小企業發展的萌芽，而且在那個萌芽的基礎上，他把這個企業做大做強了，做成了西漢的首富。但是這2000年過來以后，我們在這個方面有一個塌陷，這取決于什么？取決于外部的環境，包括中國在全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變化，實際上是產業的落后，使我們在全國，乃至于全世界的話語權有了往下降的狀況。但是今天不一樣，大家留意發現成都的縣域經濟非常發達，我一會兒會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成都市的19個區市縣，包括高新區，成都高新區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今年的財政收入超過200億元，仔細分析它的收入來源構成，其中超過一半以上的貢獻是科技型的中小企業。事實上，我們在扶持中小企業的過程中是嘗到了甜頭，我一會兒會告訴大家我們是怎么樣調動地方資源，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去獲得一個很良好的回饋。

　　2006年，我根據我的工作實踐提煉出來一個模式，叫中小企業的梯形融資模式。我后來沒有想到獲得好幾位國家領導人的批示，后來在這個基礎上，我又出了第三本書《中小企業的梯形融資模式》，這本書現在在美國，包括在韓國有很多地方都有翻譯版本。實際上這就是一個原汁原味的地方造的東西，它向外面不僅帶來了實際效果，也在客觀上把我們解決中小企業的探索，這個精神層面的東西往外復制。

　　我和我們的市長葛紅林先生交流的時候，他說他非常贊賞你的梯形融資模式。在冶金這個行業里面有一門東西，叫梯度復合功能的材料，這種材料和一般的不一樣，他給我舉了一個例子，他說馬路上的欄桿，是在鋼管上涂了一層油漆，這個油漆很容易被擦掉，但是如果改成梯度材料就不一樣。梯度材料是根據結構和組成的變化，使界面消失、模糊掉。比如說一根導管，里面是銅，外面是瓷器，再外面可能是其他的材料，從材料的設計時，就根據它的性能、功能不一樣，給了它一個有機的組成。我后來發現在解決中小企業問題的時候，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很多精妙的融通和相似的地方。

　　我的梯形融資模式核心東西是什么呢？我當時的想法是政府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時候要努力站在一個為企業服務、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角度，從這里出發。當然我也很重要的參考了企業生命周期的理論，我發現不同的企業在不同的階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把它比作一個小孩，一個小孩從出生以后，成長為1歲、2歲、3歲，不同的階段需要不同的配方，每一個階段都需要不同的融資解決方案。我看過國外有好多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模式，要么是銀行的視角，要么是保險的視角，要么是基于其他的視角，沒有站在政府的視角思考問題。而為什么我又特別強調基于政府的視角來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在中國的體制下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比過政府在調動資源上的優勢和強力，而政府抓中小企業融資難是責無旁貸。

　　我和中國銀行投資人交流過程中，我反復強調一點，我認為中國當下，包括此前，包括今后，要真正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要不斷的供應靈活而豐富的制度。前不久和韓國的一位高級訪問者交流，他們是韓國研究院的，我曾經向他們討教一點，我說韓國的中小企業融資難不難，是怎么解決的？他說有一點，韓國的GDP構成，35%是像三星(微博)等大的集團提供的，另外35%的GDP構成是中小企業提供的，但是我們就保證一點，韓國的信貸投放50%給大企業，有50%是給中小企業。

　　我認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銀行也責無旁貸，也應該站出來，但僅僅靠銀行也是不夠的。我們的資本市場是不是那么有序呢？這些民間的流動性是不是說存到銀行，到股市，到房市。國務院出了新的36條，國家從理論上非常希望把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解決得更好一些，但這個過程比較漫長，我們一直在探索。我還思考到一個問題，其實中小企業對我們來說，雖然很熟悉，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沒有關注到。在計劃經濟時，哪有中小企業這一說呢。改革開放以后慢慢有了鄉鎮企業，發展到今天有中小企業、小微企業，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制度沒有跟上是導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本原因，中小企業發展，融資難僅僅是其中一個方面的困難，包括稅收，包括其他方面的問題，人力成本上升的問題，前段時間有說“三荒”、“三高”的問題。我認為國家應該強力的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它不僅在解決就業，不僅在創新，不僅在稅收上，大家認真想一想就會知道，我們的同事，我們的朋友，他們的子女從大學畢業以后有多少進入央企，有多少進入外資企業，絕大部分都進入到中小企業。在我的身邊，在高新區里，在我們的軟件園里，我們免費給大學生免費提供一年房租，水電都免費，甚至還給5萬到10萬不等的種子資金，今年我們拿出8000萬來干這個事情，大學生非常歡迎。

　　成都市高新區由過去招商引資的優勢環境到后來服務優勢的環境，形成今天一個很好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環境，從投資環境到服務環境，再到發展的好的環境，實際上我們找到了一個支點，找到一個具有放大效應的杠桿原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方法得當，如果舍得下手，政府承擔12%的風險、18%的風險是銀行承擔，70%是擔保公司承擔。成都探索出8種模式，這8種模式非常有效，有些是針對高新技術的信用貸款模式，有的是種子資金無償提供的模式，有的是市縣聯盟模式。每個地方不一樣，我前幾天給中央電視臺幾個攝制組交流的時候也說，我說成都的困難和溫州的困難不一樣，溫州已經在改革開放30年里面捷足先登，遠遠走在前面了，每個地方的差異化是不一樣的，但有一點，地方政府大有可為，地方政府一定不能彈劾自己的責任。

　　由于時間關系，我還有一個小小的思考，繼續以高新區為例，我認為如果中小企業融資難，在這個區域里已經不那么難了，我們應該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小微企業上，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培養機制，一個是幫扶機制。培養機制、幫扶的機制，首先要有發現的機制，如果當具有非常有前瞻利益的項目，一群年輕人已經可以接受銀行信用評價考核的時候，過去強調“官產學研”，現在能不能是“官產學研資”，誰去鑒別這個項目、這群人，能夠有好項目、好企業，這是我強調的，要發揮行業協會和產業聯盟的作用。我們的發現要提早，在這種框架下，我想能不能有一個協調促進委員會。地方政府能不能率先突圍，能不能搞出一些經驗出來，能不能成立一個跨部門的相對較高的協調機構，來協調問題。現在在科技局有資金，在財政局有資金，在經信委有資金，在發改委有資金，國家很重視中小企業發展，這些資源優勢散落在各個部門，能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機構。另外，改變過去那種簡單的補貼、簡單的給錢的方式，能不能政府主導，提供政策，把它做成一個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假設成立一個規模較大的資金管理公司，讓這筆資金按照數據庫和一套一系列的制度供應，把這些資源、資源獎勵給擔保公司，獎勵給銀行，獎勵給天府投資人。政府在背后營造環境、提供制度，給他們獎勵和補助，這樣政府的幫助一定具有很大的、放大的作用。

　　解決中小企業難是一個歷久彌新、日新月異的問題，需要各地緊密聯動，不斷的根據變化的情況來因地制宜提供制度供應和方法，來探索。成都的實踐，包括成都高新區的實踐，可能也是在在座的企業家們，來自各地的朋友們，你們實踐當中的一個小微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把每個地方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起探索，做一個有效的整合，上升到國家層面的方法，或者一系列的方法政策，這樣的話，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就會得到更加有效的解讀，而且中小企業一定會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包括在轉方式、調結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貢獻也會越來越大。冬天都已經來臨了，我相信春天就不遠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