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中外管理》雜志社主辦的“第20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于2011年11月5日-7日在北京召開，本次懇談會的主題是“新20年·新市場經濟”。圖為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

　　邱震海：謝謝主持人！做電視跟做演講不一樣，我是怕到北京，北京是咱們的首都，所以每次到北京都有一種朝圣的感覺，演講比做電視難幾十倍，因為它是真實的。

　　給我起了一個題目叫“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國新定位”，過去也接觸過很多企業家，昨天在鳳凰衛視演播室做的一個點評，兩句話，八個字，我說要“解析中國，啟蒙中國”，到底怎么看中國？西方人忽悠中國，認為中國了不起，我認為我們要解析，有時候西方人對我們中國有敵意，我們也要解析。有時候中國人很謙虛，我們不必過于謙虛。我們自己就在里面這個小圈里，大家去試一下這個場景，如果站在小圈里，小圈轉得很快，而如果在外面，小圈會轉得更快。

　　過去20年，這個大圈轉起來了，這個大圈20年有三個地方，一個是過去20年冷戰結束，第二是過去20年全球化風起云涌，第三個過去20年互聯網蓬勃發展。這就是用這三大特征對過去20年這個大圈做一個外科醫生式的不帶任何情感色彩的解釋。今年正好是2011年，20年前當《中外管理》雜志創辦的時候，1991年11月份創建，一個月之后，蘇聯解體。當然蘇聯解體不是因為《中外管理》雜志，只不過《中外管理》雜志看到了蘇聯要解體，所以趕緊應運而生，同時要來解析20年蘇聯解體會有什么經驗。蘇聯解體是一個分水嶺，是一個風向標，它意味著冷戰的結束。冷戰以前，美國、蘇聯兩大巨頭，中國在中間，中國那時候很窮，比現在要窮很多，不要說70年代，1978年之前就不用說了，1989年雖然改革開放20年了，那個富裕層次跟今天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但是那個時候中國很舒服，中國的國際環境比現在舒服多了，因為那時候世界上有兩大強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中國夾于兩者之間，游刃有余。中國人有句話，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鷸蚌就是美國，漁翁就是中國，但是冷戰一結束，蘇聯沒有了。1989年開始到1994年，這5年時間里，紛紛都在等待中國的變化。到1994年以后才發現原來日本跟德國不是一邊的，恰恰1996、1997，尤其1998、1999以后，中國經濟開始蓬勃發展，一個慢慢的正在發展的中國作為美國的對手。“中國崛起”，叫和平崛起，我們告訴全世界是和平的崛起。但是西方人不這樣看，人家強調的是后面，我們強調的是前面，人類自從有崛起以來從來沒有和平過，一定伴隨著血腥，但是這是我們成長旅途中要經歷的。

　　2000年把“和平崛起”人民心中有、人民口中無的把這個概念確定下來，告訴全世界我們一個大國正在崛起。2003年以后，尤其胡錦濤這代領導人上來以后，這10年使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我們的GDP呈10倍的增長，我們的國情逐漸上升，同時也是國情日益惡劣的時候，同時也是矛盾日益重生的時候。

　　過去多少年東方文明一直衰敗，現在東方文明開始起來，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正在發生，從奧運會可以看到，短兵相接，中國人有點膨脹，西方人有點酸溜溜。我們看到中國和美國，現在既沖突又相互依存。某種程度上中國很不幸，有點替補冷戰前蘇聯的東西，中國在冷戰時代，舒舒服服在美蘇之間游刃有余，這種日子已經過去，所以一步小心已經成為替代過去蘇聯的模式，中國要非常的清醒。

　　今天用獨占鰲頭這四個字來描繪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是比較強勢的，但是看看我們周邊的環境，比10年、20年前復雜很多倍。下個月東亞峰會馬上要開始了，日本離南海很遠的國家紛紛要納入南海。去年的此時此刻我們大家正在被釣魚島事件困擾，整兩個月，整個中日情緒困擾人民。所有這一切背后都有美國的影子，這個20年前沒有，30年前沒有，30年前改革開放之前，美國是中國的朋友，日本也中國的朋友。同樣的美國，同樣的日本，同樣的歐洲，冷戰結束和冷戰不結束判若兩人。冷戰一結束，一方面我們崛起，我們獨占鰲頭，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真的不知明年會發生什么。從2005年到現在，我們發現周邊越來越復雜。陳水扁說過一句話，他說如果你大陸打我臺灣的話，我先把你兩個城市給干掉，一個就是香港，一個就是上海，當然這里面也有一點癡人說夢的感覺。但戰爭一旦開始，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財產將會受到巨大的威脅。今天身處其中這個大圈發生變化了，最最要命的是，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控制明年會發生什么。2005年我們根本不知道朝核問題會那么復雜，2006年的時候，根本不會知道2010年中日發生了如此復雜的事。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2011年南海問題究竟打還是不打。從民間、輿論、學界在周邊外交問題上，我們是疲于奔命，非常艱難的在奔跑。我們永遠無法站在形勢前面，大概來預知未來會怎么樣，如果我們能預知的話，會有所應對，這種疲于奔波在明年的外交形勢上還會突出。

　　全球化，當然全球化不是1991年開始，在1991年之前相當長一段時間已經開始，有資源生產方式、配置方式不再由一個國家獨資占有，而呈現全球化的基本態勢，它會帶來全球生產形式的優化，資源配置的優化，也會帶來貧富不均這種現象。所以在過去20年，或者再早一點說，過去30年，中國改革開放恰逢其時，當我們的小圈開始轉動的時候，身處當中的大圈正在開始。

　　中國很艱難的和全球化磨合了一段時間，終于在1999年全部入世，當然入世之后現在是得失兼具，我們得到很多，我們也失去了很多。入世剛開始，我們只是想被動老老實實接受人家已經接受的游戲規則，我們沒有想去挑戰游戲。但是現在你只接受游戲規則不行了，你必須要去制定這個游戲規則，這就是中國的全球化使命。世界在全球化，中國就在世界全球化當中，天時地利人和開始我們的歷程過去20年或者30年。

　　過去20年互聯網迅猛發展，我記得90年代初，當時我在歐洲的時候，大家互相還在發email，今天不但是web1.0，web2.0/3.0，上午說的喬布斯的iphone、ipad極大的改變了生活。互聯網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整個人類的生存方式，加劇了本來互聯網之前的全球化進程。美國、印度、南非，包括中國，甚至包括北朝鮮都是這樣，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之外。

　　全球化某種程度提升了我們的精神，提升了什么精神？等一下看我們這個小圈過去20年、過去30年發生了什么。它是催生了我們的欲望，當然這種欲望不是像吃飯、睡覺那么簡單，它是催生了交流的欲望，它是催生了我們要表達的欲望，它是催生了由于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生俱來的作為人類權利保護的欲望由互聯網催生出來，沒有互聯網，今天也會通過其他渠道，有了互聯網，像尤其2009年年底開始的微博，更是一發而不可收拾，這個東西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特有的。2008年在博鰲論壇的時候，我主持了一個李開復(微博)和美國一些巨頭參加的論壇，我們覺得中國網民的特質、行為規范，后來發現中國網民要表達的欲望遠遠超過了歐美的網民，因為歐美的網民有了公開表達的場合，所以用互聯網只是更多的來做一些resarch，而中國更多的公民，由于我們很多公開的平臺還無法提供或不足以提供表達我們權利的可能，而這種權利本身已經與生俱來的，這種權利隨著20年市場經濟、30年的改革開放，它一步一步的走到我們面前，今天很難想象公務員和農民工會有一樣的利益，今天中國是沒有私有財產的。洛克說人有三大權利，一個是生命權，第二是自由權，第三就是財產權，人的財產就跟生命、自由一樣重要，有了財產你才知道我的權利是需要保護的。我們永遠有一個那么多小圓相交的公民，那就是政治，當發現不滿的話，就要重新表達，當然這個是一般成熟社會的民主。自從1999年鄧小平南巡提出來要搞市場經濟，我們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無論在這條路上有多少的艱難，無論在這條路上有多少的責難，都要往前走。今天我們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還是繼續向前走？有人說要繼續法制，有人說要倒退到以前革命時代的做法。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現在很茫然，但是它的權利意識已經存在了，這個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我想說的是，這個是互聯網在中國產生的特殊作用。冷戰以后，全球化、互聯網，這個是過去20年非常簡短的給大家描繪一下，這個大圈正在發生變化，政治上中國很不幸替代前蘇聯的位置，我們在外交上幾乎可以說是一籌莫展，周邊局勢疲于奔命，忙于應付，無法前瞻，更無法左右，得失并存。互聯網改變我們很多，也催生出很多。

　　如果前面說的是大圈，后面談談小圈。大圈過去20年迅速在轉，小圈也沒閑著。我記得那時候從高中、大學開始有一個悖論，叫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后來叫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以后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加個社會主義。現在在討論要不要買歐債的問題，有一點向人家討價還價。我們現在是不是市場經濟之列？根本不是完全市場經濟之列，當我們要去向歐盟討價還價說，你要完全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顯然我們不會再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只有一種市場經濟，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看看這20年，再過幾個月就是鄧小平南巡20周年，鄧小平南巡就像冷戰結束一樣，是個分水嶺，它意味著中國又結束了一段時間，開始了一段新的時期，那就是要真正用市場經濟的手法來推進中國的進程，過去那13年都是羞羞答答的，這一走就走出了巨大的成就，那就是中國的崛起，走出了我們的獨占鰲頭，但是也走出的一大堆的問題。

　　這20年有哪些轉型？我個人中國過去30年有三大轉型，第一正在非常迅速的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向一個先進的農業國在轉型。過去說我們的人口有85%是農民，現在沒了，97中國的城市化率是17%點幾，960萬偉大祖國美(微博)好的土地一半是城市還有一半是農村，里面有多少農村人口、有多少城市人口算不清。城市化、工業化怎么起來的？一個國家50年必然是一個城市化的進程，原因很簡單，工業化起來以后，不需要那么多人，于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大量的富余勞動力就流向城市。他們一沒有城市身份，二沒有城市生活，于是只能從事低級的服務性行業，我們說的服務性行業很多知識產權、很多外包裝餐飲，這個服務業就是餐廳，就是大排擋，就是酒店。但是他們同時在承受著很低價的工資，被早期的企業家用很低廉的工作所綁架。

　　第一個轉型在未來2040年之前不會結束，如果說中國的工業化是1990年開始，這40年是中國巨大動蕩、巨大轉型的實際，一般非常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國，而這個過程中伴隨著巨大社會的矛盾、巨大社會的沖突，這個沖突有一天會發生暴力事件，甚至也會出現歐洲偉大的小說家來描繪這一代動蕩時代。我們知道英國的工業是1780年開始，40多年以后，出了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寫進作為英國大都市倫敦的爾虞我詐，跟佛山的小悅悅事件一模一樣。而我們的工業化滿打滿算才20歲，等到我們老年的時候，也許我們的工業化才剛剛結束，城市化剛剛結束

　　第二個轉型，我們正在非常迅速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轉的很快，轉的很艱難，如果說轉的很快就是因為過去20年，今天在座的企業家不會受到政府說你應該做多少，你應該賣多，但是想想我們的政府，今天的懇談會叫官、產、學，官的政治職能，讓我們感到這里面還有很多探討的環節，在這里先打住，待會兒作為重點部分跟大家分享，中國許許多多的問題都出在這個轉型上。

　　第三個轉型，中國正在非常迅速的從原來相對一個比較封閉的社會正在向日漸開放、多元的社會在轉型。我記得80年代我在上海的時候，要身份證，當時我說我不要身份證，我有一張工作證就可以，當時傻乎乎的以為一直到生老病死拿著一張工作證就可以知道我在《中外管理》雜志工作。后來知道原來你可以做企業家的，可以擁有房子，擁有幾個企業，人一旦有財產，他有權利的訴求，他要說話。關于利益的博弈必須有一個公開的平臺，我們今天缺乏這個公開的平臺，所有博弈全在暗箱，院內沒有博弈，自然要走向院外，自然要走向街頭，不給老百姓權利訴求，他自然要走向街頭，他以生命為代表，但是這是必然要經歷的一個成長歷程。這三環環環相扣，缺一不可，不是先后發生，是同時發生的。

　　這三大轉型轉的很成功，也轉的很痛苦，如果說前面第一個轉型是工業文明的轉型，城市化、工業化，大量的農民工，這比較好解決。第三個轉型比較難，而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看很多的天時地利條件，關鍵第二個轉型，走出過去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走。

　　吳敬璉先生被稱為中國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他曾多次說中國已經到了權貴資本主義了，到國家資本主義了，到裙帶資本主義了，我敬佩他的良心，但是不認同他的說法，雖然這里面有些邏輯說的不無道理，但是很多問題如果今天用情緒化的語言展開討論的話，幾乎找不到傾聽的對象。

　　今天左右分裂，共識分裂的狀況在北京，如果大家到思想界、到知識界走一走的話，會感到非常明顯，這個國家未來發展方向往哪里走，當一個國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我們也有巨大的迷茫。

　　我是經常說吳敬璉先生的權貴資本主義用不好，最近大半年我用另外一個詞來討論，2003年非典，來得快，去的也快，于是我說我們今天的市場經濟是“非典型”實際不是典型的，于是很多朋友馬上就問典型的市場經濟到是什么？這里先賣個關子，等一下回過頭來跟大家談一個典型的市場經濟是什么。在談典型市場經濟之前，看看中國過去20年，我們那么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中華民族第一次搞得如此成功，搞了30年，今年是2011年，2008年12月份的時候，我們紀念十中全會30年，我利用各種機會提出三個問題，我說我不是謙虛，憑我的學歷、憑我的學識，一定能問這三個問題，但是我愿意提出這三個問題供所有解析中國問題的人思考。

　　第一個，過去30年我們如此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有些預知的選項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導，我們的地大物博，我們的市場經濟，他們都不要，我只有一個答案，有了這個因素中國過去30年才如此成功， 抽掉這個根本不可能成功。

　　第二，改革，改革在中國從來沒有成功過，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只會革命不會改革，千百年來習慣改朝換代，農民起義，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商鞅變法沒有成功，王安石變法沒有成功，只有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我很苛刻的說基本成功，既然是基本成功，他有過人之處。所以我用一個比喻，這30年我在渡河，改革從此岸過度到彼岸，1978年幾乎是一個民不聊生的日子，只會拉車不會抬頭看路，我們低著頭滑了30年，但現在要問一個問題，鄧小平過去告訴我們不爭論，一爭論完了。我們知道我們從哪來，我們要走到哪去？我們要去的彼岸能不能給它描繪出來？30年前鄧小平說不要描繪，一描繪不得了，現在我們要看看那個天是什么顏色，房子是什么顏色，樹什么問題，如果回答不出他的第一個問題為何如此成功？那么過去的成功是茫然的，是偶然的。如果現在回答不出我們走向何方、我們的彼岸是什么，我們的未來也是茫然的，也許我們未來會成功，這個成功是偶然的，也許我們未來會失敗，這個失敗是必然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彼岸是什么。

　　第三，如果我們走2/3了，我們基本完成，如果我們走1/3、1/4、1/5，那還早著呢，改革還遠遠沒有開始。就跟坐標系一樣，給今天改革定一個位，我們今天身處何方，過去如果不知道何以成功，未來不知道走向何方，目前不知道身處何方，那就是茫然。最近到中小企業的借貸難，到溫州中小企業的高利貸，有的中小企業坐以待斃，有的實業不做了，去放高利貸，走火入魔。中國今天是巨大的成績和巨大的問題在賽馬，第二不要因為巨大的成績和巨大的問題就忽略巨大問題的存在。

　　現在看看巨大問題在于什么，很多朋友認為巨大問題在于分配不均，社會是橄欖型，中間是富人階級，兩頭很尖，今天我想用啞鈴型來比喻，很多富人富的不正，很多窮人窮的不敢，而中間那個桿是被壓的喘不過氣的中產階級，他同時又是社會中堅力量，基本都是社會上有影響的人，所以如何保護、善待中產階級已經是我們這個社會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但所有問題來自于下面我要說的轉型不到位，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轉的很徹底，很成功，但是轉的非常不到位。剛才說了，非典型市場經濟，很多人說什么是典型市場經濟？現在就來說說，我認為典型的市場經濟要完成市場、政府和法制三緯一體有機的組合。什么是市場？我和張三做個生意，一個東西50塊錢，我一還價45塊錢，這就是市場。沒有人定價，沒有人指責我，我知道這個45塊錢的東西兩年以后會漲到50塊錢，這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買賣雙方，沒有任何力量來干擾。但是這個市場是有秩序的，要有規則，規則需要人來制定，這就是政府，于是給政府一定的授權，政府離不開市場，市場也離不開政府。

　　亞當。斯密斯主張政府拎著手燈站在馬廄旁邊，什么都不要做。但是后來又出現了凱恩斯主義，要求政府嚴重的干預。我們的政府以前是完全主導型政府，高尚全上我們節目說1956年東北一個工廠要批，千里迢迢坐火車到北京部里審批。今天不這樣，今天的政府職能轉變了，過去中國30年改革開放有一個最大的成功因素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民營經濟，我們就不可能市場經濟。同時我也在各種場合說我們過去30年有一巨大的失誤，如果沒有這一重大失誤絕對不會像今天有這么大的矛盾，鞋子跟腳已經完全不匹配了，主要是政府對市場之間的關系。擾亂市場秩序的人就是制定游戲規則和監管游戲規則的政府，今天中國所謂的政府職能轉型從1982年國務院就討論了六到八次，基本上都是人員的裁減，根本不是功能的轉型，功能的轉型說的很好聽，大政府變成小政府，權利型政府變成服務型，但是今天從中央到地方，還依然掌握著對經濟活動的審批，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乃至經濟生死的權利。今天中國脫胎于原來的計劃經濟，市場就活了，雖然市場還很亂，但是政府那一塊完全沒有跟上，以至于今天說做事情要到位。我們發現我們的政府做事情到不了位，要么是錯位，要么越位，不該做的事情去做這叫越位，該做的事情不做，這叫缺位，很多權利政府全拿在自己手上，這叫越位。很多公共的事情政府沒有去做，就造成缺位，以至于跟商之間產生難以解決的問題。

　　我經常跟我們的干部說，從保護干部的利益出發，我們要好好去想想怎么搞好我們的體制，怎么把市場和政府納入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更難的是法制，除了一個市場，除了一個政府之外，更重要的還要法制。這三者如果沒有做好，干部常在河邊哪能不濕鞋，我要做到常在河邊走也能不濕鞋。今天我們的收入分配機制不公，中產階級可以不聲不響，富人階級可以一邊賺錢一邊移民，那邊的窮人不干了，窮人覺得他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要起來了，于是零零總總的拆遷、自殺、自焚，很多事件。表面上看后面沒有邏輯，但是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由于我們市場經濟到現在為止還一個非典型的市場經濟，于是產生了橄欖型的社會結構變成啞鈴型的內容結果，啞鈴的那頭開始卷款逃跑了。從政法系統的眼光看，問題很嚴重，那么多人要上街游行，那么多人要搞爆炸。但是我經常說中國沒有敵對勢力，敵對勢力全部在海外，在臺灣，我們千萬不要再國內用階級斗爭的想法去找誰是敵人，全部的問題就在于經濟模型沒有做好，經濟模型沒有做好，市場經濟轉型不到位，于是社會模型出了問題，社會模型出了問題政治模型自然出了問題。所以看問題光是從那邊看到社會矛盾，但是從這邊往那邊推，會發生有很大的問題。

　　今天，中國發展到現在，我本人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但是看看未來20年我們的變化會是什么，從微觀經濟學討論中國未來20年許許多多的微觀問題怎么去整，今天要把問題整在一起，既要看到轉型的問題，同時也要看到外部世界在發生一些變化。

　　談外部世界發生變化之前，談一下當我們的改革走到某種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今天遇到了思想混亂局面，我稱之為一個中國各自闡述，現在是一個病人多種藥方，病人只有一個，而且這個病人我認為是可以治好的，這個病人機體還很強勁，但是他出了很多問題，問題之一，我認為今天有一些思維上的誤區，比如說就政府職能轉型的問題，當世界規模的危機出來以后，連美國也要開始救市的時候，于是我們就說美國的政府也要干預經濟了，于是我們的干預是對的，于是結論，政府職能不要轉，就這樣。我認為錯了，美國的政府干預是屬于西方成熟市場經濟下的適度的經濟干預。就像自由資本主義也好，凱德恩主義也好，掌握一個度的問題，而我們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于美國也干預政治，而導致我們的政府改革，這是巨大的誤區。剛才提到，過去最成功的因素是民營經濟的成長，因為經濟活動本身就是個體組成起來的私有活動，必須以私有的形式組成起來，國有可以，一些國有的大銀行，國有大的資產，國計民生，尤其金融、資源安全的可以掌握在國家手里，其他的民營群體應該成為主力軍。我去調查，浙江民營經濟拉動出口率的80%以上，已經成為當地經濟的主力軍，但是在整個國家的盤子上不是最重要的。國企雖然在經濟活動上，某種程度它的經濟貢獻從量上來說已經邊緣化了，但是依然是我們的主力軍，這是我們一個巨大的問題。當我們談很多問題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會談到很多文化的問題，中國過去有句話叫國富民強，富國強兵，富的主體是誰？永遠是國，民在哪里？民就是由父母官來分配財富的老百姓，這個跟千百年儒家哲學灌輸我們的觀念是一百相乘的，儒家哲學國家我們修身、起家，治國，平天下，小家服從大家，大家服從國家，國家服從天下，小圓服從大圓，永遠往外輻射的過程，于是所有一切都是國掌握，自己是沒有的，而這個跟市場經濟本意是嚴重沖突的。

　　東方文化里面，市場經濟強調權利意識，今天大量的是利益的博弈，社會主義強調法制，一有矛盾我們要通過法律解決，也有問題我們通過契約解決。所有這些，某種程度我們的改革一方面是涉及到體制上，體制之所以久推而無果，過去20年以高度的政策穩定換來了高度的經濟成長，但是高度的經濟成長我們發現要均富，要發展觀等等。與其說指責某一個領導人，我覺得是無謂的，今天如果你我站在某一個領導人的位子，我想我們做出的決策是一樣的。這里面有現實政策的考慮，也有大量的文化因素阻礙了未來20年的發展。

　　未來20年，從一個大的概念上來說，在未來五六年經濟結構調好的話，我還認為能夠保持5-7年的成長水平，雖然很多朋友在說2015、2016是中國經濟的一道檻。從大的格局上來說，我還是希望、我也相信中國經濟未來會繼續成長。大的格局，中國繼續的崛起會給西方構成什么挑戰？這種經濟、文化、心理次序的調試如何展開？這個涉及到大量跟西方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反傾銷問題等等，中國的崛起到底是會替代西方還是可以跟西方共存？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朋友說我愿意說中國崛起美國衰敗，但是這是誰也無法反駁、無法回答的問題。

　　這是一個大格局，比較務虛。過去10年中國第一外部崛起非常迅速，內部轉型非常艱難。第二句話外部崛起過于迅速，我們根本不知道明天周邊會發生什么，外部迅速的有點超出我們的預期，有點超出我們的想象，超出我們的認知能力，我們的認知水平遠遠落后于整個外部崛起的速度。第三，我們有時候一不小心由于我們的內部崛起過于艱難，一大堆問題都不是今天所能夠解決的。轉移國內矛盾，一致對外，這是人類歷史上比較有效的辦法，但是這是不無風險的問題。

　　第四個最關鍵的是，內部轉型永遠是外部崛起的前提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有一句話，當然是針對共產黨，如果抽掉政治背景，抽掉政治色彩，就孤立的來說，我們是值得思考的。當外部這么多起火，看看我們的領導人幾乎都是救火隊員，這里去救火，那里去救火，我們用來撲這里的火的時候，那個火又起來了，我們永遠沒有好好沉下心來研究外部崛起和內部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內部沒有崛起，所有的外部崛起，包括今天胡錦濤在戛納跟奧巴馬握手的場面也將不復存在。

　　剛才說的內部轉型如何完成？非典型市場經濟是今天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尤其是政府職能的轉型，趕緊要做，之所以不做也是最難做的一個問題，正因為最難做，于是一拖再拖，毒瘤不斷長大，當有一天意識到的時候就太晚了。在一次論壇上講到，今天即使是左也好，右也好，都是為了這個國家，不要讓100年以后、50年以后還要讓我們的子孫恥笑今天的左右打得不可開交。但是領導人要壯士斷臂，如果領導人沒有壯士斷臂的勇氣，未來的民主道路會走的很困難。

　　如果要務虛一點，真的要認認真真思考去的彼岸是哪里，如果不能公開講，私下里描繪一下，這個彼岸應該是現實的，我們目前又身處何方。

　　對今天橄欖型變成啞鈴型怎么處理？保證一不小心經濟的問題衍生出社會的問題，我們到底是找敵對勢力還是回過頭來找經濟模式當中存在的問題？如果說經濟做不好演變成社會危機，社會危機很容易變成政治問題，這就不是危言聳聽的問題。今天中國的問題很嚴重嗎？很嚴重。今天問題不嚴重嗎？一點都不嚴重，因為今天中國的問題完全可以從過去歷史上找到它的根源。很多黨的干部永遠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產生在德國而沒有在德國成功，就在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當年，由于工業化、城市化導致的人民對當政者不滿和人民背后的馬克思主義成功的分離。今天如何某種程獨立的借鑒一下當年別人有過化解社會矛盾的經驗值得學習。

　　最讓我擔憂的，一個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創造力在哪里？我們這個民族學習能力很強，整個民族，包括執政黨，從中央到政府各級政府學習能力非常強，整個民族學習能力也非常強，這是非常自豪的一個地方，而且也是很欣慰的地方。但是我們這個民族創新能力嚴重不足，我們有的是學習能力，我們少的是創新能力。今天不要說諾貝爾獎，這是千功之問，和平獎重色彩，科學獎總沒有重色彩吧？從更務虛的概念上來說，過去600年從鄭和下西洋以后，我們這個民族有沒有給人類創造過扎扎實實的體制、產品和價值管？沒有，我們今天的政治體制是從西方拿來的，我們今天市場經濟的體制也是從西方拿來的。

　　創造能力不足歸結一點是我們的教育問題，培養學生永遠沒有辦法去挑戰權威。如果說教育是一個社會縮影，就要培養挑戰精神的人。上午的論壇企業家的精神提出，當一個社會缺少精神的時候，你怎么創造出企業家精神呢？

　　還有一個問題，在轉型期，佛山小悅悅事件讓我感到道德精神缺失。一方面很值得憂慮，另一方面也覺得很正常，過去歷史上就是這樣的，傳統價值觀遇到商業文明動搖以后有沒有新的價值觀？西方在工業化的成長的早年有，那就是他的宗教，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提出了人對宗教的敬畏之心，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民族有敬畏之心，他知道什么可做，

　　什么不可做，而我們今天沒有敬畏之心。當舊的傳統價值觀遇到商業文明沖擊、動搖甚至崩潰，這很正常，毫無疑問，不要再想去挽救。現在想把儒家文明拿過來，可以拿，但現在是現代文明，現在需要的是符合現代商業意義上的價值觀，有沒有？我們找，當然有人說我們有雷鋒精神，我們有八榮八恥，但這是社會屬性，人的屬性必須是自然生長的，而我們今天缺乏這樣一種自然成長的過程，我們希望用政治力量、行政力量，試圖塑造出一種社會價值觀。但今天在這個場合，我相信企業家是最有精神的，因為人性都是通過外力塑造起來的，人性必須通過內心自然的成長，而內心最好的辦法就是寬松。

　　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我寧可看的多一點，因為我真誠的希望我們國家、我們的民族能夠走的更快，在快的過程中走得更加穩健，尤其是如何更加清醒。對未來要走向何方，如何走，那么多復雜的問題切入點到底在哪里，似乎還沒有找到一把可以操作的鑰匙。所以這個時候一方面要保持樂觀，另外一方面，我要走下臺的時候，給大家帶來一個樂觀的情緒。無論怎樣，非常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