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論壇五主題：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探索

　　主持人：有請本屆議題主持人是《全球商業經典》總編何力。

　　主持人何力：很高興與大家分享“中國企業國際化探索”這個議題的討論，首先我把參與今天下午這個環節討論的嘉賓請上臺，他們是：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長傅成玉先生，

　　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先生，

　　中國國際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微博)先生，

　　皇明太陽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鳴先生，

　　好孩子集團總裁宋鄭還先生，

　　普望合伙人、亞太區主席時乃辰女士，

　　以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武常起岐老師。

　　今年我圍繞這個話題主持的論壇已經是第三次，今天下午我想談出一點兒新意，我想在座的幾位嘉賓一定會有他們的思考，我們與他們來分享。這個話題是是自然而然的話題，中國經濟總量的提高，外匯儲備增加，錢越來越多了，我們必然面臨國際化的過程，有很多資產需要買。有一個企業家李東升，如果你不國際化，就會逐步成為別人國際化的一個過程。

　　我認為國際化是這樣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美國人有個亞洲協會，說我們到2020年海外投資總規模會超過2萬億美元。還不一定是一個準確的數字，其實中國政府也在做很多工作，包括發改委把企業海外投資的門檻不斷提高，能源類的提高到3億美元，其它能源、大宗類的比較到1億美元等等。這是一個趨勢。

　　第二，中國企業購買海外資產的探索更加深入，更豐富多彩了。我們有很多耳熟能詳的例子，包括今天在座的企業和企業家，包括其它行業做了很多工作，這樣的案例這幾年也有很多。但也有我不復習的海外國際化和海外資產的進來。印度的普拉多葉工作區有幾千家小企業雇傭當地人員4萬人，現在每三天有中國人去印尼找礦，在瑞典里可以看到中國城的標志，在漢堡最大一個貨運機場北中國人買下來等等。其實中國人國際化的豐富性比我們想象得可能還要更豐富。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已經步入了人少錢多的時期，買下資產已經不是國際化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新的價值鏈如何建設，新的價值鏈如何整合，在整合過程中如何真正實現全球化的運營，這可能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現在大家更關心的。

　　第三，在這樣的時點上我們討論中國企業國際化會有什么樣新的背景，比如歐債危機的背景，我們國家經濟新一輪的發展背景，會有那些新的問題，新的亮點，比如周邊的投資問題，可能我們過去對歐美，不同的行業、企業不一樣。也許周邊也有很多機會，最近看到一個新聞，馬來西亞政府也有未來十年的發展計劃，新的機會也是要與大家分享的。

　　首先熱烈歡迎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長傅成玉先生給大家發表一個演講，每位嘉賓演講10分鐘左右，最后我們有一個互動環節。大家歡迎傅總！

　　傅成玉：首先感謝新浪邀請我來參加這個座談會，題目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探討”，對于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問題，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課題，當我們談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時候，我們要明確一個前提，我們今天的國際化議題是來自于新一輪的全球經濟一體化。

　　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導致了今天全新的世界，也就導致了現在全球幾乎有40億人口在進行著或者同時在進行著新一輪的工業化，包括中國。如果我們把“四塊金磚”，再包括南美像智利、阿根廷這樣的國家，與亞洲的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再加上南非的一些國家，我們整個幾乎涉及到40億人口寄信一輪的工業化之所以能產生是來自于新一輪的經濟全球一體化。

　　這個過程的演變，從發達國家到新興經濟體的興起，把整個世界經濟結構改變了，把世界運行，常規我們理解的制度體系甚至一些游戲規則也在逐漸地改變著。由于經濟結構的改變導致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產生了各自的發展態勢，走到全球，我們覺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出現了以2008年為標志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到今天，應該說我們仍然在經濟危機當中。

　　在整個過程當中，如果我們分裂看，分開看好象是獨立的，其實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探討國際化的問題，要把國際發展到今天的來龍去脈，以及全球經濟往那兒走的未來要看準。全球經濟化過程以及對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又反作用于我們，形成新的全球經營環境，所以我們就不能夠完全按照過去發達國家、西方企業在走國際化的過程當中所走的路，因為他們當時的經營環境、國際化和我們今天所能夠生存、存在的經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樣我們在探討國際化的過程中既有可參考，可借鑒的部分，更有很多新的，我們要創造新的國際化之路。

　　到今天，我們要特別清楚，這一輪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所推行的工業化浪潮，改變了我們個過去所熟悉的，所接受教育的知識和經驗。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足夠的，沒有足夠的經驗來看透未來十年、二十年世界所發生的變化。這樣就導致我們在今天做決策的時候，今天做投資的時候面臨更多的復雜性，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要能夠在迷霧中抓住一些本質的東西，來研判世界經濟走勢，研判世界環境的變化，包括法律環境、政策環境、人文環境，這些變化將對企業未來國際化，在國際化過程中的生存與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因素。

　　就我們石油行業來說，在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推動下，石油工業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石油工業的發展模式和它的競爭模式都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這些變化都與現在的技術革命和氣候變化以及這些東西所帶來的世界各國經營環境、法律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環境都帶來新的市場制約。各個公司都想在將來的競爭中，通過發展模式，通過自己的既有技術和管理創新，特別是經營模式的創新，都帶來新的挑戰，各家也都在主動地探索。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我們不能急于搞跨越，要一步一個腳印地朝著既定目標，既有遠大目標也要有扎實的一步步措施。

　　第二，我們不是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中國是一個國內市場，更是一個國際化的市場。所以，從十三億人口的市場來說，誰占領了這個市場誰就占領了國際市場，所以我們走向國際的時候，第一步是把根據地打牢，占領好中國的市場然后再去開辟國際市場，我們不能簡單地因為在國內成功了，在國外就一定成功。所以在海外一定要把盈利能力作為我們的投資的根本考慮。當然，這里涉及到經營模式的問題，涉及到技術、產品、市場、渠道甚至品牌，但總之，自己要有自己的特色。

　　第三，我們不要趕，不要急，特別是在世界金融危機沒有恢復過來，西方國家都有困難的時候，我們往往急于去投資，關鍵的，大家都喜歡說抄底，其實走海外的時候，搞國際投資、并購不在于收購的價格貴和賤，最重要的是拿到手里能不能增值，再貴的時候能夠增值都是好東西，再便宜的東西到你手里不能增值仍然是貴。所以，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最終是企業的消化能力，整合能力和再創新的能力。

　　作為我們中國企業，要清醒，要冷靜，要打造自身的競爭能力。最后我們想還有一點，中國企業國際化要抱團，要打中國的綜合競爭優勢，前三十年，中國最大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優勢就是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基本的經濟制度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所以我們中國的經濟活力來自于我們走的這條路，國有企業在十五年前幾乎都要死掉，通過這個改革走了市場，沒死掉而且越來越強大。

　　我們又加上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大批民營企業蓬勃發展起來了。他們有非常膨脹的生命力和發展活力。從國有企業穩定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民營企業蓬勃生機兩者結合，導致了我們國家不僅三十年來，能夠持續快速發展，而且在全球重大金融危機面前可以說沒有受到重大的影響，而且率先走出了危機。

　　后一個三十年，我們在制度上，應該更多地體現制度創新，下一個創新就應該體現在兩種制度的融合和兩種制度的相互扶持。就以我們企業來說，無論是我們創造的銷售額、利潤、稅收都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職工自身完成的，帶動的各種類型的企業人員就業超過了700萬。當然，不是完全為一個企業工作，但帶動了產業，僅僅一個大企業自身是完全不了這個事的。當我們發揮中國企業綜合優勢的時候，我們在中國看到了，更需要在走國際化過程當中以大企業帶動中小企業集體“走出去”，這將對發揮中國制度優勢和企業各自優勢，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強有力的競爭力。

　　我就說這么多，謝謝！

　　主持人何力：謝謝傅先生，我聽下來，傅總給我們講到一點，全球化進入新的一輪，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全球化需要更多的創新，行業來講，經營模式創新和轉變也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本地市場非常重要，傅總也談到，目前的全球化機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樣在多種機會之外把企業的運營效率提高才是最重要的。傅總也談到不同的經濟形態，未來的合作與競爭。

　　還有一個周期性的問題，歐債問題大家看到的比較多，對全球經濟的前景不確定性也是蠻強的，大宗商品的價格也有不確定性，像翹翹板一樣，對于中石化這樣的資源性行業，在投資戰略上是不是也有新的應對，或者在歐債危機背景下會不會出現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擴大或買資產您覺得有沒有機會？

　　傅成玉：在當前美國經濟恢復上遇到了挑戰，美國更多的是債務危機，歐洲是主權債務危機，從這個角度上對中國經濟“走出去”可能創造了條件和機遇。對我們資源、能源行業來說，它的主要投資在于獲取資源，挑戰是對資源價格和將來的資源增值，也就是說你在那個地方的生存能力和它更多地增值能力是我們的考驗，應該說機會很多，可是并不是所有機會都可以變成發展的機會，有很多會稍不注意也會變成陷阱。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除了考慮在資源領域的投資之外，也要考慮未來十年、二十年，整個全球經濟整體發展需要各種力量的配合，特別是世界比較擔心，比較害怕的時候，中國更要選擇當地的公司共同發展。最近我們收購了一個加拿大的公司，收購公司我們的立足點不在于減員增效，不在于降低成本創造價值，更多的是通過發展來創造價值，雖然企業被收購了，但企業的管理團隊都在，企業的員工一個不減，我們希望通過他們去增值，去創造更大的價值，去發展。這樣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得到企業的認可。只有把我們在海外的投資被當地人，當地政府視為他的企業時，我們才有更多的成功機會。

　　主持人何力：維持原有的腹地還帶來新的機會。有請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就中國企業國際化這個議題發言，歡迎！

　　龍永圖：謝謝！我想主要講一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當前面臨的大的環境問題。應該說中國經濟目前出現的強勢地位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因為中國經濟的強勢提高了中國企業的可信度，提升了中國企業的國際形象。這樣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我今天主要想講一下，我們面臨的環境當中還有非常復雜的因素，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確實出現的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因為這次金融危機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地位，從一個絕對的強者逐漸轉變為相對的強者，甚至在某些領域變成弱勢的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可能會充滿非常復雜的感情。在歡迎中國企業“走出去”，給他們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創造新的投資機會的時候，更多的是一種不安、擔心、懷疑、嫉妒甚至仇恨，所以我們不能低估整個形勢這樣一種變化。

　　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我想西方國家主要有兩個擔心：

　　一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擔心，因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和他們不太一樣，所以對于中國的崛起，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他們常常是帶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來看待，因為美國曾在歷史上遭受過前蘇聯的所謂“威脅”，當時60年代，前蘇聯的軍事實力非常強大，曾經對美國的全球地位造成了一次威脅，那時候他們認為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威脅。

　　二是對國際經濟后來居上者的擔心，這有點像80年代當時日本大舉購買西方國家的資產，大舉進軍西方的資本市場，這是對于市場后起之秀的擔心。雖然還有一些別的擔心，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意識形態的擔心和經濟后來居上者的擔心，使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國際環境產生了非常復雜的因素，我們不能夠低估這樣的因素。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和西方國家始終覺得中國企業“走出去”，要么是跟他搶市場，要么是跟他搶技術，要么是威脅他的國家安全。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中國企業“走出去”面對怎么政治化的問題，就是把中國企業的企業行為解讀為政治行為，帶有很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的一些動機。

　　我們覺得，要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所帶來的一些政治化趨勢要面對，要反對，但是我覺得反對政治化的傾向不能以政治化來反對政治化，不能人家處于意識形態的考慮我們就把整個爭論引導到中國企業碰到的所有海外問題都是政治原因，都是被政治化的結果，這樣使得整個中國企業走出去海外的環境越來越復雜化。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向國外的政府和企業講清楚：

　　第一，中國企業“走出去”完全是企業行為。你們提出的問題當中，誰來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我認為不應該依靠更多的政府幫助企業走出去，這樣的情況下可能適得其反，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是政府在后面作為推手的非企業行為，特別是像大型國有企業，比如中石化、中海油一些大的動作，如果政府干預過多，反而加深政治化的色彩。所以，我的想法是，不要以政治化來對付政治化，要淡化政治化，不要上他的當，不要被他牽著鼻子走，這樣使得我們企業“走出去”形成政治化的行為，如果不政治化就是企業行為、市場行為，這對我們企業的外部環境會更好。

　　第二，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定要使企業本身更加市場化，如果我們企業帶有很多的計劃經濟的色彩，帶有很多的意識形態的類型，中國企業就經不住市場的考驗，中國企業在走向全球化過程中就不可能令人信服地說這是個企業行為。如何使中國的企業更加市場化，中國企業公司治理更加符合國際規范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非常重要的途徑，不要把一切障礙都歸結到政治上去。我認為還是要從中國企業本身的市場化進程和公司治理結構這些條件來說。

　　第三，在企業“走出去”的時候，在當前政治化氣氛非常嚴重的情況下我們要盡量回避可能引發政治敏感的一些領域，比如對一些大的資源企業的控制，電信、高新技術領域，這些問題能回避就回避。今天一些大的企業家，像傅總是中石化，中國最大的國有企業，他們要像剛才傅總講的要慎重其事，絕對不能讓“政治化”的借口讓外面拿到。

　　還有今天搞太陽能的黃鳴先生，搞童車的宋鄭還先生，他們從事的領域就是非政治化領域，他們搞的再厲害，政治化的帽子很難落到他們頭上，所以，在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強大政治化非常毒化的氣氛當中要盡量避免政治上敏感的領域，而走中國真正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真正有競爭能力的領域，非敏感性的領域，這樣使得我們中國企業“走出去”能避免這些東西。

　　回過頭來講，即便你再怎么注意，他要政治化你也沒有辦法避免政治化。但如果比如我們企業市場化程度非常高，主要是公司治理，在非敏感領域，我相信政治化的企圖會被破滅，中國會真正形成國際化大環境。

　　主持人何力：您剛才說過度解讀或政治化的時候我們應該回避，但有時候出乎意料，中國有一個房地產商到冰島買了一塊地，冰島一共才20萬人口，買一塊土地也無所謂，但有人說那里是接近北極，是很重要的戰略意義，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很多西方媒體也炒，到底這個東西回避，還是我覺得我成熟了，就自己做這些東西，而不要過多地考慮意識形態的因素？

　　龍永圖：我們盡量回避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一些領域，但是我剛才講了，你要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他要把中國企業“走出去”都要政治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也沒辦法，那就政治化。我想，這個事情，冰島政府和冰島人民，他們政治化最后犧牲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中國。剛才傅總講了，中國市場大得很，并不是到你這里搶技術，威脅國家的安全，如果你真要把它政治化沒有辦法，但我們希望你不要把它政治化。

　　主持人何力：接下來有請中國經濟交流中心的秘書長魏建國先生發言，大家歡迎！

　　魏建國：新浪財經“金麒麟論壇”論壇我是第二次參加了，在這個時候提出這個題目我覺得非常好。我講三個觀點供大家參考：

　　第一，當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好時機。理由是：

　　1、對企業來說，我們企業所受的幾大重負，包括匯率、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面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主義，企業進口的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以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市場的不確定，都可以通過我們企業“走出去”解決。這是對企業來說。

　　2、對政府來說，我們正在考慮如何用我們3.2萬億美元外匯進行處理，有的同志說要買礦山，有的同志說要加大一些國家主權債務的購買，有的還說要并購一些企業。我認為，我們國家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支持我們，包括一大批中小企業在內的民營企業走出去，用資金支持他們走出去，對國家這個層面來講是非常好的時期。

　　3、對國外來說，現在許許多多國家都在盼望著，像剛才傅總和龍部長講的，中國目前的這種強勢，中國在整個世界經濟目前的地位，龍部長是中國加入WTO的首席談判代表，已經是我們入世過了十年，我們從中國全球貿易的第六位上升為第二位，出口第一，進口第二，很快就是進出口第一。我們與其它國家的貿易發展不是以百分之二十幾發展，而是以百分之四十幾發展。2010年，我們與東盟的發展是37%，與巴西的發展是47%，與南非的發展是43%，我們與俄羅斯的發展是39%，這些大的發展說明我們在增長，現在我們進口遠遠落后，現在我們在加大進口，但我們能不能做到世界貿易平衡。我們說在追求貿易平衡，但世界對我們很有看法。世界貿易大戰和貿易保護主義下一步還會有大戰爆發，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順應了外國環境的要求，可以把這個時期作為最好的時期。

　　第二，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大瓶頸是什么？表現為“不了解”。

　　中國企業對國外的不了解，包括法律不了解，市場不了解，合作伙伴不了解，以及長期合作規劃的不了解，同樣國外企業對中國也不了解導致中國企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個人參與了聯想并購IBM PC，TCL并購湯姆遜，也參與了吉利收購沃爾沃，包括中鋁出去到澳大利亞，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雙方不了解。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有一對戀人想談戀愛，組成家庭，但不了解對方，即使結了婚以后也會面臨一些問題，所以我們事先要做一些鋪墊工作。

　　第三，當前我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哪些，一定要把中介服務工作推到市場化的第一線，現在我們對國外的市場不了解，對國外這個國家的背景不了解，我們需要好好了解。這次利比亞我們損失很多，但有的企業損失很少，因為他做了一些了解。還有一些企業對評級不會規避，政府需要一些工作要做，但我們的服務要跟上。

　　最終一句話，當前美國由于它的經濟在推動全球化過程中處于關鍵的關口，很有可能從自由貿易倡導者變成貿易保護主義者，他在推動FTI，對其它國家根本就不管，最近議會通過了三個國家的FTI目前中國在全球的地位和份量應該擔當起全球化推動的主要力量。

　　謝謝大家！

　　主持人何力：謝謝魏先生，在目前這個階段如何發揮中介機構和政府的服務作用非常重要，我想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魏先生，中國國內經濟也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由于外部環境的影響，三季度的GDP有一點下降，四季度GDP也可能會有一些下降。您認為國際因素對中國有哪些以后？會是哪些方面的影響？

　　魏建國：應該會有一定的影響，前些時候我說過，中國的進口政策一定要提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因為我們三十年都以進口為主，現在進口藥加大，最后仍然有些東西卡在某些部門，降低進口關稅上。現在整個GDP作為中國人來講是一個衡量的標準，連國外也把它變成一個衡量的標準，前些時候和普羅提在談，普羅提就很擔心中國明年的GDP會不會跌到8%以下，我說你為什么這么擔心？他說如果跌到8%對中國的就業以及世界的經濟會產生影響。

　　如果大家仍把你看作是解決全球一些重要問題的引擎的話，會尊重你的意見，一旦失去這個，包括現在大家看到的，包括希臘、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漸漸是國家性的這個事情，我們應該在“走出去”上保持一定的強勢，盡管我們的GDP可能有一些調整或下降，但走出這一塊要始終保持強勁的勢頭。

　　主持人何力：謝謝魏先生，今天參加我們這個環節的討論還有兩位企業家，接下來來聽一聽這兩位企業家對這個話題的見解，首先有請皇明太陽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黃鳴先生！有請！

　　黃鳴：感謝主持人，感謝新浪的邀請。說道國際化有很多的感慨，因為現在整個全球巨大的變遷使得人們沒法應對，了剛才說的經濟危機等等，大家看到，新興產業變化巨大，像IT產業，蘋果的崛起，IBM的轉型，把制造業全甩出來才有了聯想的并購，結果成為一個大包袱。

　　第二，現在中國光伏產業巨大的災難，這個災難到什么程度呢？我到哥本哈根參加一個論壇，正好瑞典頒給我一個諾貝爾替代獎——正確生活方式獎，這是三十年來中國第一個拿到的，但是電話對我采訪，除了采訪中國新能源發展之外，接下來問中國很多光伏企業倒閉了，中國傾銷擠壓，都是你們的罪過，甚至我們的開發行支柱中國企業走出去，建光伏，建電站，拿人家的政策。你們是罪過，我說中國的高利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們能拿到，你們也能拿到，為什么說我們高利率擊跨了你們的低利率。中國光伏產業也有一部分企業虧錢，有的倒閉了，中國企業也怪你們？為什么中國企業是你們的“替罪羊”？

　　我說中國再弱的時候也沒有像你們那么神經過敏，實際上反過來說中國的光伏企業從一開始創造了十幾個美國上市的企業、首富，形成一股極大的浪潮，幾千億甚至上萬億資產投了進去，可是誰得了便宜，是美國人。當時我說，不說我們大投資時采購的都是美國、德國的設備，最主要的是你們企業的利潤比我們高十倍都不只，我們現在虧得一塌糊涂的時候，很多核心的產品，關鍵的材料還從你們那兒買，你們還是賺錢，最小都成了中國的問題了。

　　我們算一下，中國幾千億每年的產值占了世界上光伏總量的70%，現在賺錢的時候，比人家賺中國投光伏的錢差幾十倍，結果我們還這么倒霉。我說中國人再也不能做這個東西了。當時我受到很多人的旨意，包括地方政府也對我說，黃鳴你為什么投光熱，不是光伏。因為哪個國外政府對我們看不順眼，我們就傻了，我們不是國企，幾億投進去，誰也擔負不了，所以我沒敢投光伏，只是投向光伏終端產品的研發，我都是給老百姓做的太陽能燈、玩具、雕塑、BIPV、家庭光伏系統，這樣別人都賠錢的時候，我們光伏系統還有10%以上的利潤。

　　我認為不在于企業大或者企業小，像傅總講的，要有自己的盈利模式，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中國學了很多課，無論正的反的。縱觀要學什么呢？還是要學國外的東西，比如IT產業，制造業徹底不行了，但它新生了兩個行業，一是IBM完成變成咨詢商和組合方案的供應商，二是蘋果完成做了一個“四不象”，既不是IT又不是手機，既不是知識產權又不是娛樂，但都是。這樣的綜合產品才行。

　　中國重大的社會變遷的時候必然有重大的機會，新能源行業會有什么機會呢？我們發現，傳統產業也面臨這樣的機會，高污染產業不受歡迎，我們太陽能能不能與新能源結合，形成我們太陽谷觀望中心，旅游、休閑、制造再加營銷，就是把旅游做成營銷，而且國際化的成本極高，像皇明這樣的企業國際化成本還比較低，因為我在國際上的影響十幾年在國外十幾個億美國，國外所有的媒體都報道“太陽谷”，報道皇明，影響很大，但這樣“走出去”都非常非常困難。別說其它企業了，像在國外創造品牌更不容易，砸進去幾十億美元都不見帶個響。

　　我們應該怎么辦，后來我們想我們應該學巴黎，巴黎是世界化妝品和時尚中心，我們為什么不能在中國建一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或者新型生活方式的中心，所以我們才有了“未來城”，是一種對未來的暢想，我們把世界上所有的節能、環保、生態的節水處理，雨風收集都放到“太陽谷”里，把應該走出去的錢全部在國內建一個世界的新興能力，新生活的時尚發布中心。現在已經基本做成，因為我到國外，都是他的副總理甚至國家元首接見我。

　　主持人何力：現在有很多在里面住嗎？

　　黃鳴：都來住，都來看，都來體驗。而且我們不僅僅有這些東西做展示，而且我們有一百多萬平方米的，只有消耗常規能源和排放十分之一的建筑和體系，我們還提出了一個“微排地球戰略”，實際是針對IBM的“智慧地球”提出來的，同時我們針對英美的低碳經濟，我們認為它是一個飽含禍心，尤其智慧地球，云計算、物聯網把中國弄到全世界經濟去，到時候非常有影響我們通過“微排地球戰略”，通過自己的展示和技術解決方案來向全世界來推廣我們的太陽谷，Copy我們太陽谷，現在國外很多城市希望與他們合作搞城市運營，尤其中國很多城市。大家說你說的東西比較空，其實我們的樣板間里做了一個Home Pad，后來變成MicroPad，Home是SmartHome，智能化社區，最后是綜合性的解決方案。現在我們完全有樣板間運作，不僅把微軟(微博)比爾·蓋茨未來家居所有技術融入進去，而且我們展示了所有太陽能的熱水、采暖、制冷以及光伏發電、亮化、光伏噴泉等等，我們用這樣一種體系向全世界展示我們中國極大的整合能力和創造能力。所以，我的關鍵詞是“整合+創新”。

　　主持人何力：我想利用今天主持人的優勢地位還有個問題想請教傅總，也與我們今天這個話題不完全有關。中石油、中海油去年的凈利潤是2700億左右的規模。關于這個特殊行業，因為是個資源性行業，我最近看到一個學者說，大家總是討論說反對壟斷反對壟斷，但對資源性行業來講不完全可能像高度競爭性行業，很多人完全從事競爭性行業。壟斷不是最根本性問題，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些國有大型企業產生的利潤通過好的分配方式使公共產品的供給得到改善和提升。這個問題不知道傅總您怎么看？

　　傅成玉：沒想到會提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我想國民很關心，我想媒體不清楚的，國民不清楚的，也是一些大牌專家不清楚的地方。我想壟斷主要是價格壟斷，過去學經濟學，說壟斷不能促進技術進步，不能促進社會財富制造的效率，更傷害老百姓的利益，我想這些仍然沒有變，但在中國目前，價格不是企業能定的，價格是政府定的，但政府在定任何價格的時候，第一是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特別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第二是考慮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第三是考慮體制機制的長效，就是我們改革深化，為將來搭建一個深化改革的平臺，但政府的好意由于我們體制機制的不透明導致的誤會太多，導致政府的好意沒被理解，國有企業一直在捱罵，這個不用多解釋，就是機制要透明，政府機制不透明，你再有好心，大家不理解。

　　第二，我們說壟斷的問題其實在全球資源行業里，不要說中國，全球正在產業集中度進一步加強的過程，中國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目前不僅僅在國民經濟當中要有一個保駕護航，起到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和健康穩定的發展起積極作用，更要在國際競爭中代表國家，在行業里頭起到一個國際競爭力的作用。所以，產業集中度是全球都在抓的事兒。

　　第三，利潤很高，怎么來的？利潤高不等于資產回報率高，很多經濟學家在上面評論的時候我特著急，我說經濟學家說話應該有經濟學家的水平，但是沒有一個人提，說今天我們700億的利潤和前幾年300億的利潤區別在哪兒了？不是絕對數量的區別，主要是在我們用的資產總量不同。但是目前我們的資本回報率并沒有本質上的提高。舉個例子：

　　1、去年中石化利潤公布的是700億，聽起來700億很不得了，但我們用了1.6萬多億的資產，要產1600億的利潤才有10%，我只有700億。

　　2、我們的銷售額去年到了1.9萬億，今年將超過2.5萬億，但我們每賣一元的利潤率只有五分多，回報率不高。

　　3、這個利潤的產生或我們的資產是哪里來？很多人說你是國有企業，是花國庫的錢，錯了。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是先從農村開始的，第二從國有企業開始的，我們開始改革的初期也有點類似責任承包制，但后來全斷奶了，將近二十年斷奶。為什么在十六大之前，國有企業個個都要處于死亡的邊緣？就是因為政府沒有給財政的直接支出，資本投資全都是企業在市場上得的。所以，我們現在的投資一是從銀行貸款，二是從資本市場上融資，三是直接從股東那兒拿來的錢。

　　我們拿來股東的錢要給股東高回報，我們拿銀行的錢要還本付息，如果我們企業沒有利潤，這個企業今年能支撐，明年能支撐，后年就徹底關門了。這個關門不是影響一個企業，而是影響一個行業。目前我們的經濟規模僅僅只能維持企業的簡單再生產，也就是說現在大家感觸最有意見的就是油價。但大家不清楚，這個油價是我們煉的油80%是從國際市場買來的。

　　第二政府為了讓整個社會CPI比較低，控制了成品油價格，但更多地體會到了你漲得多就不降，降一次立即又供應緊張。其實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因為我們知道漲，但漲的時候應該漲10元，政府說漲2元，好象次很多，連第一次漲的機會都沒到，所以一降就說你降得慢。我們過去在漲的過程中成本高，我們國家煉油成品油的20%是來自地方煉油廠或民營企業，國有企業虧的時候既有社會責任，政治責任，但民營企業虧，過去我們有些評論說不對，民營企業虧他怎么再生產，所以他只好停或變項。我們再增加生產這20%的能力是要補上的，這次我們才有的問題解決了，我們在長期漲價過程中消耗的是庫存，現在我們非常緊急，庫存都不到十天了。把庫存快消耗沒了來補那部分不生產的。所以，這方面我相信政府比我們更清楚，唯一的是沒有把這些都告訴老百姓。

　　我們的投資，我們要把能源的保障力度提高，加大“走出去”的力度，為了使我們社會成品油供應能夠保障，要更多地煉油，越煉越虧，煉得多虧得多，但也得要煉。這部分企業自己要背。

　　第三傳統老國有企業的穩定責任非常大，我們現在上百萬的職工還有將近60%、70%，過去協議解除合同的，還有分立辦社會的，由于改革不徹底要回來的，我們都要承擔這個。我們在60年代、70年代開發的老油田都到了后期了，過去我們計劃經濟這個企業規模大，我們四個油田里有正式職工24萬，一年產63萬噸，每個職工平均產27噸油，在國內的價格相當于2萬元人民幣，也就是一個職工的產值是2萬元人民幣，還要有另外20萬的家屬，幾個油田就是城市，但地方政府不接，城市維護建設、保養、修水、修路都要企業來承擔，企業要穩定，要投入錢，都要企業自己背，沒有政府一分錢。

　　我們現在為了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要節能減排，所以原來的老社會達不到標準，更新改造企業要投入，更重要的是，我們國家一年新增汽車1800萬輛，新增的油哪里來？誰來買？企業買。新增的產能要企業再去建設，都要去投資，我們700億的利潤，除了背國家政策上的虧損，企業穩定，“走出去”，再投資，我們要擴大產能，我們投資每年都超過2000億，明年要超過3000億。所以，700億的利潤去掉內部的這些補貼，那2000多億從哪里來呢？得從市場上來，不是靠政府財政部門來。所以企業要拿別人的錢，拿投資者的錢，我們要給人家回報。

　　這個情況我多說了兩句，你正好問了，否則我也沒機會說。

　　主持人何力：謝謝傅先生，關鍵是提高透明度，提高資產回報率。接下來我們歡迎好孩子集團總裁宋鄭還發言！歡迎！

　　宋鄭還：各位好，說道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問題，我們確實蠻有感受的。上個禮拜的星期一，我在新加坡接受了一個亞太質量組織的獎叫“亞太質量獎，主要獎勵卓越績效經營的企業，而且是18個獎項里我是對于一個被頒獎的，也就是最高獎，這個會議上是最受矚目的。

　　當時我說感言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就說了我本來沒準備的一句話，當時我走上企業的時候就想為學校多賺點錢，解決教育經費的問題。后來應該實業報國，我們要打出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來。但是接受這個獎項的時候，其實我很受感動，因為它主要是美國、澳大利亞一幫人在評，把我們看得這么重。所以，這時候我就真正感覺到我們是全球經濟的一員，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員，我們得對這個世界負責任。

　　這個階段，經常我會聽到一些我們國外的合作伙伴以及投資者等等跟我講這樣的話，有的是很著名的公司，很大的品牌，和我們多年合作，他們的老板會跟我講，宋先生，我賣給你算了，有的是非常棒的直接經理，在很好的公司里，他們會跟我說，你是元帥的話，我們愿意當你的兵，我們的投資者也經常有這樣的說法，是時候了，要看你了。所以我感覺到重要經濟的全球化，特別是龍部長立了非常大的功，就是入世談判成功以后，我們進入WTO以后，這個門是關不住的，中國的地位在全球化當中是會越來越強的，不是別的原因，是它的比較優勢。

　　作為一個企業來講，我感覺到有一種壓力，那么多的行業、產業、公司里的人期待著我，等于期待著好孩子，希望我們干出點什么來，其實關鍵還是在于能力，有點優勢。好孩子有點特別，當時我接任校辦工廠廠長的時候什么也不懂，我就發現做一些簡單的加工沒出息，所以我說了一句話，我不知道應該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應該做什么，那就是不應該做那些低價值的加工，所以我們就想我們應該創新，應該做世界上沒有的東西，應該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因為這樣，我們很用心，中國人不笨，我本人也創造了一個產品，這個產品也是目前在這個世界行業里單品銷售達到世界紀錄，現在已經有超過1800多萬輛多功能的嬰兒車。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一直靠產品設計、研發、自主創新，我們沖到國際市場上去，就1996年我們打進國際市場，當時也是靠我們的獨特創新，有一輛車子叫“爸爸搖，媽媽搖”，兩種不同的搖法，打進了美國市場，可以講是如入無人之境，沒有對手，因為創新太特別了，沒有對手，價格也很高。我們這個模式也算中國人闖出來的，我們自己叫OPM，不是叫ODM。我們是自己研究市場，規劃產品，然后自己完成規劃設計，叫“交鑰匙工程”，雖然這個產品很多地方我們都是用合作伙伴的品牌，因為要打出一個不是那么容易，我是用人家的品牌，但人家只要把這個品牌貼上去就可以，連和商店的價格談判都已經因為我們前期的策劃使得它們變得很容易。所以我們一直叫做OPM。

　　在OPM基礎上我們也做OBM，就是我們自己經營自己的品牌。除了在中國市場，我們是第一品牌以外，其實在國際市場上，已經打出很響亮的品牌GB，以前叫Good Baby，最近我們在意大利推出有一個行業創新的車子，電動的嬰兒車，這個車子要賣到1900臺歐元。我們這個品牌我很有感觸的是，很多企業弄假洋牌子，實際上沒有必要，我覺得關鍵是這個品牌要站在什么高度上。

　　主持人何力：謝謝宋總，還有兩位嘉賓，一位是叫普望，做財務管理的時乃辰女士以及光華管理學院的武老師，先請美國普望合伙人亞太區主席時乃辰女士發言。

　　時乃辰：感謝新浪網為我們大家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大家從各個行業，各個角度交流一下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國際化進程。普望合伙人是2006年成立于中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我們主要是從事資產管理以及財務顧問業務，在短短五年間我們在全球有七家分支機構，美國、歐洲、中東，我們在亞洲的第一家分支機構，在中國我們今年正式進入中國市場。資產管理方面，我們五年之內管理者80多億美金的資產。金融服務上，并購顧問是我們的強項，雖然我們公司比較年輕，但工作人員都是知名的投行家云集的，我們完成的交易包括湯姆路透社的并購，泛歐、紐交所的并購，在歐洲危機當中，我們也替一些歐洲國家的企業做戰略財務投資的重組。我開始以并購顧問方式參與到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從2000年就開始了，所以也有幸一路和中國企業目睹參與了整個歷程，其實變化是非常大的。

　　在剛開始的時候，從主體來講主要是以央企為導，以簡單的戰略資產收購，到今天我們看到行業的多元化，資源行業、制造業、消費品、高科技行業，我們的并購結構從單一的資產并購發展到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成為最大的股東。主體方面從央企到現在非常活躍的民營經濟。其實所有的過去的幾年發展是令人驚嘆的，但還有一個起始。2010年中國并購交易額完成了，其實這只占到全球并購交易額的8.2%，這當中對外收購還不足19%。這個并購其實是一個方式，是一個企業國際化進程的起點，不是一個目的，更不是一個中點，但它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起點。

　　我歸納了三個關鍵，就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這三個關鍵我認為一是思路，二是文化，三是理念。思路方面，我想舉個例子來講，我經常和中國客戶和企業在并購發起以前進行交流，可以說非常反復的，而且非常細節的一些溝通和分析。歸納成三個問題，其實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做這個收購；第二做了并購以后準備把它怎么弄；第三如何完成這個收購的。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思路，所以我想在思路方面舉這樣一個例子。

　　這些問題看似是非常簡單的，但其實卻需要大量周密、細致的大量專業、技術、知識、行業的經驗來做支撐和準備。最后是文化，根據國際“七七定律”，70%的并購案例成功沒有取得原來的效果，70%的并購失敗來源于文化的整合。文化的整合方面我們進行一下換位思考。我們普望合伙人是一家華爾街的機構，我們到中國來投資，如果我們到中國來完全照搬美國的文化，不注重本土人才的培養，員工的本土化，不嚴格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如果不尊重中國的文化，一味重視降低成本，這樣可行嗎？肯定不可行，肯定會水土不服，這樣的情況對中國企業到海外去肯定是一樣的。這是文化方面，我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說，建議大家首先要換位思考。

　　理念，雙贏和多贏的理念首先是中國提出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理念，有我們非常關心的收購價格來說，這幾年我看到中國企業盲目出錢的案例，還有中國企業因為價格飽受而錯失良機的案例。這個價格的關鍵在哪里呢？其實價格定價的關鍵主要是你要對標的物有一個從財務、戰略、風險以及市場動態各方面進行一個全方位的考量和評估，把很多的風險因素把它進行量化，最后得到符合你利益定位的價值區間。出價如果高過你可以承受的價值區間，放棄了這個項目也不可惜，反之也是亦然。

　　我非常同意剛才傅總說的，怎么說我這個收購是買便宜了還是買貴了，對單一資產來講，如果對整個集團來講產生非常大的協同效應、戰略影響。還有可能這個東西你買得再便宜，你不能把它增值，這個還不是一個成功的并購。所以這是一個理念的問題。

　　主持人何力：謝謝時乃辰女士，思路、文化和理念。還有最后一位嘉賓武老師，特別不好意思，我今天的時間沒控制好，因為吳敬璉老師下面還會有一個演講。

　　武常岐(微博)：我的題目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競爭力和國際化路徑。中國的外匯儲備很多，這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非常重要的原因，理論、時點上這個成立，而且是誤導，過去二十年，中國對外投資的比例和外匯儲備只占2%，中國外匯儲備是宏觀出問題，而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基于收益的考慮。全世界看下來，資本增殖最快的國家，未來中國政策推向內需，市場最大的就是中國，中國企業離開這個市場去哪兒？這是個悖論。

　　實際也有一個解決的方式，就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本身的資源，本身的能力很難持續，它必須要在全球尋找資源和戰略資產，看上去是一個悖論，實際上有一個問題。剛才幾位企業家說的非常好，關鍵的主角是企業，是企業本身的競爭力包括創新能力，市場開拓能力，企業是要有能力的，宏觀市場看來，十六大提出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政策，到現在已經十年了，但十年確實直接投資有很快的增長，但過去三年停滯，大概在500—600億之間，企業在觀望、摸索和總結，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會面臨很多的挑戰，離開高速增長的市場，會有文化的挑戰，有穆斯林文化，有制度的挑戰，有制度的差異，有獨裁，有軍政府，有多黨，有議會等不同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差別很大。還有地域差距很大，到拉美等等，還有經濟落后的國家，差距擴大等等等問題。

　　企業應該怎么做呢？去差距比較小的地方呢？還是到差距比較大的地方呢？大部分宏觀經濟，中國在外面的直接投資大部分集中在亞洲，70%、80%，在非洲和拉美，這和中國的制度、文化和經濟發展比較接近。最近我發現一些另類，我和研究生研究了2000年的上市公司，有一個問題，上市公司只有一小部分企業在海外設立了子公司或分支機構，而且這些企業首選的不是亞洲，最多的是美國，第二是新加坡、荷蘭、澳大利亞、德國和日本。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市公司中選擇“走出去”的企業，他們本身因為體制、結構、競爭力問題可以在非常有挑戰性的市場當中站住腳。

　　這就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怎么衡量呢？我們進一步做研究，在海外設立子公司，在海外拓展的企業資產更大，資產回報率和股本回報率都更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以幾十倍計算。我們的統計數字表明，中國企業上市公司中，在海外設立子公司的企業比不在海外設立子公司，只在國內的企業，資產回報率和同行業差30倍，不是30%。所以，中國企業“走出去”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自身的競爭能力。比如華為的模式，開拓市場，中石油中石化開拓資源，聯想模式是全球化，吉利模式是收購資產，還有好孩子是創新。總體來講，這些是初步的階段，要逐步打造競爭力，不可能一夜之間競爭力非常非常強。

　　我這里總結了六個要點：

　　一是要循序漸進，一步步走，摸索市場；

　　二是建立聯盟，中石油、中海油早期單打獨斗的都失敗，聯合當地的都相對比較成功，因為任何企業都不可能擁有全部的資源和人才，肯定要盡可能爭取更多的人；

　　三是要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其實中國市場是全世界增長最快，前景更好的，有經濟學家預測，2040年中國經濟是全世界經濟的40%，不服務這個市場服務哪個市場？

　　四是文化融合；

　　五是企業到另外一個國家要承擔社會責任，我們強調中國要承擔社會責任，在所在國也要承擔社會責任，要成為模范公民。

　　六是投資風險，很多國家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不穩定，為什么在利比亞發生這么大規模的事件，看上去是一個“勝利大逃亡”，但為什么把這么多的資產集中在這個國家。這是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我想政府還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商務部三次推出了投資指南，哪個國家，哪個行業會比較好，這確實對企業“走出去”有幫助，雙邊的貿易保護主義或者貿易制度是有幫助的；另外就是放寬政策，現在的政策限制還是挺多的。現在有些企業還要批，3億發改委不批了，省里還要批。核心問題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只是最有競爭力的企業才有可能在國際市場上拼搏成功的機會。

　　主持人何力：謝謝武老師，我們今天的關系，微博熱議的環節只好取消了，因為時間確實來不及了。感謝今天臺上的幾位嘉賓，謝謝臺下的諸位，我們這個環節討論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