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瑜/文

　　“五道口三十周年，既是慶生，也是告別。一個時代過去了，期待新的時代出現，新的時代應該有新的方向。”

　　——柳紅 戴志康

　　從北京西直門出來，火車通過的第五個道口，叫“五道口。”

　　1981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選址北京海淀區五道口東升公社尚未啟用的一個衛生院里，以后，“五道口”這個簡潔而且像暗語一樣的稱呼漸漸地代替了它的標準名稱。

　　1981年，改革開放之初，戴志康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還在學計劃經濟。1985年，他從人大畢業考入“五道口”，那時校園還是衛生院的房子，每天聽到提示火車通過的高音喇叭。

　　雖然戴志康在“五道口”只上了一年半，沒拿學位就出去闖蕩江湖了。但這并不妨礙他給“五道口”很高的評價。他認為當時的高校教學很死板，反而是央行里有劉鴻儒這樣的改革家推動新型教學，才出現“五道口”這樣的學校。學校的學生和老師互動過程中推動發展了中國的金融市場、金融行業。

　　金融改革的縮影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處于計劃經濟時代，銀行有名無實，充當財政的出納，甚至并入財政部。1979年3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全黨要十分重視提高銀行的作用》，第一次發出信號。10月4日，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說：“銀行要成為發展經濟、革新技術的杠桿，銀行要辦成真正的銀行。”

　　1979年11月，《經旗》發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李葆華文《充分發揮銀行的經濟杠桿作用》，李葆華也是李大釗之子。但文革十年，教育斷檔，百廢待興，辦銀行的人才從哪兒來，成了一個很大問題。此時恢復了高考，高校也招了研究生，79年，中國人民大學財金系有10個研究生名額，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鴻儒去向系主任黃達要名額。

　　黃達給了劉鴻儒兩個建議：第一，不要依靠人民大學，學校名額有限；第二，中國人民銀行可以考慮成立自己培養研究生的單位。

　　1959年，劉鴻儒從蘇聯莫斯科大學經濟系獲副博士學位后回國進了中國人民銀行，是新中國銀行界最早的海歸派，也是“五道口”建校最重要的推動者。

　　專欄作家柳紅在《道口有道》一文中稱，歷史已經證明了劉鴻儒無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他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年輕有活力，思想解放，充滿激情；第二，身居要職且有理論造詣；第三，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參與者，能夠調動資源。

　　經過了很多周折，1981年教委、國務院學位辦批準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戴志康認為，當時“五道口”應該是利用了央行、北大和人大的三方改革力量，所以，五道口有三個重要人物，劉鴻儒、黃達、厲以寧。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的博士學位是在“五道口”取得的。在他看來，“五道口”是30年金融改革的縮影，“以劉鴻儒為代表的一批改革家，將改革思想布道于此，使‘五道口’成為改革的橋頭堡和思想的策源地，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不可復制的五道口模式

　　央行辦校的特殊背景，形成了獨特的“五道口”模式。

　　“五道口”沒有專職教師，授課者除了金融所的研究人員，還有外聘的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陳岱孫、胡代光、厲以寧和中國人民大學黃達從一開始就被聘為研究生部學術顧問。最初，是厲以寧幫助制訂的一整套教學大綱，并親自開課，還組織北大老師包了全部基礎課。

　　近水樓臺，五道口請總行司局長和各行行長講實務操作。比如，工商銀行行長張肖；中國銀行李嘉華、戴乾定、劉德芳；農業銀行行長王蘭等等。很多銀行業改革的現實問題被拿到課堂上進行討論，有的學生甚至還有機會和決定經濟走向的決策者當面辯論。

　　對“五道口”一直關注甚多，頗有感情的專欄作家柳紅說，這對當時的學生而言，是很大的刺激！趕上一個巨大的歷史機會，很多人成功發達，這也成為五道口的驕傲。

　　郭田勇認為，對金融熱點的先知性和敏銳性是道口學生的特點，這也決定了他們職業選擇的特點。

　　81年到83年入學的62個學生，即五道口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老三屆”，在中國金融人才青黃不接之際走出校門，成為執掌中國經濟命脈一代。其中包括81級的吳曉靈(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管局局長)、夏斌(曾任深圳證券交易所首任總經理，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金琦(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曾任IMF中國執董)……

　　而95年，96年畢業的學生，離開校門之際，恰逢中國證券行業方興未艾，于是紛紛投身其中，成為證券行業的弄潮兒……

　　過去的三十年間，“五道口”學子創造了并還在創造中國的歷史：中國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銀行、中國第一家上市銀行、中國第一只基金、中國民間最大信用社、中國第一家柜員制銀行……

　　戴志康1992年創立中國第一家私募基金——海南富島基金，成為“中國基金教父”。

　　柳紅認為，“五道口”是當年為中國金融改革培養急需人才、“火線培訓”創辦的，是特殊時期的產物，這一模式不可復制。“三十年五道口，有驕傲，也有遺憾；有滿足，也有自省；有榮耀，也有教訓，五道口，是中國現代金融史上的里程碑，標記著一個獨特的、絕無僅有的五道口現象。”

　　為了出發的告別

　　其實，接著上文，柳紅的話還剩半段：“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它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大環境、小環境其實都過去了，應運而生，歷史在此定格，這是自然現象。”

　　柳紅說：“這是慶生，也是告別。”

　　戴志康說：“一個時代過去了，期待新的時代出現。新的時代應該有新的方向。”

　　戴志康覺得，如果說“五道口”過去三十年的輝煌帶領了一個時代，那么，現在對‘五道口’的期待是能不能在新的時代打出新的旗幟。

　　“過去那個時代，是在計劃經濟的大系統里面開創出市場經濟的新體系，這個時代，是中國資本的全球化。”戴志康說。他認為現在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的金融能不能支撐中國人在全球開展我們的投資，管理我們在全球存在的企業。

　　“中國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后，想要讓大多數人進入現代富裕社會，必須走出國境，”他說，“我們需要新的領袖給我們在海的對面圈出更大的地盤，讓后來者有折騰的舞臺。”

　　他認為，在過去，中國的金融金融經濟基本上拿美國作為樣板，但是下一個時代我們要按照自己的國情和世界形勢，來創新我們自己的金融經濟體系。

　　“在世界金融最動蕩的轉折關頭，中國三十年的金融積累如果沒有很好的政策支持的話，很可能會成為泡影。現在需要新時代的超級金融人才來管理超級金融資產，期待新的五道口校友中可以出現超級金融人才。”——這是戴志康的期待。

　　他說：“道口三十年，懷舊沒有多大意義，我們期待他的新生。要有新人，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