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 攝）

　　2011年9月16日，2011年中國企業家論壇夏季高峰會在河北廊坊隆重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新機遇、新商機、新產業——尋找發展的共識”。圖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

　　秦暉：感謝大會給我這么一個交流的機會，亞布力論壇主要是企業家和一些經濟學家，像我既不是企業家，也不是經濟學家的人，可能還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關于企業經營這樣一些方面我得聽大家的，我只能講一些虛的，我講一下我理解的將來的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可能的不穩定性。

　　大家都知道，整個全球經濟都在發生很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原來是在美國，現在又發生在歐洲。這個世界上不管是中國還是國外，都有很多朋友很高興，說這是資本主義碰到問題了。實際上在這些國家，實際上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碰到了問題，不如說是社會主義碰到了問題。我這里并不是說福利國家沒有它的問題，但是目前全球經濟出現的問題，大家想想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不管福利國家各自有什么問題，但是理論上講都不會出現一個巨大的債務危機，不管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理論上講都有一個平衡。

　　可是最近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發生的危機，一個核心就是債務鏈的鍛煉；當然在美國主要表現為個人消費和債務；在歐洲表現為國家負債，但是這兩者背后是一樣的。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其實我覺得無論是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都是不能解釋的，直接的原因我覺得不是什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危機，而是目前的民主制度碰到了問題；講得簡單一點，如果在過去背景下，不一定它的效率一定是最高的；但是民主制度有一個特點，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它都要講老百姓喜歡的那些主張。講得簡單一點，左派喜歡講高福利；右派主張減稅，但是要減福利就不容易。

　　那么你就想，不管高福利、高稅收，還是低福利、低稅收；可是假如左派一上臺就要增加福利，但是也增加稅收；右派一上臺就要減稅，但是減福利也很困難。這樣發展下去，折騰幾次，財政不破產才怪。如果民主制度按照這種模式來運作，不早就破產了嗎？實際上在民主國家發展的歷史上，老百姓接受降低福利和接受增加稅收，都是很常見的事情，不是不常見的。如果民主國家不能征稅，它早就完蛋了。但是為什么現在民主國家這幾十年都在追求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發展，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有它非常大的積極的一面，但是它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全球化指的是全球投資、全球做買賣，這個問題不大；但是這個金融的全球化，我們看到歐洲發生問題，歐盟是一個經濟一體化的，但是并不是政治一體化的，有歐元，但是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所以就造成了希臘吃歐盟的大鍋飯。

　　但是更嚴重的就是美國透支全世界，就是美元和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國印鈔票，就可以從全世界買東西；當然它又有巨大的透支的功能。而且有了這個功能并不是主要的；美國這個國家由于它的體制，左派得勢，福利就提高，當然稅收不提高也很困難；右派得勢，稅收降低，但是福利降低也很困難。可是今天加入全球化的另外一個很大的經濟體就是我們中國，我們中國在這一點上跟他們正好是相反的，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有什么最大的不足？我覺得既不是市場經濟搞得不足，也不是社會福利搞得不足；而且在今天，純粹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沒有了；中國和他們不同點在哪里呢？老實說就是這個平臺不一樣。由于這個平臺不一樣，就造成這個循環跟西方全然相反，西方是政策一左，福利增加，但是減稅很困難；政策一右，它要減稅，但是減福利就很難。

　　而我們中國，不管是左還是右，首先要滿足政府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于是政策一左，政府的權力就不斷膨脹，反映在經濟社會和稅收越來越多，但是社會服務的提高不足；政策一右，政府就會推卸責任。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跟他們是相反的。政策一左，政府就拼命收稅，但是公共服務增加的不多；政策一右，政府就把公共服務都廢掉，但是它的權力一點都不受制約。這就造成了我們跟西方有很大的區別是，他們的政府負債累累，而我們似乎有用不完的錢，于是就造成了中國這樣一個消費欲很低的經濟，大量的生產是用于外需的，是供美國經濟來透支的。

　　但是這樣的一種模式，不斷使中國、歐洲還是美國，都造成了它的問題。在歐美造成的問題，我們現在看到了，債務鏈條中斷，透支不可持續；而在中國大家也知道，我們這種模式本來就是以我們加入了全球化，在這樣一個體系下延續下來的。這個體系的任何一方如何換成另外一方，也會是這樣的結果。大家知道，勞動力成本和各種要素成本也在上升；再加上政府由于公共服務欠債太多，最近幾年也加大了公共服務方面的政策。我覺得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轉型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國的企業家在未來這些年，外面要對付外需的萎縮，傳統游戲規則的變化；在內部，其實包括現在我們講的，國進民退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我覺得不僅是不可回避的，而且也是應該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國進民退，或者是國家權力的增長和它的增長不可追問，這一點是制約中國發展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是中國下一步如果要改變增長模式，要能夠擺脫中國的困境關鍵所在。這種游戲只要有一方面玩不下去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繼續玩下去。中國的改變，我們當然不能壓縮企業的生存空間，同樣也不能壓縮勞動者的利益，那么我們怎么辦呢？我們當然只能通過設定政府的權力邊界；政府的責任可以追問的機制，從這個方面來著眼，使得中國無論是企業界還是勞動界，都有一個更為寬松的環境。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