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國商人媒體聯盟和《浙商》雜志社主辦的“2011民企投融資大會”于6月17-19日在杭州舉辦。上圖為全國人大常委、著名經濟學家辜勝阻。(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由全國商人媒體聯盟和《浙商》雜志社主辦的“2011民企投融資大會”于6月17-19日在杭州舉辦。上圖為全國人大常委、著名經濟學家辜勝阻(專欄)。

　　以下為演講實錄：

　　辜勝阻：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

　　我演講的題目是民營企業如何應對當前的“三荒兩高”，實現成功突圍。我先跟大家共同來探討一下當前的經濟形勢與民營的困境，溫家寶總理講，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增強憂患意識。我們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不僅要有“近憂”，當前是通脹，我們剛剛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5月份CPI水平達到了5.5%，還要有“遠慮”，就是我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另外還有外患和內憂。我剛從歐洲回來，由于政府為應對債務危機實行財政緊縮政策，希臘工人大罷工。希臘政府的負債達到了GDP的140%以上，青年失業率超過40%，這種外部環境也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影響。內憂就是今天要討論的“三荒兩高”，我們講農業缺水，那是在前一階段，現在水的問題已經緩和了。工業是缺電，服務業是缺人，我們現在到餐館去吃飯，老板會說你先把菜先點好，餐館人手不夠，加菜就沒有人了。中小企業是缺錢。我們現在是融資難(錢荒)、用工難(人荒)和電荒。

　　浙江省去年私營企業過60萬大關，我覺得浙江經濟發展成功有六個方面的要素：

　　第一是企業家精神，包括創新、創業和冒險精神等，然后很重要的是家族企業，它們創業的時候有很高的凝聚能力，錢荒也好、人荒也好，走出困境要靠自己。

　　第二是體制外的金融，中小企業融資是世界性難題，而在中國特別難。世界上銀行的通病是重大輕小，嫌貧愛富。我們浙江省民營企業的輝煌得益于體制外的金融。

　　第三是從組織體系上來看，我們有500多個產業集群和數以千計的專業市場，分工產生的經濟效益是很強的。

　　第四是浙江民企面向全國和全球發現和開拓市場，我們說有“三個浙江”，一個是本土的浙商，一個是省外的浙商，還有海外的浙商。據統計，有150多萬海外的浙江商人，有600多萬浙江人在浙江以外的城市。在明代、清代之時，在中國閩商、浙商、徽商、晉商有名的商邦中，特別是內陸商幫中的晉商曾有過幾百年的輝煌。在改革開放以后浙商是做得最成功的，浙商靠著自己的力量，依靠民營經濟，經濟發展成果顯著。

　　第五是抗危機能力強和適應性強。

　　第六是浙江政府相對開明。

　　我們正處于轉型、創新的年代，“十二五”時期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轉型”。整個“十二五”時期就是探索我們國家怎么轉型，我們成功從人均收入100多美元的低水平，達到2010年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金，這意味著我國從低收入國家轉向中等收入國家。我們現在面臨的最主要任務是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

　　我們為什么中國要進行轉型？因為我們的競爭武器是五低：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包括我們浙商在海外也具備這五個優勢。但是我們也面臨四高：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我們能夠快速提升GDP，卻無法創造高利潤；我們可以大量生產產品，卻無法創造品牌；我們可以吸納大量的就業人口，卻無法大幅提高勞動者收入。我們消費對GDP的貢獻還很低，美國是瘋狂的消費，我們是拼命的攢錢，但是我們勞動者收入低，這是造成消費低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的近憂是通脹，我們的遠慮是我們的結構。在城鄉結構方面，我們的城鎮化率為49%，現在城鎮化最大的難題是2億多農民工沒有轉化成完全意義上的市民。關于產業結構，我們農業不穩，工業很大，但是大而不強，服務業不夠，沒有實現規劃指標。從階層結構來看，我們中產階層比重只有20%左右，我們的財富結構是金字塔型，不是橄欖型。我們的分配結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39%左右。我們這一系列的結構失衡導致居民消費率只有35%，消費是最大的障礙，消費短板的背后是分配問題。所以我們要做出轉型規劃，要從哪些方面來轉？我覺得要通過改變六個過度依賴來實現轉型。第一是從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向以消費為主的協調發展轉變；第二是從過度依賴出口和外資的外需拉動向商品和資本進出并重轉變；第三是從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的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第四是從過度依賴房地產支撐經濟增長向多元支撐轉變，房地產是支柱產業，但我們不能過度依賴。第五要改變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的現狀，向低碳、綠色、集約發展轉變；第六要改變一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長局面，現在應該要大部分人富起來，使內需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第二個問題是民營企業當前面臨的困境：“三荒兩高”。我們首先看三荒，我剛才講到人荒，就是用工荒，勞動力從無限供給的局面走向局部嚴重短缺，一段時間以后還會出現全面短缺。其次是錢荒加劇，特別是浙江，浙江的民間借貸利率月息數很高。電荒也是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兩高”一是指的高成本，用工的成本在上升，融資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有人講，這次人口普查暴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靠的是人口紅利，我們的人口紅利一方面是量大，無限供給，另一個方面是低價，勞動成本很低，便宜、好用。二是高稅收，就是企業稅費負擔比較高。我們看今年的兩會有一個爭論，現在的民工荒是“真荒”還是“假荒”？我這幾年每年都到浙江來調研幾次，我到沿海也去調查過，我發現用工荒是“真荒”，不是“假荒”。從區域上來看，影響地區更廣，不僅是浙江荒，四川、安徽也荒。據統計，安徽省缺工超過50個人的企業達到2300多家，湖北省省內企業缺工達到60多萬人。溫州今年農民工工資同比漲了17%。同時，從時間上看來得更早。從工種上看涉及類別更多。當前不僅技工荒，普工也荒。這些新情況表明，我們勞動力供求環境在變，人口結構也在變。還有一個就是作用于勞動力轉移的比較利益所形成的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在弱化，以前是勞動力從中西部向沿海轉移，現在出現了回流的趨勢。過去是1000萬農民工，70%在外打工，今年開始只有50%在外打工，很多人在本地創業或就業。

　　還有一個很重要趨勢，我們勞動力供給不僅總量在減少，在結構上也在發生變化。新一代農民工成為農民工主體，但他們跟老一代農民工不一樣，就業觀、職業觀完全不一樣。調查發現，第一代農民工中初中文化以上農民工60%以上，而新生代達到90%以上。從自我認同與未來規劃來看，新生代農民工自主創業占27%，而第一代農民工只有17.9%。新生代農民工權益意識強，懂得怎么用合法的方法處理糾紛。還有待遇的問題，對于農民工我們企業不培養，年輕一代農民工感到企業前途荒，還有部分企業在用工年齡、性別甚至地域上設有各種限制。昨天我們在討論，教育怎么改，我們現在每年畢業600萬大學生，但制造業吸收大學生太少，對農民工的需求很大。我們大學培養出來的人都是“動腦”，“動手”能力較弱。我們產業結構現在要轉變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養技工。有很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是技工出身，所以這樣一種重視技能的文化很重要，需要培養重視技能、尊重技工的良好社會氛圍。勞動力市場當前面臨一個糾結，農民工是用工荒，大學生是就業難。用工荒帶來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上升很快。我去年調查，企業用工成本至少上升了20%左右，有的企業甚至高達40%。

　　浙江企業應對用工荒有很多成功例子，有的企業是都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少用工，有企業家講我是五個人事情三個人干，給四個人工資。還有企業主說我買一臺機器，雇傭兩個人，可以達到同樣的要求。有的企業與技校合作，主動加強職業教育，我們現在更多是需要技工，怎么讓技工不荒，需要通過職業教育。還有企業通過股權激勵，讓員工持有股份。像早期的股份合作制都是股權激勵。有人講股權激勵，是金色的夢想、金色的紐帶、金色的橋梁，金色的手銬，能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還有企業通過完善社保，讓員工安心工作。有的企業改善員工管理方式，實行軟性管理，用“心”留人。

　　今年兩會浙江的企業界的代表委員都有共識，要通過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來化解用工荒。比如說吉利老總李書福(專欄)講勞動力權益荒導致用工荒。萬向集團魯冠球(專欄)講，讓尊重和關心員工發展成為“常態”。傳化集團徐冠巨：讓員工體面地工作和生活，是解決用工荒的重要因素。未來，我們民營企業要通過提高薪酬讓員工分享企業發展成果，通過改善福利提高員工幸福感，通過加強職業培訓，改變農民工的“過客”心態。

　　融資難，我剛才講到了，現在錢荒加劇。由于央行貨幣政策“銀根緊縮”，自2010年以來，先后經歷4次加息、12次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和二次基準利率調整。浙江、江蘇一帶民間借貸利率最高竟達月息30%。怎么樣解決這個問題？要構建多層次的銀行體系，我覺得我們的監管部門應該放開，讓民間融資的渠道陽光化，規范化。民營企業融資很難在于我們體制內拿不到錢，剛才講浙江很多企業融資靠體制外的民間融資。相關部門應該把非正規金融問題規范好，讓它陽光好。我們應該允許民間資本來設立金融機構，像臺州一樣，鼓勵民間資本，建立中小銀行，靠中小銀行來解決中小企業的問題。我覺得非常關鍵的是要按照“新36條”規定，來推進民間資本，建立中小企業金融機構。還有要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美國的資本市場是金字塔型的，創業板有幾千家，而場外交易企業則數以萬計，多層次資本市場很好滿足了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再有要發展多層次信用擔保體系，鼓勵中小企業抱團融資。

　　用電荒主要是國內自然原因和體制不順造成的，一方面長江中下游降水減少導致水電減少，另一方面“市場煤和計劃電”的體制原因導致發電減少。未來，要形成市場化的價格機制，解決電荒“頑疾”。

　　昨天在座談過程當中，我們發現現在企業緊縮以后，政府的財政也感到很緊張。企業轉型的壓力很大，我們現在的企業家精神需要加強。由于投資環境不優，現在浙商也加入了第三波移民潮流，同時大量的新生代考公務員，我們需要重振企業家精神和實業精神。我剛才講到我們是三個浙江，本土浙江經濟、全國各地浙江經濟，還有海外的浙江經濟。在海外華商中，浙江的企業實力非常雄厚。我剛從歐洲回來，意大利有30萬華人，這30萬華人中間大量是浙江人。意大利有個城市叫普拉托，有18萬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國人，大部分是浙江人，面對金融危機他們在當地發展環境不優，也大量希望回到國內發展。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結論：要解決用工荒要以人為本，要改教育制度，加強對學生的技能培養，發展職業教育，用技術進步來替代勞動力。解決融資難需要規范民間金融，放寬管制，建多層次金融體系，引導游資進入實體經濟。解決用電難，要推行市場化改革。應對高成本，需要實行信息化、自動化、專業化、集約化，通過轉型、轉移、轉行、整合來化解。面對高稅費，我們政府對小企業，少取、多予、放活。通過個人所得稅改革來推動商品稅的改革，來推進創業和中小企業的稅收改革，使我們的經濟進入減稅的時代，讓中小企業輕裝上陣，來實現我今天演講的主題“三荒兩高”下的民企突圍。

　　我的演講就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