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8日，復旦大學主辦的“上海論壇”在上海召開。新浪財經圖文直播本次活動。圖為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為民演講。(來源：新浪財經)

　　2011年5月28日，復旦大學主辦的“上海論壇”在上海召開。新浪財經圖文直播本次活動。圖為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為民演講。

　　周為民：謝謝韋森教授，大家好，在今天這個主題之下，我向論壇提交的題目是關于宏觀調控的理論誤區，在這個題目下，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認識和總結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與教訓，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一時間，海內外幾乎到處都把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市場的失敗，市場的失靈，這樣一種看法是很容易產生的，而且也很容易的被大家不假思索的就接受，但是這種看法很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是不是事情有另一種狀態，就是這次危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對市場長期實行不當干預的結果，是不恰當的政府調控、政府干預使市場運行被長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集中爆發，而危機本身也表明它是市場規律對這些后果所做的強制平衡，所以證明市場的規律終究是不可抗拒的，因為我們看到，一方面在宏觀政策上人為的長期實行低利率的政策，同時實行由此導致寬松的，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

　　另一方面在市場上例如像房地產市場上，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社會政策目標，來進行人為的刺激，這樣的因素加在一起，那么導致危機，所以我們要研究危機后的發展和我們的選擇，我想首先我們很需要認真總結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認真反思在政府調控方面存在的問題，毫無疑問市場本身它是有波動的，但是市場的波動本來就是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的這樣一個方式，這樣一個過程，而全面的重大的危機，往往是市場機制受到系統的有組織的干擾以后，它長期積累的后果，一定的宏觀調控，雖然可以在短期當中熨平波動，但是如果長期的調控不當，干預過渡的話，就會變成對市場系統的有組織的一種破壞。

　　這樣的調控即使是一再的避免了短期當中的波動，也不過是在長期中制造更大的波動乃至危機的一種手段，更何況我們在我們的現實當中所看到的，即使在短期當中有不少干預，也不僅沒有熨平波動，反而是在加劇波動，甚至造成大起大落，由于信息決策這些方面的種種的局限，完美的政府調控實際上在任何國家都是很難達到的，所以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當中，對政府干預的自負和盲性是不切實際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切可能破壞市場的力量當中政府是最強大的一種破壞力量，如果要對市場進行破壞的話，沒有其他力量能夠超過政府的力量，所以政府在干預市場的問題上，一定要非常的審慎和有所節制，但是矛盾的地方在于，由于政府擁有干預市場的強大力量，所以真要做到審慎節制的運用這種力量又是十分困難的，這種力量往往會由于各種原因而被濫用，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就是對于危機的教訓，我們應該是不是還需要從另一方面來總結。

　　第二個問題，著眼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想談一談我們在宏觀調控問題上的一些理論誤區，在這兒我不打算對中國近些年的宏觀政策做一些評論，僅僅是講理論認識上存在的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或者說第一個誤區，就是長期以來混淆微觀干預和宏觀調控的區別，把一切政府干預都叫做宏觀調控，這樣一種認識，我們知道是完全不符合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常識，但是它根深蒂固，很難糾正，微觀干預它是用政府的一些政策，一些手段，去替代市場機制的作用，排斥、替代了市場機制的作用，而理論上講的宏觀調控不應當是這樣的，所以這個區別是很要緊的，這是第一個誤區。

　　第二個誤區，就是在為什么需要宏觀調控的問題上總是用市場的失敗，市場的缺陷，或者是市場的失靈來解釋，來論證宏觀調控的必要性，我們的各種經濟學的一些教科書，一些讀物當中都充斥這樣的觀點，就是說為什么宏觀調控是必不可少的，是必須的，因為市場是有缺陷的，市場是會失靈的，所以需要由政府來進行宏觀調控，這樣的認識對不對呢？應該說是不對的，因為這里這樣的解釋它的基本邏輯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在蘇聯式的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當中論證計劃經濟的必要性是如出一轍的，是沒有改變的，只是把計劃經濟這個詞換成了宏觀調控。

　　我們知道在蘇聯式的政治經濟學當中是怎么論證計劃經濟必要性的呢？因為市場是自發的、盲目的、事后的調節，所以它是有這種缺陷的，因此需要實行計劃經濟，由政府來自覺的調節，現在我們仍然用這樣一個邏輯來論證宏觀調控，這是很不恰當的。那么在市場經濟當中為什么需要宏觀調控？它的根據不在于是所謂市場的失靈，市場的失敗，如果說是對于市場失靈、市場失敗而要進行政府來采取行動的話，那叫微觀干預，那么之所以要實行宏觀調控，我想在現代市場經濟當中，它的基本原因在于，在現在的條件下社會所要達到的經濟社會目標它是多重的，不是單一的，市場機制它主要是為經濟效率目標服務的。

　　那么現在我們既要經濟增長，又要充分就業，還要價格水平穩定，還要收入分配比較均等等等，要同時追求多重目標，而這多重目標之間它會相互大家，它是有沖突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爭取協調多重目標，能夠達到一種特定的均衡，所以需要宏觀調控，即便是凱恩斯他所要達到的通過政府的作用來達到的，也是一種特定水平上的均衡，充分就業使它均衡，所以多重目標的存在，導致需要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來發揮作用，所以這就說明什么呢？這就說明我們通常的那樣一個命題要把它改變過來，什么命題呢？我們通常說中國的所追求的一個目標是在政府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這個觀點應當調整，怎么調整？應當是在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上實行宏觀調控，因為宏觀調控絕不意味著是對市場機制的一種替代，這是第二個認識的誤區。

　　第三個人識的誤區，表現在，在為什么政府能夠進行調控的問題上，總是以為有了能夠集中權利，能夠集中資源，也就是所謂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這種政府，這種強政府就能夠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這種認識也是很需要反思的。為什么呢？因為在現代經濟當中政府之所以能夠進行宏觀調控，它所需要的條件，它所需要的工具都是由市場的充分發展而提供的，就是說市場在它的發展過程當中自行的創造出了一系列的組織工具和組織技術，這樣使政府可以方便的運用這些工具和技術來對經濟技術干預，進行某種調節。

　　例如政府的財政政策，政府的貨幣政策，它都需要有良好的微觀基礎，有作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能夠對市場信號做出及時的黎明的反映的這樣一些市場主體，這些企業，這是微觀基礎，另外需要在市場充分發展以后，形成的一系列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金融機構等等，作為良好的傳導中介，政府的貨幣政策才有效。所以實際上充分發展的市場才是有效的、良好的宏觀調控的基礎。

　　所以一個國家市場發展的越充分，市場機制的作用越強，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也就越方便，越有效，因為它有足夠的手段和技術和工具，反過來說，一個國家市場越不發展，市場機制的作用越受到限制，那么政府的調控也就越困難，它的所能運用的手段也就越粗糙，越簡陋。所以如果真是想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那么一定首先有一個前提，要充分的推動市場的發展，越是大國，越是如此，這是第三個關于認識上的誤區。

　　那么由此我們也同時要改變現在的一種剛剛出現不久的一種認識，就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是一個相繼抉擇的問題，這個觀點是剛剛出現不久，我們知道在經濟學當中，本來講逆經濟風向的調節，指的是宏觀政策的擴張和緊縮，這是一個相繼抉擇的問題，現在把它擴大開來，說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需要相繼抉擇，這樣來看問題，可能會引起很大的混亂。那么糾正這一點，糾正這個認識的我想應當是提出來，就是只有在充分發展市場的基礎上才可能有良好的宏觀調控，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認識誤區，在宏觀調控上，就是以為產業政策能夠成為有效的宏觀調控的工具，這也是根深蒂固的一個看法。如果是在以大規模制造業為基礎，也就是說在既定的技術、設備條件等等都比較成熟，比較確定的情況下來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在這種條件下可能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夠起作用，但是當創新在經濟當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時候，那么要想通過產業政策來規劃投資的方向，投資的重點，來保證投資的質量，這恐怕越來越不可行了，這是第四點。

　　所以我想在認識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上，有這四點誤區是我們應該澄清的，這是第二個問題。

　　最后，第三個問題，對于中國目前的狀況，我想我們現在應當提出三點，就是應該清楚的看到存在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雖然經過30多年成績很大，但是同時我們要看到它的體制成果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說，市場經濟體制還遠遠不完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半途而廢，以至于陷入由權利控制市場的那樣一種避害重生的體制，這已經是一種可能的危險了，這種危險是一種現實的危險。

　　第二，中國現在強調的一個任務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如果離開市場體制的完善，離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是不可能真正推進的，現在特別嚴重的一點就是在我們的經濟生活當中，所謂市場體制不完善，它突出的表現在政府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著資源的配置，壟斷著資源，所以是政府主導，而不是市場在主導資源配置。這樣就可能使中國的經濟體制走向了一種歧途，就是使中國的市場體制成為一種由權利控制市場的這樣一種體制，本來這種體制是改革的對象，是改革當中一定要慎防落入的陷阱，但是現在很嚴重的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一種狀態，甚至在中國模式的名義之下被當做中國的一種體制優勢在肯定，如果不澄清這些問題，我想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影響將會是很大的。

　　那么中國目前要爭取未來的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任務是深化市場化改革，或者說是重啟市場化改革，因為近些年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在相當程度上被擱置，在很多方面甚至在出現后退，所以重要的發展任務應當歸結到這兒來，那么深化或者重啟市場化改革，我想有這么幾點任務，我簡單提一下，第一，要深化要素市場的改革，改變政府過多的控制資源，支配市場的狀況，實際上所謂市場經濟在最具實質性的意義上來說是要素市場經濟，所以只有各種生產要素都充分的市場化，由市場機制來引導它的流動的時候，才可能有市場和資源配置的效率，第二，要推進壟斷領域的改革，更充分的向民間經濟開放，特別是聯系到剛才說的宏觀調控問題，一定要糾正改變長時期以來一直存在的這樣一種現象，就是每當宏觀政策在擴張的時候，主要都是擴張國有部門，而一旦資金緊縮又首先打擊民間經濟，這種狀況一定要改變。

　　第三，要推進政府的改革，加快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是財稅體制的改革，改革的目標應當把經濟增長型的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的政府，第四，最后一點，就是要真正的推進法制建設，以充分的保障民眾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為核心來加快法制化進程，應當看到市場化和法制化它是邏輯聯系在一起的，一俱進俱，一退一俱，不僅僅是市場化的后退，包括法制化等等，這些方面都存在這樣的一種現象，說明這兩者是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而當前市場化、法制化改革的進程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我以為要解決目前相當突出存在的憑借公權任意侵權私權，憑借任意侵犯公權，這就是我的發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