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新動向與宏觀審慎政策性框架構建實錄
新浪財經訊 5月20日消息，陸家嘴論壇于5月19-21日在上海舉行。以下為“全體大會三：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新動向與宏觀審慎政策性框架構建” 直播實錄。
主持人：
黃 明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金融學教授
演講嘉賓：
孟文能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李 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白承睿 渣打集團執行董事兼亞洲區行政總裁
Marc INTRATER 奧緯咨詢管理合伙人
[黃明] 各位嘉賓下午好，我們大會三的題目是“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新動向與宏觀審慎政策性框架構建”，我們今天這個題目其實很重要，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了全球金融監管改革體系很多缺陷，而這些缺陷包括在宏觀層面無論是對市場價格泡沫對連鎖性系統的風險，還是市場與區域間缺乏協調，以及微觀層面的市場披露、清算以及結構杠桿等方面，都有很多缺陷。
[黃明]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Dodd-Frank法案通過之后，以及歐洲相應的法案通過之后，引起了全球針對這些缺陷進行的一些修改，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新的法案執行得怎么樣？美國歐洲的這些法案的制定對全球其他區域的影響怎么樣？全球的監管機構之間協調怎么樣？國際各個組織之間對宏觀審慎這樣一個監管推動怎么樣？最后加上我自己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宏觀審慎監管背后的理論到底是什么？把這個問題問清楚了才知道怎么做。很高興今天討論問題有國際國內宏觀微觀一些專家，我在此給大家介紹一下。
[黃明] 他們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孟文能先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前央行行長吳曉靈女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專欄)院士，渣打集團執行董事兼亞洲區行政總裁白承睿先生，奧緯咨詢管理合伙人Marc INTRATER先生。
[黃明] 今天大會嘉賓每個人先談五到六分鐘，最多一定不要超過10分鐘，我們會給嘉賓間有一些探討，最后希望留出十分鐘給大家有機會提問題，首先有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孟文能先生演講。
[孟文能]各位下午好！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很高興來到這里參加這個嘉賓云集的論壇，而且我知道這里有各位來自于金融界的專家，我首先感謝上海市政府、中國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對我們發出的邀請并且給我這個機會來發言。同時我也要感謝大家的盛情款待。今天我要探討的話題非常廣泛，涉及到金融監管各個方面，只有五分鐘，所以我只講一點：宏觀審慎的監管。
首先要說的是一個可信的、有效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什么是宏觀審慎政策？這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傳統的方法就是，如果我們有一些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包括匯率的政策，另外我們還應該有非常穩健的微觀審慎政策，包括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有穩定的金融環境了，但這是以前的情況了。
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其實并沒有那么樂觀，兩者相加并不一定能保證金融穩定，所以現在就提到了所謂的宏觀審慎政策，我們可以把我們已知的概念和它進行對比。也就是左邊和右邊的。在左邊是宏觀經濟政策，右邊是微觀的審慎政策，在當中就是宏觀審慎政策，當然這之中還有界定不清的政策。
微觀審慎并不一定發生作用，因為你只是關注單個機構的穩定性，并不是說系統整體就穩定，就沒有系統風險，我們所忽視的是沒有能夠注意到，金融之間的相互連接，而每個金融機構自己能很好管理風險，但是我們沒有能夠關注到系統風險，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風險和杠桿其實在金融體系中是一個整體。
同樣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是貨幣政策來控制CPI。但是我們對于資產價格的通脹往往了解地非常少，所以一方面風險增加，杠桿增加，而同時資產價格又出現了泡沫，這樣子就會導致不穩定。在那個時候央行其實并沒有能夠有效控制資產的泡沫，所以我們現在就需要宏觀審慎。這其實是一個新概念。
我們已經開始做一些實驗，我就列出了一些，所謂宏觀審慎政策下面的一些例子，但是我這不是教科書也沒有列出，只是給大家一些例舉，看看什么樣政策是央行在宏觀審慎方面做的實驗，希望以此確保系統性的穩定，包括一些審慎措施，比如說債務比、資本撥備的要求。還有一些財政上的措施，比如說交易稅、資本增值稅，另外還有一些行政性的措施，包括土地供給措施，這只是一些例子來說明什么是宏觀審慎，適用在金融系統中的一些宏觀政策，特別適用于資產市場、房地產市場。
我們在落實這些政策的時候，要考慮什么呢？有幾點特別重要。第一，靈活性；第二要考慮大的背景；第三，一致性；第四，可信性。首先，這個政策要有很大的靈活性，比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審慎政策更加靈活，因為在這個領域中有非常多的不確定性。比如說大家都知道所謂的黑天鵝事件，遠端事件很可能會影響到這里的事件。
另外對于風險的分布也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這些所謂的尾端風險是如何來相互作用的，也不知道一個地方的危機如何傳遞到另外一個地方的，因為它們相互的連接非常復雜，金融市場上產品也非常復雜，所以在這方面的不確定性很大，任何政策要有靈活性，要考慮到這種不確定性。
第二所謂的背景性，很多事情在發生，所以我們沒有具體的目標，比如說貨幣政策要控制CPI和通脹，但是在金融穩定性方面并沒有單一指標來借鑒，我們要考慮到系統中整體的風險，而且采用各種各樣的工具，因為我們不知道哪個最有用，哪個最會帶來扭曲，所以可能最好的一個方法就是用一系列的工具，一小步一小步來使用這些工具。同時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實驗，這次可能用的，下次就不能用了。
因此我們還必須要有非常有效的金融監管，減少對于宏觀審慎政策的依賴，今天早上劉主任提到了要加強宏觀審慎的紀律。過去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非常重要，我們仍然需要支持，我們要提供相應的措施來給市場的參與者，讓他們自我檢查。宏觀審慎行動不應該帶來道德風險，不應該給這些金融機構和銀行帶來自我道德風險的可能性。
雖然我們在進行一些試驗，很多中央銀行一些地區政府都采取了臨時性的措施，我們要向市場傳遞非常清晰的信號，和貨幣政策不一樣，貨幣政策所有人都可以清晰的理解，財政政策所有人都能理解，我們在宏觀審慎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和工具，我們很有可能會失去市場的可信度，我們必須要確保我們所采取的措施有很高的風險的溢價，所以我們必須清晰地為宏觀審慎政策建立一個非常明確的框架。這樣的話，在這樣的框架之下，我們能夠進一步加強政府的行動，我們必須要有非常大的透明度。
談到了宏觀審慎政策我認為是非常新的領域，我們在這方面所做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我認為，舉辦這樣的論壇，來討論宏觀審慎政策，哪些政策可以發揮作用，哪些失敗了，非常重要，這樣向市場傳遞非常重要的信息來保證宏觀市場的穩定性。我們認為我們已經踏上了這樣的旅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新的措施和新的進展。
[黃明] 我有一個問題要問您，你的發言中關注的是宏觀審慎監管政策，事實上我有一個微觀的問題想問你。因為你來自于新加坡，所以想問你，人們一直在談Dodd-Frank以及相似的歐洲的政策，限制了OTC的衍生品市場，特別是在歐洲和美國，那么因此新加坡和香港，就有機會，能夠實現監管的套利，你們能夠吸引很多的衍生品從歐洲從美國流向新加坡、香港地區，您認為如何了平衡新加坡OTC市場發展，與此同時又要和全球的衍生品市場進行協調？
[孟文能]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要不斷地進行討論，我們必須對全球的金融穩定性的改革進行不斷的討論，讓所有的國家都能夠對一系列的原則和準則達成一致。同時要允許在國內進行相應的靈活的做法，我們認為新加坡香港都積極參與金融穩定委員會的討論。這個委員會非常關注金融衍生品市場，OTC也很關注這個市場。我們的目標就是建立共同的標準，讓所有的金融中心、讓所有金融體都執行這樣的標準。新加坡香港都有非常嚴厲的監管，當然我們會制定靈活的國內和區域的政策，和歐洲和美國不同，所有人都希望在過去不同的金融市場出現的不同的套利，我們現在都在討論巴塞爾協議，在華盛頓大家都在討論，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而消除監管套利我們都認為是不好的行為。
[黃明] 下面有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女士。
[吳曉靈]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新動向與宏觀審慎政策性框架構建”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題目，而且這里面有很多技術問題值得探討，限于時間的關系，一個人只有五到六分鐘，我就非常快地講一個觀點，就是加強監管協調，發揮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主導作用，是今后世界監管改革的大趨勢。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該不該搞監管，中央銀行在監管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實際上有各種各樣的爭論，各種各樣的實踐，我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首先，發揮央行在金融監管改革主導作用是本次金融危機重要的經驗總結，本次金融危機表明，中央銀行是唯一能在短時間內向金融體系和社會注入流動性的機構，是能恢復市場信心的權威機構，是金融市場的定海神針。本次金融危機表明中央銀行如果缺乏對金融監管信心則會延誤最佳時機。
對單個金融機構的監管并不能提高對金融體系的監管。要關注系統性風險，對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加強監管，要維護金融體系穩定這個職能只有央行能夠承擔，這不是因為央行管理人員本身素質高低，而是央行本身的職能所決定的。因為只有中央銀行壟斷了現鈔發行權才能夠有最后貸款人的職能，才能夠在金融危機的時候來采取措施來拯救市場的信心。
發揮央行在金融監管中主導作用，關鍵是掌握監管信心的權利。央行是否直接承擔監管職責？因為歷史的原因和各國情況可以有不同的設置，但是讓央行掌握金融機構的監管信息并保留央行在有疑問的時候，對金融機構，特別對銀行的檢查權是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有效維護金融穩定的先決條件。
中國2003年形成了“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提高了貨幣政策制定和監管技術的水平，但至今沒有形成監管協調的常規機制。監管協調不能只是“三會”間的協調，而應該由“一行三會”組成，財政部也應該是重要的觀察員。在金融體系的監管框架中，應妥善處理貨幣政策、金融監管與消費者保護的關系，三者應形成協調與制約的有效搭配，這樣才能有利于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防止權力過分集中產生的腐敗。
我并不主張，由于央行應該在監管當中在宏觀審慎監管中負有職責都把所有的職責向央行集中，這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而應該是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和消費者保護三者間形成一種制約的關系。
中國金融監管體系主要應該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央行與監管機構各自定位的問題。央行管宏觀，監管管微觀，所有總量政策及金融機構的杠桿力屬于宏觀政策應該由央行來制定。
二，處理好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的關系以功能監管維護市場統一秩序，以機構監管保證單個機構的審慎合規經營。如果我們不堅持功能監管的原則就會制約市場的發展。而我們國家當前監管格局中，在機構監管為主的框架下，實際是就是制約了市場統一性的管理，我想這個也是我們今后應該注意克服的。這就是我五分鐘的介紹。謝謝大家！
[黃明] 謝謝吳行長，吳行長離開了央行還在為央行呼吁。當然了，其實我覺得她說的特別好，她不是一個狹義為央行呼吁，說了遠遠比這個重要的問題。通過金融危機后的金融監管改革，我們看到一個教訓對中國的意義。我們知道金融創新，不管是衍生品，還是其他產品的創新，很大的作用就是繞過政府監管，而監管方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協調，這個機構就容易出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特別重要，非常感謝吳行長強調這個問題。
[黃明] 下面有請李揚院長講話。
[李揚]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主持人說五分鐘，以前有個人告訴我五分鐘的演講只能講一個故事，但是你給我們出了這么大的題目，我爭取能夠用五分鐘把一些想法說一說。
宏觀審慎政策問題現在是談的比較多，但是我注意到主持人在主持詞里說到，他搞不太明白，說實話，我作為研究者，現在也覺得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最主要的，作為一個新的體系，有兩點我們必須要明確，而現在不明確。第一就是它的理論是什么？宏觀審慎的理論是什么，它是不是超出現有理論的新理論？很遺憾，現在還看得不清晰。
第二個，作為宏觀審慎政策體系有沒有，有別于現有監管以及貨幣政策工具的獨有工具？也很遺憾，現在它沒有獨有工具。沒有體系，沒有獨有工具，因此關于宏觀審慎管理或者說宏觀審慎監管或者宏觀審慎政策的討論就陷入一種大家基于自己的角度，基于自己的利益說自己話的境地，我個人感覺宏觀審慎政策還需要討論。
但有一點非常明確，就是此前的微觀審慎監管這套體系是不中用了。所以我覺得，對于前面提出宏觀審慎政策這套體系之前一些情況，簡單回顧是很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在大危機之后，建立了一套監管體系，在此之前，應當說沒有象樣的監管體系，這套監管體系在相當長時期內是有效的。這個監管體系中有一個要點就是存款保險。存款保險對于金融穩定和監管的作用在于，它從負債方導致了金融的穩定。
我們看到這次危機中，這些依然在發揮著作用，使得危機不至于從資產方、負債方兩者產生沖突，并最終沒有發生傳統的擠兌危機。第二個在資產方方面，主要依賴于中央銀行通過一系列經濟政策與經濟互動，使資產價格的穩定性得到保證。中央銀行作用的巔峰體現就是：格拉斯曼19年就像是創造了奇跡。
負債方因為有了存款保險得到了穩定，資產方因為有一個設計相對得當的宏觀經濟政策也得以穩定，然后最后貸款人，所以它的運行相對是平穩的，所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沒有想監管貨幣政策中有什么樣的問題？但是這次危機中暴露出了有問題，所以宏觀審慎政策應運而生，我們要看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事情，使得運行有效的整個一套體系沒有效力。因為金融體系發生了變化。
第一，傳統的商業銀行不再主要依賴傳統業務存款貸款，而是越來越多地依賴市場來獲得它的負債，依賴市場來配置它的資源，依賴市場來取得它的收益，我想這點在中國談，大家都有體會，監管當局要求銀行增加你的中間性收入、表外收入，那就是要離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來獲得收益，這個事情在西方國家早已完成。
第二，現在大量的影子銀行體系的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金融市場、金融安排出現了，他們沒有銀行之名，但有銀行之實。他們為社會提供信用，不觸動貨幣供應，這是非常重要的區別。不改變貨幣存量的情況下，增加社會的信用供給，這是央行調控為什么顯得那么被動，為什么微觀審慎政策不再起作用的原因，因為它超出了傳統的那些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的視野。
第三，投資銀行功能的變化。投資銀行是中介機構，是服務機構，但是在這次危機前是全面金融活動的當事人，他是一個全能的機構，把投資銀行的理念、投資銀行的功能全面地注入了我們傳統的金融業務之中。
第四是各種各樣的機構化金融工具的產生，我們可以在不動機構的情況下，通過一些技術性的安排，解決我們的資金需求問題，解決資金來源問題、資金配制問題，解決資金的風險管理問題。
第五，各種各樣的第三方支付清算體系產生，不依賴于央行，我們金融機構最基本的功能，支付、清算可以實現。
最后一個，隨著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以上的變化使得我們傳統的，主要是針對機構，特別是主要針對商業銀行的這樣一些微觀審慎管理失效，使得表內業務失效，使得針對產品和市場的監管失效了，現在整個金融業全面轉向了金融服務業。它是一個服務業，使得基礎貨幣以乘數為主要架構的貨幣傳導理念失效了，所以要有新的理念。
微觀審慎不行了，但是宏觀審慎應該是什么？目前還在探討之中，有幾個要點可以確定，就是宏觀審慎應當說有兩個維度。一個是縱向維度，一個是橫向維度。從縱向維度來看，關注周期，關注周期的變化對于金融穩定的影響；從橫向來看，關注各種金融機構之間交互的效應，有可能是個體的理性會導致總體的非理性這樣一種加種的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版的監管法案比較關注橫向，歐洲版的監管法案比較關注縱向，關注經濟的周期，因此就要花很多的氣力來設定自動穩定器，識別周邊的變化，從而相應地自動調整撥備覆蓋率，決定杠桿的因素。美國的監管很注重什么是系統重要性的機構，他把很多經驗放在這上面。我覺得這是一些變化值得我們關注的。
可能我已經超出了時間。最后說一個對于中國的適應性問題，我自己覺得，我們在討論什么重要性機構等等，在我看來，對中國來說，我們在金融體系的特征上和歐洲比較接近，因此，第一我們要注意周期變化對我們經濟的影響，我想大家仔細想想就可能會知道。
外國人評價中國的金融體系，我們自己知道周期沒有特別大的變化，我們根本不會有問題，而我們的問題也不是機構之間互相傳染、互相感染的問題。
第二，在中國，我們如果從微觀審慎看到宏觀審慎，我們現在很基礎性的缺陷、基礎性的手段和工具都不具備，與它相關的理論也不熟悉，所以中國第一要補課，第二要跟上。
[黃明] 謝謝李院長，我借用主持人一點特權，發點感觸，因為這個問題特別感謝李院長花時間來講的為什么要有宏觀審慎的監管體系，要解決什么問題？它的理論依據是什么？因為我是體制外的，我想補充一點想法，我說的大膽一點，覺得三大方面，宏觀審慎監管必須要解決微觀審慎監管中單個機構單個市場監管解決不了的問題。
[黃明] 哪些問題呢？第一問題市場泡沫，除了周期性之外市場的價格會有整體泡沫的可能，這是格林斯潘在為美國的泡沫市場擔憂了一次，在包括伯南克等等批評中覺得不要懷疑價格的智慧，格林斯潘高估了市場理性化的錯誤。
[黃明]單個金融機構很健康，因為有多米諾排骨的效應一個金融機構出了問題，就是導致了其他的也倒，這是連鎖性的效應，這微觀角度所不能解決的，這是第二個。
[黃明] 第三個就是吳行長強調的金融創新強制在金融市場邊緣區這個時候，宏觀審慎政策也非常重要，這方面確實是給我們宏觀審慎監管提供了一些理論依據，我想補充一下，剛剛吳行長講的很謙虛，在歐洲和美國受到傳統理論的約束，認為市場永遠是正確的情況，這種逆周期對資本的要求和監管基本上沒有做，相反在這個方面，中國的央行這方面，反而拋棄了理論教條的約束先做了，我看也能站得住腳。
[黃明] 下面有請渣打銀行的白承睿總裁來表達他的意見。
[白承睿] 非常高興回到陸家嘴論壇來發表言論，論壇規模越來越大，參與的人士也越來越多，首先請允許我說說美國的情況，美國發展的一些新的政策往往決定了宏觀審慎管理的一些最新發展方向。
主持人黃先生一開始就說到了非常有意義的一些問題，說到一個道德法案，道德法案的一個最主要目的就是Dodd-Frank法案要整體改變美國金融業監管模式，他們的目標將監管機構和架構重新調整，對消費者的保護方面進一步加強，而且還要有監管的機制，以后我們就不會再有大而不倒的問題存在，還希望建立全球協調一致的決議，這個非常受歡迎，還有一系列規則防止銀行自營交易。
我們現在得到了什么？現在很難得出這個法案的結果如何，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讓它起效的時間非常有限，我估計到今年夏天會聽到更多對這個法案結果的評價。
細節才是決定成功的關鍵，從我們的觀念來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政府支持企業的改革，尤其是房地美和房利美這兩大機構他們的按揭總額是5萬億美金貸款。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在這個法案中涉及，這幾乎也是中國全年一年的GDP總量，所以這個問題必須加以解決。
除了美國之外，我們現在還有佳林、IMS和國際清算一起合作，有一個協同一致的回應，我們今天看到已經取得的進步，比如巴塞爾規定，以及最低資本充足率、最低標準的設定，以及大家對于各種不同問題的定義也已經逐漸產生了趨同一致。
現在對亞洲來說這種新的發展形式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義，我們很高興現在亞洲的聲音越來越被大家所傾聽，因為長期以來亞洲的聲音在重要國際和貨幣論壇中是缺失的，而這些論壇是對國際決策非常重要的場合，考慮到亞洲經濟的規模和能量，尤其在未來發展強度來說，這個方向發展步驟是完全正確的。
就亞洲銀行所堅持的金融監管改革而言，我想說充足率對中國新規定的影響是非常小的。因為亞洲的那些銀行在資本充足率比經合組織高很多，但是從流動性來看這個有點不確定性。不是因為亞洲的金融機構沒有流動性，而是因為有些國家沒有很多T1級核心的票據資產，這方面很難進行統計，可能要統計T2這樣的票據了，這個結果如何進一步看待有關宏觀審慎這一點，我覺得亞洲能夠帶來的是非常寶貴的經驗。解決這種順周期性帶來的問題，同時能幫助提供觀點，有效地利用宏觀審慎管理的工具來管理經濟結果。
我們當然也有自己的擔憂，第一大擔憂就是亞洲的貿易和跨境的融資，現在這種商業通道將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亞洲內部，或者說之間的這種通道這種走廊將會進一步產生出來。現在巴塞爾委員會以及歐盟理事會都在這方面進一步加強管理，貿易融資和跨境方面提供支持和方便，我相信亞洲今后也會出現更多的措施來支持貿易融資，貿易融資長期以來被稱為是非常低風險的業務，ICC給它設定的比例也是非常低，只有0.02%。現在很清楚，這一點需要進一步發展，也是我們的憂慮。
第二個憂慮就是巴塞爾II到巴塞爾協議III，能不能很有效的支持亞洲經濟體所面對的新情況，尤其是對于很多亞洲的銀行想要上市而言，尤其是新的流動性規定，會不會導致長期的投資的減少，從而影響基礎設施的建設，而這個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建設對于亞洲的工業來說至關重要。對于亞洲未來幾年時間里，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將達到9到10萬億元。跨境基金的流動方面也需要進一步加強關注。
2030年前，我們相信亞洲資本市場將達到全世界資本市場50%。亞洲債權市場將比美國的債權市場所占比例還大。要進行改革的話，幫助亞洲和國際銀行金融機構來支持這些金融新的發展，如果我們能找到好的平衡，找到監管機制而不影響創新的這種方面的一個平衡，相信一定會對世界經濟有益。謝謝大家！
[黃明] 謝謝剛才白承睿先生從金融機構的層面談到了新的這些金融監管思想對金融機構和信貸市場的影響。非常感謝！下面有請Marc INTRATER先生發表他的看法。
[Marc INTRATER] 非常感謝您黃教授！對于金融監管體制的這種改革，是非常大的一個話題，就單這個話題中間你要寫篇文章，就是Dodd-Frank法案本身就有兩千多頁長。巴塞爾協議III也有300多頁的重要內容。其他的一些類似的法案都有幾百頁，甚至于幾千頁的一些補充和附件，所以顯然是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前面幾位尊敬的發言人都已經說到了一些具體的問題以及改革的重點。
我就不重復那些詳細的一些細節性的問題，我只是提供一些我的整體的觀點，對于改革的整體的認識，也許在一些部分舉一些例子。首先在2000多頁的法案中間，顯然涉及到很多的改革內容，但是我們認為這就是對整體的監管機制，在英國、美國，國際上監管機構并不是真正愿意為金融體制進行特別的改變，他們沒有讓大的機構進行拆分，而且那些金融機構，幾萬億美金資產的大的機構都是大到不能倒，剛才早先時候說到了有的大到不能倒，而且倒了也沒有辦法拯救，所以他們那些能夠做的金融行為也沒有被徹底地、嚴肅地禁止。總體來說，這種逐步漸進式的、改進式的方式是法案中的主要內容，而不是真正進行徹底改變。
還有一些重要內容是Dodd-Frank法案和巴塞爾協議III這些的共同點，里面有一些方面是非常積極正面的。這里面一個大的問題，就是，不僅僅是這個法案的內容，而是在于他們如何加以實施，以及那些監管部門，他們有沒有這個能力來實施這些新的改革措施，而且將一切掌握好，將這種新的創新服務和產品掌握好，而且他們不一定是在前臺上執行措施而是在后臺進行很好的宏觀管理。
所以，巴塞爾協議III資本充足率這立一個規定就讓銀行不能承擔過多的風險，這本身應該是巴塞爾協議II就應該做的，而且是十年前就應該實現的目標，顯然巴塞爾協議II的資本充足率是不夠的。所以銀行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來進行辯論，他們有各種類型的、不同類型的資本金，有的監管方就接受了銀行的辯論，而且金融機構直接找到了智慧的方法，好的工具隱藏了自己的風險，他們有非常優秀的會計、律師、銀行家，他們隱藏風險的速度和能力比監管部門抓住他們的能力快。
最后，我想整個金融機構包括私營的金融機構，包括監管者都太樂觀了，對于我們了解風險的能力、管理風險的能力太過樂觀。我覺得我們結果導致我們承擔了太多風險，其實說到金融改革，不是說改革好還是不好，或者說改革的具體某些方法好不好，關鍵是監管者是不是真的有能力來把法案落到實處，今天很多人講到了，再次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這個東西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總是找到新的方法來承擔風險。
只要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沒有解決，我覺得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現資產泡沫，在泡沫破裂之后帶來危機。危機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我們能不能夠盡可能減少這種風險的影響，而且盡量減少任何失敗或者說失靈所帶來的影響。
大家會問，這個危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銀行承擔了太多的風險，他們的杠桿率過高，而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也非常大，導致了危機快速蔓延。我們為什么會陷入危機？首先，整個金融系統高估了我們的能力，而低估了風險。從最根本來講，是因為大家有充分的激勵機制來承擔風險，因為太賺錢了，而在這方面控制的激勵機制太少了，就是說沒有鼓勵人們要承擔風險。
那么監管者做什么？我覺得他們在做幾類事情。我說的這個不是突破性的做法，都是漸進式的做法。第一個就是微觀審慎，大部分的發達國家監管者并不認為他們可以這么做。他們覺得如果制止了一些機構做一些事情，那么其他的機構就會以另外的方式來承擔風險，這個隱藏的風險更好，將來的風險更大。
但亞洲更好地管理了風險，最低的首付率，或者房貸時有最低機制比，另外是限制杠桿，巴塞爾協議III或者其他的要求都是增加風險報備，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歡迎和積極的動向，但是問題是說，監管者能真正的落實嗎？我想這是對很多國家來說都有這樣的問題，就是他們的能力的問題。很多情況在政策層面，他們有很好的專家，對于一切的問題都非常了解，但是在執行層面，或者對于微觀金融機構個體的監管層面，這個能力有很大的下滑。
第二個就是結構性的做法，比如英國銀行業獨立委員會制定的規則，就規定英國的儲蓄銀行和商業銀行不能夠進行投行服務這個是突破性的規定，有各種各樣的政策上的嘗試來遏制，確保一個地方的銀行失靈不會影響到其他型的金融機構或者說其他銀行。問題就是監管者能不能夠負責管理銀行的這些機構，或者說金融機構能不能很好地采取這些結構性措施來遏制風險？這個我覺得可以到下一場危機時才可以真正看到考驗了。
第三個就是宏觀審慎，或者穩定性監管，其實之前一些專家談到了，我們所采取的一些嘗試，我想再提議一下，這個是新的概念，而且全球也只是在嘗試，一方面在監督方面，到底承擔了多少風險？第二個是什么時候敲響警鐘，在宏觀審慎方面我們還要考慮應該采取什么樣的一些措施，是不是禁止一些做法，是不是引進新的稅收，是不是減速某些活動，或者說完全禁止某些活動？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大的未知性。
我們首先必須要了解這些金融機構到底在做什么，其實很多人說央行采取的措施都是事后的措施，好象之前的金融危機一樣。危機之前央行說風險太大，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其他的結構性的支持來制止風險變得更大。未來這個悲劇會不會重演呢？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很多人覺得現在在進行大刀闊斧的監管的改革都是比較積極的信號，但是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能不能徹頭徹尾得到落實，以及未來的危機會不會因此而減少它的破壞性的影響。
[黃明] 謝謝！Marc INTRATER先生談到了金融危機后的一些金融監管是不是能夠預防下一個危機，或者實在不能預防下個危機他也談到了一些方法的探討，其中對金融機構過渡承擔風險的激勵機制的討論，而且也談到是不是有一些業務的分割，這個蠻有意思。金融機構是在金融信息和資金的周轉中樞地帶，他們的功能要想有效發揮，往往需要很多同時承擔很多的金融功能，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在很大壓力下也把格林斯潘也取消了，假如這樣做如何把它做好的確也是很好的挑戰。
[黃明] 下面進行討論的階段，我首先給在座各位專家提一些問題，然后我們會有足夠的時間，給在座的觀眾給專家提問的機會。假如專家希望問題通過條子方式遞上來我也非常愿意幫你們遞給他們。
[黃明] 我先提一個問題，我要問吳行長和李院長，就是剛才你們倆都說到了金融危機對中國監管的啟示，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是：的確中國的金融監管現在面臨著是不是有可能過多的機構監管，而不是足夠的功能監管，而且也缺乏在幾個監管方之上更有權力的、有協調權、有動態的決策權的一些機構？而且吳行長也提到了，是不是可以通過央行有更多的權利的方法？我現在想把這個問題拋給你們兩位，因為你們兩位是在中國金融監管方面有非常多的研究和經驗，你們認為中國怎樣在這個方面進行改革，這個機構是不是應該央行來做這個事？不管是不是央行來做這個事，這個機構必須要有什么樣的權利，怎么樣做這個事，能夠協調監管？
[吳曉靈] 我想中國所處的情況，和國際上所處的情況，其實有很大的不同，這次金融危機在西方是由于過度的金融創新和過度的追求利潤，而沒有很好控制風險，造成了資產泡沫引起了金融危機。所以在國際上討論監管改革的時候，在技術上討論了很多，不管是微觀層面上的改進，還有在提出了，宏觀審慎的監管也是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吳曉靈] 但是我覺得中國所面臨的所處的階段和國際上不一樣。他們是發展過度了，而中國我一直的觀點，中國存在著金融的壓抑。中國的金融市場、金融工具都發展的非常不夠。而這個發展的非常不夠當中，我認為有一個，就是剛才說的，在監管體制上面，沒有實行功能監管而是過度實行了機構監管，以機構監管為主，有它的好處可以控制一些風險，機構的風險有人負責任，但是最大的弊病就是割裂了市場，而且使得同樣一個法律工具，同樣法律關系的金融產品，各個監管當局是實行的是不同的監管的準則，這樣的話也會埋下金融的風險。這是我們和國外不一樣的。
[吳曉靈] 第二個在國外，這么多的金融危機當中，無論是在金融的發展過程中，還是處置金融風險過程當中，誰都不會挑戰中央銀行的權威，但是在中國，中央銀行我認為權威太不夠了。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政治優勢，因為我們有國務院在那兒統著，很多金融問題化解看起來沒有太大問題，好象中央銀行權威性不夠也沒有釀成大的問題，但是我個人認為長期這樣下去，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會產生很大的弊病，尤其是我們在推動人民幣的跨境貿易。也就是說人民幣逐漸會走向國際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如果人民幣想有一席地位，我們現在的這種金融發展狀況，是根本無法適應的。
[吳曉靈] 所以為了中國金融業發展的更好，我認為第一要樹立中央銀行在金融體系當中的權威，這個權威不是個人的權威，是一種職能的權威；第二在我們的監管體系中，要樹立功能監管的理念，應該是相同法律關系的金融產品，應該實行統一的監管原則，這樣話，才能夠讓我們的市場得到更好的發展；第三在監管方面更應該看到監管者的責任是使這個業務的發展合規和審慎，發展的責任是在金融機構，監管者的責任是說你金融機構在發展過程中要控制好自己的風險。我想中央銀行監管當局和金融機構只有這樣的宏觀布局，中國的金融業才可以發展的更好。
[黃明] 謝謝！
[李揚] 我同意吳行長的一些看法。我覺得黃明老是提大問題，你這種問題我想是不是兩個層面來回答。一個是說我們要看，監管模式問題，你涉及到第一個是監管模式，到底機構監管還是功能監管，還是超越了功能監管，中國顯然是在功能監管層面，有歷史原因，同時也有經濟體制以及它的政治體制的根源，就是我們還是管機構、管人是我們所有領域中管理的要點，我們必須要管這個東西，所以這個也體現在我們金融領域管機構同時也管人，這使得金融這么活躍的領域發展確實受到障礙，所以總體來說，我覺得我們也應當支持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過度，并且還要借鑒國際上最先進的理念。還要超出功能監管，因為功能監管現在很多的金融活動和金融市場搞不清楚是什么功能，比如說現在誰能把一件事情到底是銀還是保還是證說不清楚？需要更超前的模式，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一個方面。
[李揚] 第二個，就是這樣的功能確定之后，由什么機構來承擔。這兩個問題我覺得不能太多的混淆。當然吳行長比較多的討論是說央行來牽頭承擔，不要削弱央行的權利，我作為一個研究者來觀察，中國的很多東西，功能也要重新設置。偏開金融，就在金融活動中財政部的功能是什么，這個問題其實也該拿出來討論。
[李揚] 我們看一開會叫到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國際基金組織是這樣開會，說定事是財長來定事，中國央行行長也定不了事就找一個副總理來定事，這種也要調一調，理順。承擔機構的一致劃分其實是一個問題。我記得特別清楚，伯南克剛上任到我們這里演講，他要求有國家領導人的要求，他說我是內閣排名第四，不是你們排名第17，你是最不重要的閣員之一。從金融領域中提出了這樣的調整的需要，我覺得這樣調到位對我們機構的功能也都要有重新的設定，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減少很多的摩擦。現在到底是什么模式，以及模式的承擔者這些問題攪在一起有的時候說不清，我覺得需要有這樣的調整。
[吳曉靈] 我再描述一下我的觀點，我只是說要尊重中央銀行的權威和他對于監管信息的知情權，我強調的是這個。因為歷史的原因，和各國的情況不同，監管機構的設置，中國已經把設立了一行三會，要求三會回到改革前中央銀行什么都管，我覺得這個不太現實。在這樣的格局下，中央銀行必須要有信息的知情權和必要的時候對金融機構的檢查權，機構可以分設，權威的地位和權利我認為需要給。
[黃明] 觀眾的一個問題，吳主任，如果一行三會的格局要調整的話，這個有點細，原屬三會的權限哪些應該回歸央行？
[吳曉靈] 我認為不需要時間權利回歸央行，我講的一行三會，如果說在我的理想模式中，應該實行功能監管，不能就機構監管，我現在就說再白一點，現在推動證券基金法的修法，實際上它就是我國金融業銀行、證券保險，第四個就是信托業就是資產管理，這是未來金融業發展非常大的一塊市場，在這塊市場，五類金融機構做的同樣的信托關系一個產品，但是大家的原則不一樣。
[吳曉靈] 我不管這個監管權最后給到誰的手里，應該是說誰做同樣的業務，就應該受到同樣的監管，比如說美國的保險公司做投資連接產品，它的投連險即受保監會的監管又受證監會的監管，按照功能監管是這樣，作為央行來說，我認為如果維持一行三會的格局，我認為對于央行在獲得監管信息方面應該充分的保證，現在保證的不充分，而且如果央行把系統性風險，系統性金融機構監管責任和維持金融穩定的責任給了央行之后，央行對金融市場上的異動對于各個金融機構的異常表現，中央銀行有權利去現場檢查，但是為了減少這種負擔，中央銀行不應該做日常頻繁的檢查，但是做特殊情況下的檢查應該有這種知情權。
[吳曉靈] 金融機構搞產品的開發，誰來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就是貨幣政策、有金融監管有消費者的權益，消費者的權益應該給到中央銀行，從市場穩定，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方面來制約金融機構過度創新，和監管當局對風險各方面的控制不太夠。我認為任何的權利都必須受到制約，沒有制約的權利容易產生腐敗，所以在這些問題上，有若干的組合，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和消費者保護有各種組合，任何國家要看歷史和現狀應該以最小的振動來體現這三者的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約。
[黃明] 孟文能先生您提到了中國金融監管者的一些想法，他們在討論是從功能監管還是進行機構監管您是不是可以從您的角度，從您對新加坡的金融機構監管來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對中國的一些看法？
[孟文能] 這一個很好的問題，我認為每個國家都必須找到一個自己的答案，在新加坡在很早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了一種統一的監管模式，這就意味著，新加坡的監管局會監管銀行、以及中介機構和保險公司，所以他覆蓋的面非常廣。之所以我們能夠這么做，因為我們是非常小的國家，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建立起獨立三個監管機構，我們認識到這三者間其實有很大的合同的協力，我們認為這樣的模式在金融危機來臨時能夠幫助我們度過危機因為最好的實現限制我們監管的套利。
[孟文能] 很多時候無論定期存款還是其他的產品，看起來非常相似，如果受不同的監管原則的話，會產生監管的套利。你談到的，到底應該是實行機構監管還是功能監管？我們認為兩個方面同時著手，許多風險因素能夠在系統中傳播，比如一些資產，或者以房產導致的這些風險會不斷的累積，我們必須成為一個整體的團隊來進行監管，來避免這些風險的出現，同時對于各個機構的監管也非常重要。
[孟文能] 所以我們用監管和監督這兩個詞，所謂的監管對所有的機構采用同樣的做法同樣的流動性要求，單筆貸款的要求，我們采用同樣的方法，對每個機構的監督又有所不同，有的機構需要特別的監督的行為，監督的措施。比如說有些機構會承擔更多的風險，或者說他們的風險管理體系并不是那么的健全，我們就需要和這些機構進行溝通，來看看我們是不是需要對他們采取額外的要求，因為我們永遠無法找到一個完全適用于所有金融機構的統一的監管方法，我們需要用對每個機構的監督來補充整個系統的監管。
[孟文能] 我們要確保每個機構他們了解自己的風險，了解自己管理風險的能力和他們及時進行溝通，找到每個金融監管機構存在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其實不能把這兩者分裂開里，我們需要機構的監管也需要功能監管，我們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我們有統一的監管機構，但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可能需要不同的制度，你們需要建立起不同的監管機構來實現各監管機構間的協調。
[吳曉靈] 我認為功能監管和機構監管不是絕對對立，是結合在一起。我的PPT原話是金融監管要處理好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關系，功能監管是維護市場統一秩序，機構監管保證單個機構的審慎合規經營。我們現在是機構監管完全杜絕了對功能監管實施了排斥我覺得不好。
[黃明] 下面問兩個金融機構和咨詢公司兩位專家的一些想法。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談一下，金融機構承擔過多的風險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是不是要讓金融監管者給金融機構足夠的措施，這是你們當中一位曾經提到的，你們和金融機構的合作，是不是認為需要建立起新的監管的規則，是不是因為我們新的監管機構或者說新的監管存在導致這些金融機構愿意承擔更多的風險？
[白承睿] 我們希望很多新的金融監管的規則能夠控制未來，很多金融機構采取過多的風險來避免他們重蹈過去的錯誤。我覺得目前的階段，很多事情還在發展過程中，我很難下一個結論。我們已經有了巴塞爾協議是一個總的指導原則。但是我們還需要最后來確定巴塞爾協議還需要各個國家來制定自己的規則，如何落制定抗周期，來對資本充足率進行規定。我們的確認為需要監管方采取很多監管措施現在大家對這個進展情況總體來說還是滿意的。
[白承睿]另外就是全球的監管，沒有全球的監管，會導致監管套利的情況，我覺得這個是巨大的挑戰，對我來說最大的風險，可以說很多好的意圖的監管的改革可能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風險就是出現了很多影子銀行體系。我們出現了更多的風險類別。很多的金融操作都不是在銀行中存在，而是由影子銀行體系來操作的。對于我來說，影子銀行體系可能是對未來金融市場，金融體系一個重大挑戰可能是過度的監管所導致的一個原因。市場中還有很多的需求，很多的貪婪存在，由于過渡的監管可能導致正常的銀行沒法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白承睿] 我們是不是提供更多的激勵措施地鼓勵他們關注長遠的發展。我們都看到如果大部分的機構都采取了很多的星球機制的改革地很多都不是一次性的體規大部分的需求，而是分期支付，這樣的話會給機構中的個人以更多的激勵措施，更多來關注他們長期的利潤和發展。
[Marc INTRAER] 一方面在改革方面，要加強對于個人和機構的一些激勵措施，防止他們承擔更多的風險。比如說一些國家加強了對于金融機構高管薪酬的監管。所有這些防止了一些金融機構承擔更多的風險，我覺得總的方向來說是非常好的。但是具體的能力，比如說在各個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各個金融機構當中他們監管風險，控制風險的能力到底有多少？但是我還是有兩個疑問。也就是在正常監管領域之外，在影子銀行體系，也就是那些缺少監管的一些領域，如果我們這部分加強了監管是不是另外的地方出現了風險呢？我們要確保其他地區出現的風險不會傳導到整個系統的其他部分。
[Marc INTRAER] 我們很成功的預防了風險成為360度全面的風險。我們也避免了道德風險出現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因為有的機構的風險過高他們的負債率高，以至于得不很高的融資或者說需要 融資的本金更高。今天看看不僅僅要關注那些負債的投資人，或者說定期存款的投資人，他們哪怕沒有得到保險，買了希臘或者說其他在07年底的高附加值的國債，這些機構投資者他們受到很大的損失，他們怎么辦，他們還可以繼續買這些機構的債券，現在這個不是很高的風險，現在主要的控制風險的市場機制是如下。
[觀眾提問] 我想請新加坡的局長，舉一個例子談一下在新加坡央行以及監管機構還有財政部是怎么通力監管的？比如說一個是資本過于的流動，還有對大而不能倒的那種金融機構的監管，從這兩個方面談談怎么樣監管協調的？
[孟文能] 我想舉的例子，我們金管局不僅僅是證券和銀行等等，完全管制內的，我們還有一個中央銀行管理流動性，在金融體系中，系統性風險，對于單一機構的健康度非常重要，在金融危機過程中，在我們金管局中有相當大量的信息交流，比如說對于市場上整體的流動性情況現在是不是缺美金了，是不是缺流動性，以及單一銀行運作的情況。
[孟文能] 我們從單一數據來了解到哪些機構出現了一個信貸的緊縮或者說流動性的緊縮。如果這兩組數據對照在一起就會有比較全面的認識，而且相應的話更多有工具找到共同解決的方案。如果的確是信息共享之后出現了流動性整體的減少，中央銀行就會采取措施，如果是個別的機構出現了流動性減少我們有的監管部門就可以采取措施，通過這樣的信息的通分了解他們就知道哪些銀行在很早的時候就知道哪些銀行有這樣的問題，監管方面依據這些數據和信息盡早的提出一些對應措施，從而比如說對資產維護的要求，提出更高標準，一旦需要進一步資產還可以收購資產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孟文能] 這種溝通機制對我們非常有用。但是很多國家有兩三個以上的監管機構，比如英國他們金融服務局和應中央銀行必須合作之間和信息共享之間的機制建立。怎么樣得到信息最快你就可以把這種信息交流的機制和規則非常重要，就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間的互動和交流可以實現，各國情況不一樣，必須要清楚了解國內情況再確定。
[孟文能] 比如說，我們的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金融產品是保險公司提供的或者說證券公司來提供的或者說銀行提供的，在他的風險組合中是一樣的，本質上這個產品也是很接近的，但是他們賣出的產品，形式是不一樣的，所以信息披露的要求也是不一樣。對于流動性和資本金的要求也不一樣。這種分開監管有可能會帶來問題，即使是一體的單一的監管機構我們也不斷的關注這些問題，我們內部還有按照機構的形式來分開來監管，比如說期貨和證券法是針對資本市場，銀行法是針對銀行，實際執行中法規不一樣，我們不斷的在過去十年一體化的監管。
[孟文能] 我們監管的法律是不一樣的，不斷要對這些產品進行比較和認識，然后決定是不是現在監管形式現在最好，這個監管平臺是平等的，不然的話就會有套利，所以不斷會有挑戰，不同的機構讓他們實現信息交流合作更難，他們沒有一個簡單的回答。
[觀眾提問] 我是財經報的記者，我是給新加坡監管局局長孟文能先生，最近有報道新加坡發展人民幣離岸開放，你們對這方面的愿景和思路是什么？和香港相比新加坡覺得自己的優勢在哪里？
[孟文能] 這個問題應該問問央行，或者說銀監會更適合來回答。我們上午聽到了周小川(專欄)行長和劉明康(專欄)主席說到現在有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我們越來越多人民幣貿易結算和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幣，越來越知道中國政府希望將人民幣的和國力越來越相稱的推動的表現，但是我理解要以神圣的方式來進行人民幣的國際化，這樣的話人民幣發展不會失去控制，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更相適應。
[孟文能] 我相信會逐步出現一個貨幣的區域化，中國的中央政府逐步允許人民幣選擇的進行使用，離岸在香港最早開始，現在在新加坡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積極的一個表現，因為現在越來越的貨幣能夠來運用來進行國際結算對我們來說越有意義，我們愿意和中國合作，目前來說整個的規模還比較小，我現在還不想吊高大家的胃口，告訴大家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變化，我們期待這樣的步驟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逐步進一步的深化和寬化，我們相信對于新加坡的私人銀行，還有資本市場，以及作為美元的重要離岸市場中實現一個互補進一步發展。我在這里還想補充一點，目前的規模還很小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取得進一步發展。
[黃明] 感謝各位專家感謝你們大家的參與，全體大會三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