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于2011年3月19日-21日在北京釣魚臺舉行。上圖為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思。(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于2011年3月19日-21日在北京釣魚臺舉行。以下為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思演講實錄：

　　邁克爾·斯賓思：張主任，盧副主任，女士們、先生們，非常高興今天早上和大家在一起，也非常榮幸再一次的被邀請回到中國的發展論壇。我想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所做的項目，就是開恩科洛斯基金會支持了一個由國際經濟學家和實踐者組成的團隊，我自己也參與了這樣一個團隊，為中國“十二五”規劃提供一些相關的國際經驗以及我們建議的參考。

　　我們這個報告已經完成，而且已經在四月份在中國公布了，包括中文和英文的版本都有。因此，大家都可以獲得這樣一個報告，也許會對大家提供一些我們的參考。至少我認為，這的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舉措，提升了我們這項工作的透明度。

　　首先，我也向大家來隆重的推出一篇文章，我覺得這些內容非常具有參考價值，大家可以看看。現在大家也都知道，其實這個“十二五”規劃并不是以這種過去意義上的計劃，事實上中國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市場扮演的角色或者作用也越來越大，而不是真正的由計劃來主導這個市場。

　　既然不是一個計劃的話，到底是什么呢？這個規劃與其說是規劃，還不如說是一系列政策之間的組合，政策都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

　　至少有五個基本的轉變：

　　第一，改變增長的模式，尤其是在供應方面的結構，使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全球市場份額變得足夠大了，讓擴張的步伐沒有那么快了，同時發達國家經濟體增長趨勢，可能還有逆風的情況，未來可能出現下降的趨勢。

　　第二，對需求的再平衡，尤其從投資和出口轉向國內需求。

　　第三，去適應一個不斷快速城市化的人口結構，保證有足夠的激勵措施，讓過程變得盡可能的有效。

　　第四，建立足夠的社會基礎設施，建成一個和諧社會，尤其特別強調機會的均等。

　　第五，擔任與中國實力相符的國際職責，包括在穩定增長和可持續方面，包括處理氣侯變化等其他方面的一些問題。

　　中國中等收入的過渡有一些共同的，也有一些獨特的特點。實際上現在很少的經濟體，大概只有五個國家，他們能夠在保持高增長的同時，實現這樣一個過渡。而像中國這么大和中國這么多元性的經濟體，這么大的國家走這樣一個道路是前所未有的。這五個轉折并不是什么新的東西，在第九個五年計劃當中就已經承認需要這樣一個需求，但是現在的緊迫性變得更高了。

　　經濟當中我們有這樣一個共識了，現在就是實施的問題，這也是我希望在接下來幾分鐘當中來看看如何實施這樣一個目標的。

　　中國采取了一個正確的觀點，計劃和市場可以和諧共處。一方面國際的經驗也支持這樣一個方法，實際上有很多全世界發展最快的經濟體都能夠把計劃和市場有機的結合起來。每一個國家都成功的實現了它們從低收入向高等和中高收入的這樣一個轉變。沒有一個國家讓他們極端的相信所謂自由市場的模式。而國際的經驗同時也表明，計劃和市場之間的平衡會在這個國家逐漸走向富裕的過程當中更多的傾向于市場，這樣一個結構上的變革將會更多的由市場的機會，還有創業的一些努力來推動、來支持，因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企業和事業。

　　為了支持這樣一個轉變需要做幾樣事情：

　　首先，那些傳統部門勞動密集型企業，他們過去為增長做出貢獻，現在會逐漸喪失他們的競爭力，因為他們也需要做出調整，比如說更多的向內地轉移。同時還有讓那些公司在價值鏈的高端更多的前進。

　　當然在現狀當中有很多既得利益團體，有時會出現抵制的情況出現，造成變革的停滯或者是停止。不管是實際，還是民意的人民幣匯率在這個方面是一個有利的機制，因此不應當逆轉這樣一個趨勢。

　　同時，在金融行業的發展方面，它能夠給儲蓄和金融中介方面帶來更多的選擇，同時給股本和信用市場帶來更高的效率，同時也可以給更多的企業帶來支撐。因此不管是貿易還是非貿易領域都需要金融行業的增長。所有的行業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可以吸引更多的農村人口轉向城市。當然了，很多這些工作都會在城市里面所謂非貿易的服務型部門產生，因為不管是在出口還是在制造部門，他們雖然會逐漸的走向內地，但是他們不管怎么樣，最終會逐漸走向增長速度放緩下來，并且會轉移到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所以它必須要被替代，主要是那些國內需求所驅動的，尤其是在大型服務性行業所替代，比如說建筑，城市運營方面。

　　在戶口體系方面，我覺得需要取消它。而且所謂的農村移民最終要成為擁有完全身份的這種城市市民。當然了，如果不愿意這么做的話，更多是因為害怕城市化進程太快，或者是太不平衡。農村人之所以來到城市，不是因為城市有機會，而是農村沒有機會。拉丁美洲他們的經驗，他們土地比較集中，所以他們的城市化更多來自于農村的推動，而不是城市自身的吸引力。因此在這個過程中確實可以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戶口體系可能不是問題的最終答案了。同時我們也看到，在這個體系當中，有很多相互關聯的部分都需要共同取得進展，一方面我們需要國內需求不斷上升，然后在供應方面需要金融行業做出更多的回應，然后城市和社會的基礎設施也需要被建立起來，以支持這樣一個進程；同時還需要有足夠的社會激勵機制存在，讓人們做出正確的選擇，并且帶來一個有規則、有序的進程。同時隨著私營部門的不斷擴大，也需要建立相應的法律架構和政策來支持競爭，市場的準入和退出，市場的開放，知識產權，以及社會保障網。

　　同時，在技術這個方面，可能也更多在強調本土創新，這也是中國在技術方面的一個東西。中國是一個大型而復雜的經濟體，有不同層級的政府，他們的表現如何呢？對于成功也起到關鍵的作用。因此，特別強調經濟和社會目標的融合，在進行體制改革的過程當中，同時設置足夠或者適當的這些激勵措施，它也是一個成功實施計劃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需要一個正確的衡量和透明度的體系。

　　在這個過程當中，正確的指標和準確的指數，它能夠準確的幫助人們了解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環境方面的目標是不是能夠準確的反映事實？實際上國際的這些經驗表明，來自于市民社會、來自于企業、來自于相關不同政府的及時回應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問題，并且讓我們找到過程當中一些糾正的辦法，同時提高我們的服務和業績的表現。實際上其他國家已經從公共咨詢的方面獲得很大的收益，尤其是政策設計方面，實際上中國在“十二五”計劃當中也是從各個地方、各個省市的這些民眾當中廣泛的征集了經驗，而現在應當讓公眾更多參與進來，監督“十二五”計劃實施的進程。

　　我再談談中國公共部門的問題，他們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很大，包括土地，不同類型的基礎設施，大量的儲備，還有國有企業當中多數股權大量財富的擁有。國有企業在中國固定資產方面占到一半，在市場當中的利潤占了1/3，在所有的國家，這些資產都是以一個公民信托的形式存在，然后被建立起來，并且在應用的過程當中主要是獲得社會和經濟的雙重發展。中國在這個方面做得還是非常好的，絕大多數的國家讓他們公共部門的投資，希望他能夠達到足夠快的速度來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中國恰恰不需要這一點，因為中國哪怕現在消費少一點，但是為未來的增長愿意下功夫，進行公共部門的投資，同時在過去的改革當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但是有的時候，可能一個戰略的執行時間有些特別長了，比如說對公共部門進行投資的時候，可能一定的歷史時期是有必要的，但是未來如果加大這方面的投資就需要足夠的社會回報率支持，不管是公共還是私營部門。同時可能在90年代的時候，國有企業因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可以有比較高的留存的收益和分紅。但是，這個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現在國有企業的收入他們如果進行再投資的話，就必須也要接受同樣的、高回報的標準檢驗，要不然的話它的增長最終會緩慢下來。同時那些不能被投資的部分，重新導進高收益投資的類別，不僅是公共還是私營部門，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或者是投入到那些能夠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險的這些部門。

　　當然，國有企業現在也進行了自身的變革，它們也必須接受市場規則的考驗和市場激勵的衡量，尤其是在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當然后者可能在資本市場做得還不夠。現在工資不斷的上升，勞動力富足方面出現了逆轉，因此中國的結構需要在經濟需求面出現變化，更多朝向依靠可支配收入和政府的消費，當然我們不知道這方面的消費會不會增加。不管怎么樣，它都會回到高回報的投資當中。問題是，并不是說它會回到哪里，不管怎么樣，不管政府的消費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消費，都是代表了國內累計的總需求的增長。而這個方面，從供給到需求方面的轉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這樣一個體系的變化是有必要的，這樣就需要把所有國有部門和公共部門投資的需求寄予對經濟回報方面的一個測試。

　　我這樣說并不是說國有企業需要進行私有化，中國實際上現在設定了七個戰略產業，七個戰略產業當中，國家繼續保持主導性的所有者地位，這可能并不是一個完全好主意。我知道在其他國家也有一些例證，可能整體的私有化會讓情況變得更糟糕。國際的經驗表明，它取決于不同的部門，也就是說各有各的情況，在有些部門，可能有更多的競爭會有更多的收益，會提高它的效率，會帶來更多的業績改善。但是這不是主要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總需求轉變到另外一種增長模式，可以讓增長變得更具有持續性，并且避免邊際回報遞減的陷阱，也就是改變現有投資的方式。

　　這是我說的主要觀點總結。謝謝各位的聆聽。